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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日报 刘莉莉
海地首都太子港，临时灾民安置点前。
一个穿红衣服的小女孩拽起一只用塑料袋制作的“风筝”，笑着跑来跑去。在她身后，数以百计的破旧帐篷拥挤在一起。
小女孩光着脚丫，笑嘻嘻地站在一堆瓦砾旁，拽一拽手里的线，“风筝”便稍稍离开地面。她跑几步，“风筝”也跟着“跑”了起来，线绳与地面形成了一个大约３０度的锐角。
稍微一泄劲儿，“风筝”一头栽下来，小女孩笑呵呵地蹲到地上，歪着头看着她那趴在地上的“伙伴”。
我走上前去，拉起她的小手。她却“嗖”地一下将手抽回，只在我的手心里留下一小撮泥……
海地总统莫伊兹遇刺身亡的消息传来后，朋友们一脸惊愕，“一国总统就这么给杀了？”我却有些感慨，海地，这个平日里主流媒体、自媒体提都懒得提的小穷国，终于通过这种惨烈的方式，让自己出了名，被中国百姓所知晓了。
于是，我又想起了海地，回忆起那段独特的经历。在那段记忆里，有地震，有废墟，有霍乱，也有放“风筝”的小女孩……
雾霾里，透出一抹阳光。
**一 向导 **
我的海地之旅开始于一场惊吓。
那天，在一架小小的螺旋桨飞机上，我看到了大灾一年后的太子港。
2010年1月12日的那场大地震给海地这个西半球最为贫穷的国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打击，造成22万人死亡，将近20万人受伤，数百万人无家可归。当时，我还没有开始在拉美的工作，只是新闻图片上看到了堆积如山的已经僵硬的尸体，以及带着白手套的救援人员把儿童的尸体从废墟中抛出的画面。那一刻，生命的尊严成了草芥。
然而，大灾难后是更加可怕的瘟疫、骚乱和无家可归，震后的重建工作更是停滞不前。我坐在飞机上，向地面望去，太子港依旧是成片的破败的房屋，密密麻麻的帐篷区，死亡的气息似乎还未消散去。
太子港的机场是我见过的最破旧的机场。一扇大铁门是通往机场大厅的入口，感觉就像是马上要进入一个堆满杂货的大仓库。走进去，首先映入眼帘的几个破旧的入境窗口，里面坐着几个面无表情的黑人，时不时大喊着呵斥入境者。机场内没有空调，几个破吊扇正在缓慢地旋转着，摇摇晃晃，吱吱嘎嘎，不会扇起多少风，倒是让人担心扇叶会随时掉下来。
排了很长时间的队后，我终于办完了手续，拉着行李往外走。一出门，一股热浪扑面而来，强烈的阳光晃得我睁不开眼，等眯着眼能看东西了，却见几个强壮的黑人向我伸出手，我顿时警觉起来，这是机场外帮旅客提行李的，与其说是“帮”，不如说是“抢”，一旦他们帮你拖几步路箱子，就要收你几十美金，不给不让走。
这帮暴民，我可得罪不起。连忙边摇着头，边拉着箱子快步往外走。这时，一个粗壮如牛的黑大汉一个箭步冲了过来，伸手就抓住我的拉杆箱，我惊愕地抬起头，正好和他四目相对，这是一双怎样可怕的眼睛啊，布满了血丝，怒视着我，魔鬼一般，我想叫“help”,可声音闷在嗓子眼里就是出不来。
也就是在这时，一个黑人女孩冲了过来，“啪”地将黑大汉的手打开，愤怒地嚷了几句土语，这黑大汉刚要发作，看到女孩身后还跟着一个高大的青年，只得悻悻地走了。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认识了法拉和卫斯理。
