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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以“当选副总统”身份发表演讲时说，她不仅在言语上，而且在外表上也向女性活动家致敬。
哈里斯决定穿白色裤装，既是向妇女参政者致敬，也是向希拉里·克林顿和前副总统候选人杰拉尔丁·费拉罗等女性政治家致敬。同时，哈里斯的白色丝绸衬衫配上猫咪领结（pussy bow），是对四年前开始爆发的女性抗议活动的暗示。
作为一位撰写时尚和政治的历史学家，我喜欢这种类型的时尚姿态，显示了时尚声音在政治体系中的关联和力量。哈里斯和她之前的妇女参政者和政治领袖一样，正在用她的服饰来掌控形象并引发对话。
然而，白色和妇女参政者之间的强烈关联在今天并不完全准确。这种联系更多的是基于媒体上流传的黑白照片，这些照片掩盖了另外两种对妇女参政者来说同样重要的颜色。
用颜色来说服
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妇女参政者并没有将视觉效果纳入其运动中。直到20世纪初，妇女参政者才开始意识到，正如全国美国妇女参政协会的组织者之一格伦达·廷宁（Glenda Tinnin）所认为的那样，“通过眼睛进入脑海的思想，比任何通过耳朵进入脑海的思想都更引人注目、更持久。”
意识到视觉效果可以改变公众舆论，妇女参政者开始将媒体和宣传策略融入到她们的运动中，利用各种能够引人眼球的事物来普及她们的事业。色彩在这些尝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庆典和游行等公共示威活动中。
在1920年第19条修正案通过后不久，女权主义者爱丽丝·保罗（Alice Paul）穿上白裙，举起酒杯。图片来源：Library of Congress
她们的部分目标是要传达一种信息，她们并不像一些批评者所说的那样，是要摧毁性别等级制度的魔鬼原始人。相反，妇女参政者试图将自己的形象呈现为美丽而有技能的女性，她们将为政治带来文明，并净化腐败制度。
妇女参政者用白色来传达这些信息，但她们也转向了更多样化的颜色。
1913年华盛顿特区游行是第一次全国性的活动，将妇女参政者的事业送上了全美各地报纸的头版。组织者使用了复杂的色彩方案，以创造和谐和秩序的印象。游行者按职业、国家和州划分，每组采用不同的颜色。社会工作者穿深蓝色，教育工作者和学生穿绿色，作家穿白色和紫色，艺术家穿淡玫瑰色。
作为精通媒体的女性，妇女参政者意识到，仅仅创造一个吸引人的印象是不够的。她们还需要打造一个知名的品牌。受英国妇女参政者和她们的竞选颜色——紫色、白色和绿色——的启发，全国妇女党也采用了三种颜色：紫色、白色和金黄色。他们用金黄色代替了绿色，以向苏珊·安东尼和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致敬，她们在1867年为失败的州选举权公投进行游说时，使用了向日葵——堪萨斯州的州花——作为象征。
向日葵最早是在1867年堪萨斯州公投失败的游说活动中使用的 图片来源：Library of Congress
制造对比
美国妇女参政者的颜色——紫色、白色和黄色——分别代表着忠诚、纯洁和希望。而在游行过程中，虽然这三种颜色都被使用，但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还是白色的亮度。
在紫色、白色和黄色列队行进的画面中，她们鲜亮的服装与人行道上成群结队的深色西装男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游行过程中，游行者的白色服装与人行道两旁的围观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图片来源：Library of Congress
这种视觉上的对比——女性和男性、明亮和黑暗、秩序和混乱——传达了希望和可能性：如果女性获得投票权，她们会如何改善政治？
比起彩色的裙子，白色的裙子更容易买到，也更便宜。贫穷或中产阶级的妇女只要穿上普通的白裙，再加上紫色或黄色的配饰，就可以表示对妇女参政者的支持。将白色与性和道德纯洁的概念联系起来，也是妇女参政者驳斥将她们描绘成男性化或性变态的负面刻板印象的有效手段。
黑人妇女参政者尤其利用了白色与道德纯洁的联系。通过穿白色衣服，黑人妇女参政者表明她们也是可敬的女性，而这正是她们在公共话语中长期被剥夺的地位。除了争取选票的斗争，黑人女性也开始穿白色。在1917年抗议私刑和种族歧视的无声游行中，她们都穿着白色的衣服。
尽管白色代表着强有力的声明，但正是这些颜色的组合以及每种颜色所代表的品质，反映了妇女参政运动的真正范围和象征意义。
下一次，当一位女性政治家想用时装来庆祝妇女参政运动的遗产时，也许不仅是在强调她们的道德纯洁性，也让人们注意到她们对事业的忠诚，更重要的是，她们的希望。
白色是一种很好的姿态。但如果再加上一抹紫色和黄色，那就更好了。
（来源：界面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