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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鹏】
新型冠状病毒爆发后，中国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友好国家都已倾注极大人力物力遏制病毒的传播，尽最大努力挽救中国人民的生命，遏制病毒的全球蔓延。
经中国中央军委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从2月1日已经抽组医疗力量分别以铁路、空运的方式集结武汉；根据中部战区命令，驻鄂部队抗击疫情运力支援队2日正式抽组成立，开始承担武汉市民生活物资配送供应任务。从2月3日起，将有一支1400人规模的军队医护人员承担起武汉火神山医院医疗救治任务，支援地方疫情防控。
然而，在救灾抗疫的公共卫生与应急实践中，也暴露出种种深层次问题，值得反思，并拿出制度性的应对方案。故此，本文试图提出并论证：宜在现有部署的基础上，尽快建立、扩充、磨合锤炼一支直属中央军委指挥、常设建制、专职应对核/生/化/流行病威胁的正军级（以上）防疫常备军，可归建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或中部战区等军种部门。
全军抽组的1400名医护人员2日进驻武汉火神山医院，4日医院收治首批患者（图/人民日报客户端）
一、必要性、紧迫性
第一，从此次疫情应对来看，部分地方政府的应急经验、资源调配、治理能力，以及部分地方半官方机构的反应速度、工作效率、职业操守、专业素养等，都与应对疫情的客观需求和人民的主观期望存在一定差距。
第二，17年前中国成功抗击“非典”留下一条宝贵经验：中央政府在认识到疫情的严重性后，果断派出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北京市代市长王岐山为代表的一批大员干将，高度授权，统一指挥，迅速扭转形势，起到很好的效果。而时至今日，在疫情爆发一月有余、武汉“封城”已近半月的情况下，不同省份之间的协调，省内各市之间的协调，市内各区、医院、政府组织、半官方组织、民间组织之间的协调都仍存在一定问题，尚在磨合之中。
目前，在中央/顶层设计层面，已经设立“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由国务院总理亲自担任组长，体现出中央政府对疫情的高度重视。然而，在工作实操层面，即（1）在“领导小组”与各省之间（尤其是湖北省与周围毗邻省份）；（2）在疫情最严重的湖北省内部，尚无具备足够权威、权限的执行者来具体落实领导小组的精神指示，统一指挥，大刀阔斧地剪除各种行政性和非行政性阻碍，以抗击时疫。可见，如何统一领导，如何克服内部损耗、降低沟通成本、管控行政成本、集中整合体制内外力量，乃是当务之急。
第三，从长远看，随着中国各项建设工作的推进，（民用）核设施、大型（有毒）化学/生物制剂的研发、生产与储备设施数量将进一步提升。
就在本文写作时，2月3日00时05分在四川成都市青白江区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21千米。这无疑又对四川地区的抗击肺炎与抗震救灾工作提出双重挑战。此外，全球化趋势也导致非典、埃博拉、新冠肺炎等传染性疾病在全世界的高速流动与传播。
上述挑战都要求中国尽快组建一支强力精干的专业专职队伍，能够以最快的反应速度奔赴前线核、生、化、传染病等重大灾害的源头地区，利用军队的运力、资源迅速搭建符合防疫要求的野战医院；同时它还要被中央政府赋予足够高的权威、权力，能够统一调度涉事地区及周边省市各级政府、资源，协调不同部委，迅速产生合力，以有效抵御灾害、应对疫情。
第四，从更长远看，此次疫情已充分证明，一场重大传染病事件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打击力度也可能并不亚于一场局部战争。因此，从维护国家安全的角度讲，建设一支强大精干的公共安全常备军，并在历次抢险救灾中表现出卓越战力，本身就能够威慑潜在的威胁，更好地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
二、可行性
首先，70年来，在和平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历次抗洪、抗震、对抗疾病的抢险救灾中，尤其是在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的战役中，都建立了功勋，挽救了当地人民的生命财产，证明了他们的执行力和工作效率。
其次，此前中国已组建类似部队，有制度基础。譬如，2006年9月22日，经中央军委批准，解放军第一支公共卫生应急机动作战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疾病预防控制所公共卫生应急处置大队”在京正式组建。但遗憾的是，在此后的救灾实践中，并没有将其发展壮大。现在是到了重新考虑并再造一支真正能打硬仗、救民水火的新部队的时候了。