眼前的法拉梳着卷卷的短发，身穿灰色T恤衫和紧身牛仔裤，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背着一个双肩背书包，一副学生气。她见了我受了惊吓，连忙拥抱住我，用墨西哥人的礼节和我行了个贴面礼，又轻轻地拍了拍我的后背。很奇怪，她身上根本没有黑人惯有的体味，仿佛还有股清香，仿佛她就是我的小妹妹一般。
越过法拉的肩膀，我看到高大帅气的卫斯理正笑眯眯地看着我，目光深邃而温和，一口牙齿洁白整齐。在这么一个糟糕的国家，还有如此可爱而有教养的黑人年轻人，实在是出乎意料，我也对未来的旅途有了信心。
在两位海地向导的带领下，我们坐上了一辆越野车，据说是法拉费了好大力气才找来的。车辆行驶在狭窄肮脏的街道，一路上成堆的垃圾是苍蝇和蝇虫活跃的天堂，少许灾民在路边摆上了小摊，出售牙膏、水杯等生活用品，还有些人干脆把装满货物的箱子顶在头上，游走兜售，而更多的是一群群青年男子，漠然地站在马路边无所事事，眼光冷漠而毒辣，略带嘲讽的神色，这是海地最可怕的不稳定因素。
太子港是“天堂”和“地狱”的组合。山上是富人区和五星酒店区,有着十分美丽而结实的洋房和高楼，在地震中毫发无伤，即使是大灾之后，依然有欧美游客来度假，在山上隐居几天后，乘飞机回家。而山下，是死亡、贫穷、犯罪、动荡和疾病的代名词，震前的民居大多如豆腐渣一般，遇到强震几乎是粉碎性坍塌，导致遇难者中绝大多数是穷苦百姓。震后的海地社会极不安定，抢劫、杀人、强奸等恶性犯罪层出不穷。大灾之后必有瘟疫，霍乱，不仅吞噬了数千人的生命，也在不断蚕食着海地人重建家园的信心。
将我安顿好后，法拉连连嘱咐我，千万不要乱跑，吃喝只能在酒店内。
我几乎要笑出来，“好啦，哪有那么紧张，我吃了预防霍乱的药。”
“那也不行，这药也有不起作用的时候，你要是有拉肚子、发热的症状，赶紧告诉我，这可马虎不得，”她依然一本正经。
看她这样子，我真是感动极了，保证说：“好的，我听你的，就在酒店吃饭，你不来，我绝不下山，行了吧。”
法拉这才满意，带着卫斯理下山去了。
二 大选
别看法拉只有２０岁，但是面子挺大，海地很多政要她都能搭上关系，海地临时总统选举委员会负责人更是“只认她”。上午刚提出采访要求，我下午就坐进了临时委员会的办公室。
令我惊叹的还有这两个黑人年轻人出色的语言天赋。卫斯理通晓法语、英语、西语和海地土语，法拉可算是精通西语，英语也能说一些，这在文盲率70%的海地实属不易。
总统选举的决战日到了。由于一度呼声最高的执政党候选人、现任总统的女婿塞莱斯因舞弊丑闻退出大选，因此只剩下前总统夫人马尼加和著名摇滚歌手马尔泰利，两人可谓是各有优势，旗鼓相当。可是，我一直在想的问题是，对于每天等着吃外国救济的海地人，选举到底对他们有多大的意义？
这一天，卫斯理迟到了十分钟，他呼哧带喘地跑进酒店，汗水已经把身上的T恤衫浸湿了。他看到我，连忙道歉：“对不起，我早晨去投票了，所以来晚了。”
“你去投票了？”我饶有兴趣地看着他，“那你选了谁？”
“我选了马尼加夫人，”卫斯理笑呵呵地说，“我支持她发展教育的主张。”
很快，我们抵达了附近的一个投票点，看到门前等待投票的选民已经排了一个长队，戴着花头巾的大娘、穿着破旧T恤衫的男子和劣质衣裙的女孩挤在一起，时不时有排在队伍末尾的人恶作剧， 用力地向前一推，前面的人顿时一个挨一个地被挤成一团，随即而来的是尖叫、骂声和站在残垣断壁上、石头上、树下的围观者的哄笑声。而抱着机枪、戴着蓝头盔的联合国维和人员站在路两边，漠然地看着这一切。
