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体中文
南海与大秦--珍宝传说
【 亚太日报 】从某种意义上讲，华夏文明所处的地理环境，使得任何向外探索全新地理疆域的努力都艰辛无比，尤其是一望无际、波涛汹涌、充满未知与不确定性的大海。战国时代阴阳学家邹衍提出了“大九州”这一想象中的世界地理/族群/分布格局：“天下有九州，中国名曰赤县神州，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
海洋，被视为某种不可逾越的疆界，其危险性似乎远超过中国文明疆界西端的崇山峻岭和北部的草原与荒漠。然而在中华文明早期源头中，我们依旧能够发现蔚蓝色的海洋元素，距今大约7000年的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就出土了精致的雕花木桨，而在湖北宜都县红花套遗址中，也出土过独木舟形陶器，证明新石器时代，生活在亚洲大陆东端的早期居民，已经有能力在沿海临近岛屿之间进行短距离的航行。山东龙山文化的器物与民俗，即有可能经过海路，穿越渤海与黄海，抵达辽东半岛。而安阳殷墟妇好墓中出土过上千枚作为货币的海贝，则证明了海洋贸易对于中华文明早期的影响。
据传为郑和版世界地图。清乾隆年间绘制
唐宋：丝绸与陶瓷造就的白银时代
唐至宋代，被史学界称为中国古代历史的“第二帝国”时代，其特征即为生气勃勃，积极向外施加影响。而此时代，也被国际学界视为丝路主干线自欧亚大陆陆路逐渐向海上转移的结点：唐代中后期，“安史之乱”造成唐代国力的急剧衰落，吐蕃趁机北上，占据了河西陇右，逐渐强大的回鹘亦南下阿尔泰山一带，陆上丝绸之路逐渐梗阻，从而使得诗圣杜甫亦有“乘槎消息断，何处觅张骞”的感叹。然而陆上丝路逐渐被海上丝路所替代，原因不仅在于西域至中亚民族政治版图的更迭与动荡，更多原因则是中国经济重心已经逐渐南移，丝绸、茶叶、瓷器等大宗出口商品的产地靡集在东南一带，再以陆上丝路运输，转运繁复，劳民伤财；反之，随着造船和航海技术的成熟，中国东南地区海岸线长、不冻港数量众多的优势逐渐凸显，运价低廉可靠。不仅如此，中唐之后，随着大食（阿拉伯帝国）定都于巴格达，取代波斯成为中西贸易中最大的中继站，也迫切需要与中国产生商品经济交换与往来。
唐代的对外开放性，在同时代全球性文明中，几乎无有可比拟者。根据《唐大诏令集》记载，唐代前往长安朝贡的“四夷之国”多达70余国，其中将近半数在隋唐前未见诸史册记载。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647），有19个国家的使节同时到达长安，有一个乙利鼻国，就是阿拉伯最早的译名。早在唐代高宗上元年间，唐州刺史达奚弘通，因出使撰有《西南海诸番行纪》，自称经36国，经赤土（今苏门答腊至马来半岛）至虔那，被后世疑为已经抵达阿拉伯半岛南部。在此后的148年中，进入长安的大食使节多达41批，天宝十一年（752）十二月，黑衣大食（阿拔斯王朝）在取代伍迈叶王朝后，遣使参见，被唐玄宗特意授以左金吾员外大将军的勋位。
751年怛罗斯之战，虽然使得唐代失去了在中亚的影响力，但被俘的中国工匠将造纸、金银镶雕、丝绸纺织与陶瓷绘画技术传入了阿拉伯世界。《经行记》的作者杜环，即在此役中被俘，后客居大食十余年，最终于762年辗转千里，乘坐中国商船回国，将其旅行见闻编纂为此书。虽然《经行记》已散佚，今日只有《通典》辑录了1000余字，但已经翔实反映了当时中亚各国，以及阿拉伯、东罗马帝国（拂冧）等国的情况，比如拂冧国之富裕繁盛，“妇女皆珠锦，多工巧善织络”。而作为丝路东端贸易中心的阿拉伯帝国则是“四方辐辏，万货丰贱，锦绣珠贝，满于市肆”。
