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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2日晚，45岁的老邓做完第二次核酸复查回到病房。即使戴着口罩也能看出他难掩兴奋。他是武汉江汉方舱医院44病房首位有机会进行两次核酸检测和全身复查的患者，也是整个病房的精神寄托。
老邓的第一次检测结果是阴性，按照规定，如果两次核酸检测呈阴性，肺部阴影症状明显好转，他与病毒的博弈就算胜利了。病友们都希望老邓能顺利出院，给病房开个好头。
邻床的陆俊奕是一名轻症感染者，也是病区里的志愿者。他向老邓送上祝福，老邓则用右手比了两次加油的动作。
但次日的检测结果让一切回到了原点，老邓这次检测结果与确诊时的一样，仍为阳性。病区里的患者们都有些小失落。
2月14日，江汉方舱医院开始对患者进行大规模核酸检测。次日，该院发布消息称，在武汉协和医院本部的大力支持下，江汉方舱医院每日核酸检测约400人次（其中检测结果阳性50%），CT检测350人次，因病情进展不同，部分病友仍需进行第二次检测。
江汉方舱医院安慰病友说：“请各位耐心等待，积极配合医护人员安排。”
虽然老邓并未立刻给大家带来好消息，但陆俊奕认为，只要耐心等待就可以了，“我们轻症病人大都已经度过了病情和心理上最难熬时候，现在体内的抗体正在剿灭病毒残党。”
江汉方舱医院内部环境。 图：受访者提供
一
29岁的陆俊奕住进江汉方舱医院已近两周。
这座“临时野战医院”由武汉国际会展中心改建而成，占地7.69万平方米。如果没有这次疫情，这里几天后（21日至23日）将要举办一场盛大的“华夏家博会”。
改造方舱医院的命令来得很突然。2月3日，武汉开始改造启用临时性的方舱医院，首批收治患者的有3座，分别是武汉客厅、武汉会展中心以及洪山体育馆，首批开放3600张床位。
方舱医院始于20世纪60年代越战时期，美军为了适应越南战争的需要，率先将自给式可运输的野战医院投入战场使用，这种医院采用方舱、可扩展帐篷、充气帐篷相结合的组合方式，可组成不同规模。后来这种模式被全球军方借鉴。这种灵活机动的临时医院系统也是弥补重大灾难期间普通医院资源不足的重要途径。
2月5日，武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立山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截至2月4日，武汉全市空病床仅剩421张，很多新增的确诊病患没有住进指定医院救治，形成了“堰塞湖”。
同日，武汉决定加快对“四类人员”分类集中收治，对于确诊的轻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无法全部进入定点医院治疗的，要求征用其他医院或酒店作为临时治疗区，集中收治患者。
2月5日，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提出，争取在2月5日晚24时，收治所有确诊病人，将轻症病人安排进入“方舱医院”。
武汉国际会展中心的改建仅用了2天左右。从病床和通道的中间距，到空气流向，各项设计都需要遵循传染病相应的要求和规范，医院的管理制度也要按照传染病管理要求，以及传染性疾病的病人特点来开展。
改建后的中心分为上下两层，总共1600张床位，其中一楼分为西区、中庭和东区，每个区内分成8个小区，每区整齐排列着50-60张行军床。分区之间由高隔板隔断，床位之间由1.2米高木板隔断。二楼有专设的医疗药品进出通道，每层楼另有2个护士站和全封闭的抢救室。
2月5日下午，这座临时医院就已经正式交接给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管理。其医疗队由国家医疗队和武汉医疗队组成，其中国家医疗队共9家，武汉医疗队共6家。