我走进这个由学校改成的投票点，看到灰突突的墙壁上已贴上了选民信息，几张破课桌被临时拼在一起，上面摆着两位候选人的投票箱，穿着蓝色上衣的工作人员胸前都佩戴着证件，一丝不苟地发放着选票，维持着秩序。奇怪的是，刚才排队时还嘻嘻哈哈的黑人们此刻居然安静下来了，表情十分郑重而认真，甚至有些虔诚。每一名选民核对过信息后，从工作人员手中领取一张选票，在中意的候选人的名字上打钩，再放入投票箱内。
看着整个投票过程平稳有序地进行，我不禁啧啧称赞：“真挺像那么回事的，走吧，我们去和这些人聊一聊。”
我看到一名穿着花上衣的海地女子走了过来，赶紧迎了上去。
“这位女士，我是来自中国的记者。请问，你是刚投完票吗？”我笑着问道。
“对呀，怎么了？”这女子眼里带着敌意。
“那你能告诉我，你把票投给了谁？”
她“呼”地一下，往后退了一步，上下打量我一番，不屑地说：“我不想告诉你，你是谁呀，我有权利拒绝透露我支持谁。”说完，她一扭一扭地走了，像一只骄傲的孔雀，留下我张着大嘴，啧啧称奇。
随后，我赶到马尼加夫人即将投票的站点。刚抵达，就看到一个十分消瘦的黑老太太，举着一个大喇叭，正声嘶力竭地喊着法语。她面如枯槁，目光悲切而狰狞，凌乱的白发披散着，我只听得懂她在每句话后都加上一句“哈利路亚”。
“她在说什么？”我疑惑地问卫斯理。
“她在痛骂刚回国的前总统阿里斯蒂德，她说海地不应该再重新接纳这样的人，”卫斯理回答说。阿里斯蒂德曾三次出任海地总统，但两次被推翻。2004年，海地发生动乱，反对派武装将阿里斯蒂德赶到非洲。7年后，这位前总统在大选前夕提出申请回国参政，并很快获得海地政府签发的外交护照。看来，这位老太太想必是阿里斯蒂德的铁杆反对者了，时隔多年，旧仇难忘。
很快，投完票的马尼加夫人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支持者们高喊着口号，一拥而上。我刚想挤上前去，却被高大强壮的摄像师和摄影师挤到后面，只看到这位“祖母级”候选人穿着一身白色套装，戴着珍珠首饰，时不时用手去扶快要掉下来的眼镜。
我被拥得头晕目眩，鞋子也掉了，进退两难，而两边的人还在不停地用胳膊肘把我往后推，卫斯理挤了进来，伸出手臂挡护住我，把我带到了安全地带，又帮我把鞋找了回来。
我气喘吁吁地跑回车里，惊魂未定，突然觉得汽车好像在往后倾，我出来一看，是几个黑人为了看候选人，正准备爬上我们的汽车……
这回，我连哭叫的劲儿也没有了。
三 鳏夫
我望着手里一搓泥，出了神。
那是一个拖着破塑料袋玩放“风筝”的小女孩留下的，她正向前方的总理府帐篷区跑去。帐篷区的空地上站满了无所事事的难民，看到我和向导两个陌生人，好奇地聚拢过来。紧接着，他们几乎问了相同的问题：“能给我一份工作吗？”
震后的海地，７０％的人口处于失业状态。他们失去了亲人、房屋和财产，赤条条了无牵挂，想法也变得很实际，那就是寻找一条活路。“我们不能吃一辈子救济啊，”一个青年高声叫着。
我在帐篷区见到了小女孩的父亲皮埃尔·博伟。那是个高高瘦瘦的男人，穿着一件破旧的白衬衫，脸上总是带着一种纠结而疲倦的奇怪表情。博伟在地震中失去了妻子和四个儿子，只剩下他和女儿相依为命。
博伟是这个帐篷区自治委员会的成员，他每天会给寄居在这里的上千名难民分发食物和现金，也负责帐篷区的治安。几名海地警察，荷枪实弹，严阵以待，却是在看管总理府办公楼内的物品。让他们如临大敌的，不是可怕的地震和艰难的重建，而是聚集的灾民。“在某些人眼中，穷人永远是穷人，不值一提，”博伟摊开手，无奈地说。