唐代中后期，随着海路贸易的繁盛，阿拉伯和波斯的商贸船队已经形成了一条前往中国的固定航线，从阿曼的苏哈尔或者波斯湾北岸的西拉夫起航，沿着印度西海岸，绕过马来半岛，来到中国东南沿海的广州、泉州、扬州等港口。在唐代市舶司的记载中，按照国别记载的各国商船，包括南海舶、波斯（阿拉伯）舶、婆罗门舶、狮子国舶、昆仑舶等十余种。在唐代南方市井俗语中，波斯人通常被称为舶主，诗人元稹的《和乐天送客游岭南二十韵》中有“舶主腰藏宝，黄家砦起尘”的描写。这条航路在唐代人贾耽撰写的《广州通夷海道》有详细的记述，并且在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道里邦国志》中得到了印证，从巴士拉到杭州，海路全程仅仅需要87天左右。
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与航行范围的扩大，中国关于世界地理疆域的称谓与认知也在持续进步，曾经泛指北印度洋水域的“西海”也开始逐渐囊括地中海。《隋书·裴矩传》描述自敦煌通西域之道时记载，经葱岭、吐火罗、北婆罗门，能够抵达西海，而杜环在《经行记》中描述佛林国，指出其与大食相邻，“西枕西海”。而大食帝国兴起后，能够沿着阿拉伯半岛海岸西进的中国海上贸易商人，根据其直接或者间接航行与考察经验，将以往泛泛而称的“大食海”具体划分为“东大食海”与“西大食海”。宋人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称，东大食海在“天竺以西”“渡之则西为大食诸国”，而西大食海，周氏的记载则是“渡之而西则又木兰皮诸国凡千余”，更西则是太阳沉入地平线所在，“不得而闻”。“木兰皮”是阿拉伯文maghrib之音译，为北非信奉伊斯兰教之马格里布诸国。著于10世纪末期的一部波斯文地理著作，或称《图曼斯基抄本》的《世界境域志》记载，木兰皮海，亦指地中海。
除此之外，逐渐将航线拓展至远离本土的中国航海者，也开始不断将新发现的全新海洋水域自加冠名，中国海岸线大致为南北方向，要出洋驶向东南亚、印度方向，必须首先向南航行。先秦时的南海，泛指东海以及所认知范围内的所有南方洋面，魏晋以来至唐初，逐渐特指东南亚与东印度洋诸地，并称所有前来贸易之外国商船为“南海舶”。东汉杨孚撰写《异物志》，根据其潮汐现象，称南海为“涨海”，自魏晋南北朝至唐代，“南海”、“涨海”之名交替使用。阿拉伯商人苏莱曼撰写于851年的《东游记》称，在到达名为“Chanhay”的海域后，再航行一个月就可以到达中国。然而“涨海”的具体疆域在历代史籍笔记中不断变动，有时会泛指自马来半岛至大秦之间的广大宽阔海域，而到了唐代中后期，为了将这一段漫长海域加以细分，则又诞生了一个全新称谓“西南海”，特指北部印度洋，《新唐书·西域传》中特指狮子国（斯里兰卡）在“西南海中”。
有唐一代，最为茂盛的海上贸易港口，即是广州，也是海上丝路的起点。文献形容其繁荣程度可谓“舶交海中，不知其数”，“蛮声喧野史，海邑润朝台”，进口大宗货物包括麝香、玻璃、珍珠、玳瑁、香料、犀牙、珊瑚、琥珀与棉布。唐政府织品的赋税称为“庸调”，在开元年间达到2100多万匹。宋人李觏更形容江浙一带丝绸纺织业的繁盛为：“茧簿山立，缫车之声连甍相闻。非贵非骄，靡不务此。……争为纤巧。”在广州、泉州两港出海的丝绸种类繁多，绢有白绢、五色绢、红绢，缎有龙缎、草金缎、五色缎、锦缎，绫有水绫、丝帛等。广州市舶司因其地位重要，与岭南节度使并称“两使”。其行政治理官署虽然在广州，但却掌管海外诸国朝贡事务以及东南沿海贸易。9世纪，伊本·郭大贝（Ibn Khordadhbah）在省道志中说，中国繁荣的港口有四处，包括广府（广州）、江都（扬州）、越府（明州）以及比景（越南半岛灵江口）。大批阿拉伯与波斯侨民，寓居在南沿海港口贸易城市，大食国人李彦昇，在847年由宣武军节度使卢均举荐参加会试，最终以进士提名。