2月5日22时，江汉方舱医院正式启用，开始接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轻症患者。
2月5日晚，由洪山体育馆改造而成的武昌方舱医院也以超乎想象的速度被启用，洪山体育馆是湖北省第一座大型、多功能的体育馆。改造后的医院有800张病床。
万军是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副院长，也是武昌方舱医院负责人。“我们没有过方舱医院的管理经验，也不了解它的运行模式和组成特点。”万军说，但他必须要在36小时内，指导建立一所全新的传染病医院，包括组建管理架构、拟定工作制度和流程，进行人员培训，以做好收治病人的准备。
湖北省肿瘤医院医疗队副队长王俊见证了洪山体育馆是如何一步步变成武昌方舱医院的完整过程。他说，方舱医院是临时传染病医院，改建过程中，哪里需要隔断和封死，都需要医护人员提出想法。改建完成后，地方医疗队首先需要自己熟悉场馆，之后再带着国家队和护理团队快速熟悉场地。
武昌方舱医院也被划分为三个病区，也是按照“国家医疗队＋武汉医疗队”结合的模式运转，由本地五家医院和国家医疗队各派出20名医生，护理团队是来自青海、江西等4个省的400名护士，所有医护技工作人员加起来有600多名。作为“东道主”的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则负责武昌方舱医院的整体统筹和调配管理。
2月5日晚上7点，昌金星赶到武昌方舱医院，开始了第一班岗。他是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心外科医生，也是该院入住方舱医院医疗队领队，到第二天早上8点昌金星下班时，武昌方舱医院已经收治患者125人。截至目前，武昌方舱医院的800张床位几乎已经住满。
“方舱第一晚，一言难尽……我们都很努力，很拼。”下班后，昌金星在朋友圈写道。
江汉方舱医院大门。 图：受访者提供
二
根据武汉市新型肺炎防控指挥部医疗救治组制定的《方舱医院管理规则》，方舱医院收治的主要是已经确诊感染了新冠病毒的肺炎轻症或普通型、年龄在18岁到65岁之间、合并基础性疾病较少的患者。
陆俊奕是江汉方舱医院收治的首批患者之一。他从1月21日感到发热、嗓子痒，短暂服药输液后有所好转，26日晚，他再度高烧不退，但需要核酸试剂检测才能最终确诊。此时，武汉市内交通已经全部停运，2月2日清晨，陆俊奕步行1小时到达武汉市第一医院，前一晚，在医院工作的同学告诉他还有检测试剂。
次日拿到核酸检测呈“阳性”的结果时，陆俊奕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确诊后，他不再忐忑不安。2月6日凌晨，他接到社区工作人员电话，“可以进方舱了”。
他用1个小时匆匆收拾好行李，全部行李用一个双肩包和登机箱就装下了，除换洗衣服和生活用品外，还有药和牛奶。带上药品和牛奶是明智的，他到医院的第一天，由于时间仓促，医院里暂时没有药、吃饭的时间也不确定，常常延迟。
类似初期的问题并非江汉方舱医院一家的特例。
34岁的彭勇是在大年三十出现腹泻症状的。2月1日至3日最严重时，他感到呼吸困难，2月6日，他被收治武昌方舱医院前，每日都要去武汉同济医院输液。
入舱第一天，彭勇遭遇了无药、无人给他输液的窘境，他很激动，他所在的病房，情绪激动的患者不止他一个人。
2月7日，接管江汉方舱医院的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党委副书记孙晖向媒体表示，由于集中收治患者人数众多，工作量巨大，将考虑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对于患者反映的问题，“不能说是完全解决，但是情况在改善，已基本步入正轨。”