博伟说他拥有大学学历。“你们海地也有大学吗？”我疑惑地问卫斯理，但是说完这句话，我就后悔了。在几十年前，一些西方国家的人士也曾像我这样，睁大眼睛，好奇地问“你们中国也有什么什么吗？”不知道那时中国人的表情，是否也像此时的卫斯理一样，尴尬而窘迫。
“有的有的，”卫斯理十分分认真当地解释说，“我们也是有大学的。我们只有一所大学，是海地国立大学，其中像法律、医学这样的学科，还是很有名的，可惜在地震中毁坏了一部分。”
高学历的博伟，自然和其他灾民有些不同。他曾是一家公司的会计，和妻子孩子一起享受着中产阶级生活，而灾难摧毁了一切。“我现在该怎么办？我无处可去，”博伟将女儿拉到身边，神情黯然，“我以前很幸福，突然间全被摧毁了。”
我无言以对，默默地跟着他走，突然被几个人拦住去路。“你是记者吗，我们愿意接受你采访，只要你给我钱，”其中一个人嬉皮笑脸地伸出手。博伟愤怒地转过身，大喝了几句土语，赶走了他们。
地震已经过去一年了，但仍有数以万计的灾民住在帐篷区，每天无所事事，等着吃救济粮。他们为何不出去重建家园，是舍不得这“免费的午餐”，还是在无尽的磨难之中丧失了斗志？
不过，也有不少灾民已经重新获得了生活的勇气。根据海地政府的安民政策，愿意离开帐篷区的难民可获得５００美元“安家费”，但不少海地人拿到这笔钱后，并不是想要“安家”，而是想方设法做个小买卖自食其力。
海地妇女杰斯琳·阿尔西德领取了“安家费”。她计划用一半的钱扩大自己的咖啡生意，另一半则存起来，如此，还是没有钱修房子，只能暂时搬到危房里。“老房子并不好，但我没有选择。做买卖挣钱让我觉得踏实一点，”她说。
与博伟告别时，我问他：“你以后打算怎么办？”
“我现在需要一份工作，要为了女儿坚持下去。”他回答说。
四 警察
在海地，我知道了什么是暴尸街头。
一个瘦高的黑人男子躺在路边，脸冲着地面，旁边站满了围观的人。我心里一沉，这是一具尸体。他怎么死的，为什么会死，我并不知道。
一种恐惧夹杂难过的感觉萦绕心头，让我许久回不过神来。在太子港，这样的凶杀事件一天不知道要发生多少起，维和人员承受的压力之大就可想而知。
联合国1994年通过第940号决议，部署一支两万人的维和部队，维持海地的安全和稳定环境。从此，这个国家随处可见头戴蓝盔或蓝色贝雷帽的各国维和人员，中国从2004年开始向海地派遣维和警察防暴队和由民警组成的维和警队，成为当地维和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次到海地采访，我特意留出时间，访问了位于太子港市郊的联合国维和警队营地。
当我到达了维和警队的营地时，就看到了站在大门外的是我国第八支赴海地维和警队队长陈浩。陈队长身材不高，看上去十分精干，身穿联合国维和警队的警服，头戴印有联合国徽章的蓝色警帽。
联合国维和警队的营地对外人来访有着严格的规定。即使是有陈队长陪同，我们也必须出示记者证，并且领取一张特别胸卡后，才能入内。陈队长说，在营地内，必须随时随刻佩戴胸卡，就连他们维和人员也不例外。
维和警队营地内建有一排一排的白色木板房，每排平房由一条大约两米宽的小路间隔，路两边有零星花草点缀。这些营房应该是在大地震后建造的，而且都长了“脚”，需要登上几节台阶，才能走进房间内。海地属于加勒比国家，夏天常受到飓风袭击，这种构造主要是为了防止积水蔓延到屋内。营房边的停车场上，停有几辆白色的越野警车，在车盖和侧面上都印有UN（联合国）的字样，十分醒目。