最后，类似编制也有他国成功经验可资借鉴。譬如，美国联邦政府设有“美国公共卫生服务军官团”（The U.S. Public Health Service Commissioned Corps, PHSCC），是美国公共卫生局隶下的联邦制服部队，亦是美国七支制服军种之一。他们既是军人，又是公共卫生人员。这支大约6000人的部队，不仅承担美国国内防疫工作，也可以派驻海外，参与国际救援。公共卫生服务军官团受到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的管理。公共卫生服务军官团的首长是具备等同海军中将级别的医务总监。医务总监直属于具备海军上将阶级的卫生助理部长（如果该部长为公共卫生服务军官）。
美国公共卫生服务军官团（资料图/PHSCC官网）
三、具体方案
第一，部队编制
1、该部队的军衔/行政级别不宜低于“军”，否则难以调度资源。在中国现行制度下，“正军级”相当于“省部级”。作为疫区/战区抗灾工作的总执行人（直接听命于中央军委和正国级的“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防疫军指挥官必须有足够的级别、权力才能有效调动资源，协调领导当地干部，做到令行禁止，统一指挥。
2、防疫军人数不妨设在2万人左右。总部、参谋及办公厅文职人员、以及军直属的科研院所编制约5000人。作战部队15000人可分为三个大队，每大队5000人。在平时，“中央大队”留驻北京总部，监控可能疫情，拱卫首都。
“地方大队”辖30余中队，分驻全国各省，独立于地方政府，自行运作，直接对中央负责。他们当密切监控当地可能出现的疫情，在第一时间向北京总部汇报；与此同时，知会地方政府，提请应对。
“海外大队”驻扎国外，作为中国履行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国际义务、积极参与全球人道主义救援而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这绝不仅仅在于提升中国国家形象和国际道义影响力，更重要的是随时搜集海外病疫情报，第一时间掌控新病毒、新威胁的发展动向，第一时间向国内总部汇报、预警。毕竟在全球化时代，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的新疫情、新毒株，都有可能对中国海外利益、驻外“一带一路”建设者和国内人民的生命安全构成重大威胁。
第二，平时管理
三大队，以2年或3年为期，进行轮岗，以确保防疫军任何一名指挥战斗人员在6-9年的服役期限中，都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战斗在第一线，经受疫病灾害的“战火”考验。
这是因为，如此一支耗费国家重金打造的精英部队，仅有训练是不够的，必须在最危险的第一线经受真实战火的锤炼。美军战斗力强，除了装备好、训练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常年全球作战，在真刀真枪中练兵。中国奉行和平发展国策，不发动对外战争，但作为负责任大国，也确实有必要积极参与国际救援，帮助友邦共同应对病毒、灾害的威胁。通过独立或参与联合国组织的相关救援活动，可以使防疫军常年保持战斗状态，而不至于悠游懈怠。
为此，防疫军章程应明确规定，所有升职、授衔、提拔，只能发生在国内抗击重大疫情或海外大队在国外的实战执勤过程中；平时状态下的中央大队和地方大队，原则上无提拔机会。这一制度设计旨在将军人荣誉心、逐利心与国家利益、人民需求有机结合，激励其在抗疫战场上杀“病”立功，升迁受赏；避免“打得好不如送得好、吹得好”现象；让基层实战第一线的勇敢军人得到应有的拔擢，被放到最重要的岗位上，并获得相应待遇。
第三，战时部署
1、在国内发生重大疫情时，经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和中央军委核准，将爆发疫情的省份（或包括其周边地区）划为“疫区”。“疫区”即“战区”。在实行军管的省、市，防疫常备军统一指挥，全权指挥协调各方，合理迎击疫情。疫情结束后，中央大队撤回首都修整，地方大队轮岗对调。
2、疫区/战区划定后，中央大队携物资、器械空降疫区，与原先驻扎于该省的地方大队汇合，组装空运来的集装箱模块，搭建野战医院。同时召唤邻近省份的地方大队前来增援。在出现极端重大疫情时，也可召唤海外大队回国支援，协同作战。
3、防疫军指挥协调疫区内的市内物资运输，有力保障医务人员和市民的日常需求。疫区内的医用、民用生活物资，包括外界捐赠钱款、物资，都由防疫军在当地政府配合下收纳、指挥、调度，并在其官网上实时更新、公示，确保每一笔慈善捐款和国家划拨的专项物资、资金，来有源头，去有落实。防疫军不是“太上皇”，同样要接受中央军委和全国人民的监督，如有任何贪腐、挪用、延误，同样将受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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