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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当地时间12月20日，美国资深东亚问题专家、哈佛大学社会科学院荣休教授傅高义因术后并发症，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一家医院突然离世，享年90岁。
《朝日新闻》报道
1930年，傅高义出生于美国的一个犹太家庭，父亲是移居美国的波兰裔犹太人，他的两名姑姑在纳粹集中营里遇难。1958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的傅高义本来以美国社会为自己的研究领域，但人类学家洛伦斯·克拉克洪的一句话改变了他的学术生涯——“如果你想深入洞悉美国社会，就应该负笈海外，在另一种迥然不同的文化中生活，并浸淫其间，”克拉克洪对这位年轻的学者说道。一年后，傅高义与自己的家人远赴东京，开启了他长达半世纪的东亚研究。
傅高义的东亚学术之旅以日本为起点，但进入六十年代后，他很快就加入到当时美国如火如荼的中国研究当中。颇负盛名的“头号中国通”费正清邀请他回到哈佛，用其社会学背景将哈佛东亚研究中心的传统汉学改造为当代中国研究。当时，他一边跟着费正清、赵如兰（语言学家赵元任之女）等学者学习汉语及中国文化，一边整理自己在日本所做的田野调查，撰写了《日本新中产阶级》一书。不过，他最有影响力的日本研究著作《日本第一》还要等到16年以后方才问世。
《日本新中产阶级》
[美]傅高义著 周晓红 周海燕 吕斌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7-5
人类学著作《菊与刀》在中国多年畅销，这本书从国民性格来分析了日本何以为日本，但傅高义却在《日本第一》中指出，日本战后经济腾飞与所谓的国民性、传统美德无关，真正发挥作用的，是其独特的社会组织能力、措施和精心计划，这些在教育系统、官僚体系以及企业文化中都有体现。在面对日本是否真为第一的争议时，傅高义强调：“我说‘日本第一’不是指日本经济是全世界最强大的，而是要告诉美国人，日本是如何发展的。”
《日本第一》问世11年后，日本经济迎来了漫长的衰退期。2000年，傅高义出版《日本还是第一吗》一书，并在序言中写道，自己从未后悔写《日本第一》这本书，“当我翻阅我在书中所写的内容时，我相信这是对当时日本的正确描述，也是对这本书出版后20世纪八十年代发展趋势的预测。”
《日本第一》
[美]傅高义 著 丹张谷、柳柯英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6-3
尽管傅高义的中国研究起步于冷战时期，他却十分看重学术研究的中立性与客观性，他说：“尽管美国是冷战的领导者，美国的中国观察家们却不属于激愤的冷战斗士之列。”上世纪70年代末，傅高义首先来到广东进行田野调查，写下了《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一书。卸任哈佛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一职后，他又开始了《邓小平和中国的转型》（《邓小平时代》英文版）的长篇写作，透过邓小平跌宕起伏的政治生涯讲述中国改革开放的风云变动，对激变中的中国做出了全景式的描述。2013年，《邓小平时代》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引入中国，不到一年就卖出50万册。傅高义将这本书60万美元版税全部捐给了自己的母校威斯利安大学，社会学学者、《日本新中产阶级》的中文译者周晓虹曾好奇地问他为什么不捐给哈佛，傅高义直率而幽默地回答道：“哦，他们不缺钱。”
《邓小平时代》
[美]傅高义 著 冯克利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1
傅高义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将自己对中国、日本的研究结合起来，放置于世界格局之中，思考东亚社会及环太平洋地区的未来。2017年11月，
他曾在华东师范大学的大夏论坛上发表以“中日关系与东亚的未来”为题的演讲
，探讨了中日双边关系以及中日本三边关系的历史轨迹，并指出两性的中日关系不但有利于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还能帮助中国进一步扩大国际影响力。
2019年7月，傅高义曾联合百名美国学界、政商界专家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一封题为《中国不是敌人》的联名公开信，呼吁中美两国合作，以应对气候危机、维护国际和平。他
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
表示，很多美国领导人都不怎么了解中国，在谈到美国大选与中美关系问题时，他认为，特朗普的对华策略“水平不算高”，拜登政府的人“可能会对中国有更聪明的做法”。
傅高义本不是研究国际关系出身，但作为一名在二战中成长、在冷战中研究异国他乡（甚至是本国意识形态敌人）的社会学学者，他深感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促进国与国之间关系正常化的必要，这就必须增进各国民众及领导人对其他国家的了解，他曾经表示，“帮助两个国家（中日）提高互相理解”是自己晚年的一大心愿。
日本岩波书店总编辑马场公彦
在接受《东方历史评论》采访时提到，中国民众对日本充满好奇，但对日本的认知基本被《菊与刀》《武士道》《五轮书》《日本论》四本书固化了，日本读者对于现代中国的关心度很高，到目前日本市面上关于中国研究的书又比较单一，大多由日本人书写，现状很难说令人满意。傅高义的许多著作都已在中国出版，阅读他的书，我们可以看见“武士”之外的现代日本，也可以看见风起云涌的中国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