由于我抵达营地的时间正值午饭饭点，陈队长便邀请我在他们的食堂吃一顿便饭，感受一下维和警察的生活。营地食堂位于一间单独的房间内，虽然也是木板结构，但十分宽敞明亮。此刻，来自各国的维和人员正每人端着一个餐盘，排队打饭。就餐时，他们没有分国家就坐，而是随意地凑在一桌：巴西的警察对面坐着一个美国警察，而中国警察正和来自中东的维和人员边吃边聊。陈队长告诉我，他的队员们都会讲英语，因此和其他国家同事聊天交流没有障碍。
不得不说，营地内的饮食还是十分丰盛而健康的，荤菜有鱼排、整鸡和牛肉，配有沙拉和新鲜的蔬菜，同时供应汤和饮料。
看到我这个远道而来的“家乡人”，在食堂就餐的中国维和警员们都端着餐盘凑了过来，陈队长买来了饮料，大家热热闹闹地围了一大桌，好像聚餐一般。
陈队长说，中国维和警员在大选中承担了不少工作，一些同事还被派往许多偏远、基层的投票点负责维持投票秩序、运送投票箱以及确保投票箱的安全。
听到我提起在路上看到尸体的事，一名队员说，他们在太子港的街上巡逻的时候，看到尸体是常事。“这里和国内不一样，治安不太好，尤其是大灾以后，偷盗、抢劫、强奸等恶性犯罪很多。”
“你们的英语都很好啊，是来海地以后学的吗？”我好奇地问道。
说到这，队员们都红了脸，你瞧我，我瞧你，害羞地笑了起来。一个梳着平头的小伙子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你看到的都是表面现象，不知道我学英语的时候有多费劲。”他告诉我，他们在来海地赴任前都经过培训，英语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门课，老师上课用的都是ＣＮＮ的教材，十分专业，他们的英语就是这样恶补出来的。
“当然光上课没有用，”陈队长也笑着谈起了他的学习经验，“重要的是要多说多练，我们和其他国家的同行多交流，不怕出错闹笑话，慢慢地英语水平就上来了。”
饭后，我提出想拍一些维和营地的外景，陈队长却有点为难。他说，营地有严格的规定，如果要拍摄，他必须去办公室请示一下他们小队的负责人。我随即提出，想和陈队长一起去，顺便参观维和警员的办公室，拜访一下他的同事们。
陈队长的办公室十分狭小，还是和另外几个国家的维和人员共同使用。室内摆有几张小办公桌，每张桌子都被台式电脑占得满满当当，电脑旁放着水杯、日历和家人的照片等。办公室的一面墙上挂着一面蓝色的联合国旗帜，旁边的桌子上放着几顶维和人员配戴的蓝色贝雷帽。
以前，我只是在纪录片和新闻中才看到过联合国维和人员的蓝色贝雷帽，觉得真是帅极了，任何时尚大牌的衣帽都无法和它相比。我跑了过去，抓起一顶就扣在头上。
“我来给你拍张照片，”一名高个子、有着阿拉伯人长相的维和警察不知什么时候走到我面前，手里还拿着一个傻瓜相机。我当然欣然接受，随后和他攀谈起来，得知这名警员是埃及人，也是陈队长这个维和小队的成员。
埃及警察讲了很多他在海地的有趣经历，并且对他的中国同事赞不绝口。他说，中国警察工作十分认真，而且很好相处，他和好几位中国警察都是很好的朋友。当我们快要离开时，埃及警察还提出和我们合影留念，就这样，在海地，中国维和警察、埃及维和警察和中国记者就这样一同站到联合国的旗帜前，拍下了珍贵的合影。
如果你问我，对于世界而言，海地是什么？荣誉还是羞耻？
我会问你，如果你是一个海地人，当贫困、灾难、疾病、政治动荡一同出现在你面前时，你将何去何从？当一个人一无所有，只剩下“活着”的时候，是否还能保持着一份善良和希望？
我们都应该，努力活着。
（来源：亚太日报 APD Ne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