据孙晖介绍，第一天晚上，江汉方舱医院大约收治了600多病人，此后医护团队每天晚上都是工作到凌晨2、3点，随时都会有病人来。
最初，各地赶来支援的医护人员也面临一个适应的过程。
2月4日凌晨，还在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中医医院发热门诊值班的护士长刘利飞接到支援武汉的通知，当日早上9点，她从贵州省铜仁市前往省会贵阳集合，深夜抵达武汉。
经过简单休息培训后，她于2月6日晚上第一次进入江汉方舱医院。在这里，她将作为护理团队的小组长，与来自8个省的国家医疗队、武汉本地医疗队，以及武汉协和医院的行管人员共同抵抗新型冠状病毒。
当天晚上10点，1000多个床位已经接近饱和，但门外不断有患者被送过来。
面对这种复杂局面，她无所适从。身边都是刚刚到岗的外省护士，同样不了解情况，显得不知所措。最后她辗转找到的一位负责人，这位负责人同样很无奈，他正被医生、护士、病人包围在人群中间，手里拿着两部手机不断焦急地联系着上级和医院。
贵州援鄂护士刘利飞刚刚给病人发完药，向病人竖起大拇指，以示鼓励。 图：受访者提供
餐饮分配最初也遇到了问题，餐饮涉及酒店准备、物流配送、分发等多个环节，统计上稍有差池，就会有患者吃不上饭。加上武汉冬季温度低，饭菜放在外面稍微时间久一点就凉了，发到病人手上已经冷掉了。
差错在所难免，陆俊奕记得，有次午饭发到一半发现少了200份，后排病区的病人为此多等了一小时。护士第二次送饭时发现仍然不够，最终他们拿到午饭已经是下午3点。
最初，护士们也常常有苦难言，饭菜推到病房里时，患者们蜂拥而上、一抢而空的现象令她们很无奈。刘利飞还经常遇到有病人要求两份的情况，她要不断向患者解释，饭量都是按床位数一对一统计的，能不能再发一份要等发完看有没有多出来的。有时她最终拗不过患者，就只能再去找分饭的要一份。
好在高速转运磨合几天后，方舱医院的运转正步入正轨。餐饮和药物供应问题得到了解决。患者们同时抱怨的厕所和洗澡问题也逐步得到了改善。
1000多人生活的江汉方舱医院，原先只有东西两边的室内厕所，患者们在隔间外排起长队。新冠肺炎的症状之一是腹泻，有些患者等不及排队，就直接拿盆子在空地上解决。
2月10日，江汉方舱医院紧急投入一批移动厕所，解决了大家上厕所的难题。
2月15日，江汉方舱医院通知大家，从浙江杭州采购的4台电热锅炉已运抵武汉。2月17日，4间临时浴室已经基本成型，男、女各2间，各设淋浴喷头12个。
2月18日，陆俊奕领到了3张洗澡票，粉、绿、红三种颜色分别对应8-12点、14-18点、20-24点三个时间段。根据江汉方舱医院现场指挥部贴出的公告，每人每周3张“洗澡票”，单人洗浴时间尽量控制在20分钟内。
自2月3日第一批3家方舱医院开始改建，截至2月12日，武汉市已建成方舱医院11家，计划床位9029张。尽管方舱医院的医疗环境与正规医院还存在一定差距。但王俊认为，“目前来说，方舱医院应该是最适合的模式，患者的生活条件可能会差一些，但是生命健康可以得到保证。”
江汉方舱医院护士正在给病友分饭，防护服背面写着“加油”。图：受访者提供
三
武昌方舱医院收治的都是轻症患者，相比定点医院，治疗的压力并不大。对于医护人员来说，最关键的工作是如何保证病房的秩序，以及如何安抚患者情绪，让他们能自我管理。
依靠患者自我管理，也是各家方舱医院逐渐总结出来的经验。
2月11日，病区贴出志愿者招募令，陆俊奕积极报名，加入江汉区武展方舱医院支部群，并得到了一枚“江汉管家”的红袖章。
目前，群里有115人，这些志愿者的工作主要是配合护士发放物资和饭菜、协助民警维护病房秩序、汇总患者意见等。有时候有人吵架，他们就像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一样去调解，安抚病友的情绪。
