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投行——中國新金融外交戰略的勝利

【亞太日報訊】伴隨著亞投行創始成員國申請截止日期的日益臨近，頗有戲劇性的一幕出現；繼英國成為第一個不顧美國反對申請加入亞投行的G7國家後不久，法國、德國、義大利、韓國均表示成為亞投行的創始成員國。在美國強大的阻力面前，其盟友相繼倒戈亞投行。這將對中國以及全球經濟與金融體系將造成何種影響？

在筆者看來，這是中國新金融外交戰略的勝利，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

第一，就亞投行本身的作用來講，其實完全是個互惠兩贏的“你情我願結果。

一方面，對於中國而言，自過去一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一帶一路以來，相關配套措施已加快推進，如今一帶一路戰略已經上升為國家戰略的高度，不僅有助於加強中國與周邊國家合作，也對化解國內過剩產能、支持中國企業走出去與人民幣國際化都具有重要意義。另一方面，對於周邊發展中國家而言，基礎設施建設薄弱、資金缺口較大也是不爭的事實。在這種情況下，由中國主導的專注於基礎設施建設的亞投行設立，可謂恰逢其時。

第二，就亞投行成立的外溢性而言，其影響已遠遠超出了區域性投資銀行的範疇，有望對現有全球金融秩序造成影響。

實際上，目前全球金融秩序仍以美國為主導，各主要國際金融機構，很多情況下是美國意念的體現。例如，美國在IMF的出資額與對應的表決權均在17%左右，並享有一票否決權，但與之相對，儘管近年來中國的國際影響力日益增大，但相應的話語權卻沒有提升，占比不足5%。此外，中國在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國際機構中扮演的角色也都被動與尷尬，在此背景下，中國通過亞投行重塑與大國經濟實力相匹配的金融秩序似乎符合邏輯，無可非議。

第三，亞投行有望突破以往束縛，為發展中國發展提供一個可以選擇的新範式，也是值得稱讚的。 其實，結合筆者早前在IMF的工作經歷，一個明顯的感覺便是中國家在國際金融機構中的無力與其地位之尷尬。

這不僅源於以上曾提到的發展中國家話語權有限，主要決定權在西方國家的掌握之中，更體現諸多細節之中，最顯著的便是發展中國家獲得貸款的不易。記得筆者曾一度被安排去非洲部工作，畢竟非洲最需要IMF的貸款救急，但即便數目不大的約幾百萬美元的貸款，流程也相當複雜，不僅需要與當地領袖反復商討，更要附加不計其數的條件，著實難以滿足當地的需要。

第四，亞投行不僅受到區域國家的歡迎，更引發美國盟友的倒戈，反映了國際社會對美元霸權的反感與對人民幣國際化的熱烈期待，不能不稱之為中國金融外交上的勝利。

實際上，正如筆者早前《人民幣急需擺脫強勢美元之困》文章中所言，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困局與“尼克森衝擊以來數次國際金融危機的出現密切相關，體現了儲備貨幣發行國國內貨幣政策目標與各國對儲備貨幣的要求經常產生矛盾，美元本位制的國際貨幣體系存在內在缺陷和系統性風險。如今美元強勢回歸，全球匯率市場動盪，新興市場國家大為衝擊便是其縮影。

而恰恰如筆者在去年文章《把握人民幣國際化良機》中所言，相比於早前推動人民幣國際化聲音大多來自內部，如今伴隨著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質疑美國與美元的霸權，反而對人民幣國際化表達出越加濃烈的興趣，使得人民幣國際化這一命題已遠非中國的一廂情願，反而有著更為強烈的海外需求。

第五，從這個角度而言，中國人民幣國際化面臨重要機遇，中國政府面臨的重要任務是穩定預期，避免危機出現。

例如，儘管當前美元持續走強帶動人民幣有貶值壓力，但筆者一直反對一次性貶值以應對危機，並提出在全球需求疲軟之下，貶值對出口企業幫助有限，而大幅貶值反而削弱市場信心，進而會引發更大量的資金外逃壓力，加劇危機局面。相反，穩定的經濟環境可以增加海外對國內的信心，增強人民幣吸引力，如何能夠配合以靈活的宏觀政策與相應的改革措施，從長期來看釋放中國經濟增長潛力，人民幣步入國際儲備貨幣行列充滿信心與期待。

本文轉自華爾街見聞，作者瑞穗證券董事總經理、首席經濟學家沈建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