很多时候，年轻的护士们受到委屈时，他也会承担起安慰者的角色。陆俊奕学过护理学，实习期间曾做过一年半的护士，这让他比其他患者更能理解护士们的艰辛和不易。
“患者自治”的初衷，就是由患者自行管理，遵守病区的制度，保证病区的良好秩序。患者参与管理的模式也立竿见影，临时医院开始从最初的无序，逐渐变得更为有序化。
经过前三天的运转，在武昌方舱医院的王俊也逐渐摸索出一套“患者自治”的模式。“患者自治”的初衷，就是由患者自行管理、“区长”（病区选出的患者担任）引导大家遵守制度、协助医护人员管理。
王俊负责的东区有120张病床位，再被分为5个病区，每个病区选出一位“区长”，由“区长”负责统计、发放生活物资及药品，这大大减轻了医务人员的工作负担，可以分出更多精力在治疗工作上。
另一方面，患者有时会对医务人员的管理产生逆反心理，“区长”这时候也肩负起对他们进行安抚和心理疏导的职能，这种患者之间的疏导往往更有成效。
2月17日，党员患者牵头组织的江汉方舱医院志愿者团队，进行消防培训前的合影。 图：受访者提供
四
相比于定点医院的重症患者，方舱里的轻症患者们更能看到痊愈的希望，但有时，也会有例外。
2月11日晚，陆俊奕原本要去找一位从定点医院转到江汉方舱的患者，但第二天早饭过后，这位从甘肃前来武汉进修的医生因胸闷多日，又重新送回至定点医院，只留下一张空荡荡的床位。
2月12日下午，3名医护人员和1名警察推着急救车迅速从21病房急速而过。这一幕勾起了陆俊奕最痛苦时的回忆，“头痛、心脏痛，吃药无效，因得不到确诊无法住院，我曾担心病情一直发展下去，自己撑不下去。”
2月14日，江汉方舱医院迎来第一次大规模核酸检测，病人从13病房排到9病房，队伍横穿大厅，又占了另一侧的两个病房。陆俊奕也排在队伍中间。
很快，不远处的病房里传来欢呼和掌声，有患者获准出院了，获准出院的患者们等不及吃午饭，就告别病友们回家了。
看着其他病房的病友出院，44病房的患者们也都在关系自己何时能符合条件离开方舱，他们开始互相询问对方的检测结果，并期待下一批出院名单能有自己。
前一天，陆俊奕安慰有些失落的老邓说，在方舱安心等待病毒消失，才是真正对自己、对家人负责，他开玩笑说，“外面菜品少、菜价高，物质条件不一定比得上方舱里”。
2月15日，陆俊奕的检测为“阳性”，和老邓一样，他也还需要在方舱里继续等待下去。
虽然有些失望，但他还是开玩笑地说：“阳性可以在这里继续‘混吃混喝’了”。随后，他在微信朋友圈里写道，出院14天后，他将以有临床经验的志愿者身份重回一线。
已经是武汉封城第27天了，陆俊奕忽然开始想念大海。他翻看着手机相册里在欧洲、日本和东南亚等地旅游时的照片，心里计划着等疫情结束后，他先去养老院看望奶奶，再带着曾中风的父亲出门散散心。
江汉方舱医院里每天都有喜讯传来。2月17日，江汉方舱医院迎来一波“出舱潮”，有23名患者这天痊愈出舱。陆俊奕和老邓都为他们感到高兴。
院方的数据显示，自开舱来，截止2月17日，江汉方舱医院已经有82名患者达到出舱标准，其中61名患者出舱。
收治在武昌方舱医院的彭勇是是2月11日检测达标出院的。2月9日，他和86名患者做了核酸检测，其中75名呈阴性，最终出院28人。彭勇回到与家相隔的另一栋住所里，他需要再居家隔离14天后，才能重返正常生活。如今，他每用力深呼吸时，似乎依旧感到胸口像是有堵墙。
出院并不是一个想当然的过程，王俊介绍，如果患者病程超过14天，且在方舱医院连续3天以上没有发热，医生才会根据情况安排患者做胸片检查和核酸检测。
“患者需要同时满足连续两次核酸检测呈阴性、胸片或者CT显示肺部症状好转或是完全消失，并经过国家专家组的逐一审核才能够出院。”王俊说。
收治在武昌方舱医院的彭勇是是2月11日检测达标出院的。2月9日，他和86名患者做了核酸检测，其中75名呈阴性，最终出院28人，彭勇是其中之一。
（实习记者唐青青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