曾多次因商贸旅行访问广州的阿拉伯商人苏莱曼·丹吉尔于851年写成了《中印游记》，记述了中国货船体量庞大、吃水深，抵达波斯湾的西拉夫后，货物必须改装吃水较浅的当地阿拉伯双桅货船，在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印度的故临（Kulam），一般中国大商船要缴纳的税收高达1000个迪尔汉银币，是普通其他国家船只的5～50倍之多。
这些形体巨大的中国帆船，载重量可以达到五六百吨，乘客600人以上，长达20丈，称为苍舶。从西晋自唐代，中原文明的造船技术持续进步，来自波斯湾的棕榈纤维船板缝合法已经传入岭南，“咸水浸渍，即粗涨而韧，故人以此缚舶，不用钉线”。航海者在航海时利用信风与季风，唐人李肇就曾经说：“自白沙溯流而上，常待东北风，谓之信风。”而义净离广州南行时，据说当时的情景是：“至十一月……广莫初飘，向朱方而百丈双挂，离箕创节，垂玄朔而五两单飞。”这里所说的百丈指船舶上的纤缆，五两则是古代的一种候风器，用鸡毛悬于船桅竿乏上。所谓五两，即取用五两鸡毛之意。这显然是因信风之便，船只连纤缆都暂放置一边不必使用。
日本学者、陶瓷研究专家三上次男称，自中晚唐开始，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变成“海上陶瓷之路”，因陶瓷产品的易于叠放，压舱性能与高附加值，使得它逐渐与丝绸并行，成为中国出口的大宗货品。今日日本太宰府所藏档案中，有一件中国商船贸易档案，泉州商人李充自报船上载有货物物种，象眼（注：丝绸名）40匹、生绢20匹、白绫20匹，以及两种瓷器。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印尼、马来亚沙捞越河口、斯里兰卡凯格拉、印度阿里卡曼陀、伊朗内沙布尔，都有唐代长沙窑、越窑以及德化窑、广东窑青瓷与白瓷器物及残片发现。阿拉伯商人苏莱曼曾在《中印游记》中记载，中国人能用一种优质陶土，制造出各种透明程度可比拟玻璃的瓷器，甚至酒器中酒的颜色与满盈程度都能从外面看见。另一位波斯文学家塔利比称，中国瓷器中，最为上品的是杏黄色。根据考证，所谓杏色瓷器，来自唐代著名的长沙铜官窑，出品瓷器以杏黄底色著称。
较之唐代，宋代的外销瓷器出口产地越发扩展，不拘于沿海省份，包括越窑（浙江余姚等地）、龙泉窑（浙江龙泉）、景德镇窑（江西）、耀州（陕西铜川）与磁州窑（河北）。汪大渊在《岛夷志略》中记载，宋代瓷器外销国家达到44个，远在埃及开罗南郊的福斯塔特，曾是阿拉伯法蒂玛王朝时期兴盛的贸易城市，在1168年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时沦为废墟，在20世纪60年代的考古发掘中，曾出土中国陶瓷残片达到1.2万片之多，包括唐至宋初越州窑青瓷，唐代三彩，宋元时代龙泉窑青瓷、潮州窑白瓷等。
唐宋两代，来自印度、阿拉伯输入的货物，对一般民生影响最大的，为药物香料。唐代《新修本草》中就有密陀僧、底也伽（鸦片）、安息香、麒麟竭等西域以及印度药材收录。元和十年，被贬官至连州（广东连州）诗人刘禹锡曾撰写《赠眼医波罗门僧》诗，希望来自印度的医生用“金篦术”（针拔内障术）治愈自己的眼疾，甚至一些药用植物已经开始在中国南方地区移植成功。苏颂在《本草图经》中记就记载一种来自波斯国的药物“补骨脂”，最初通过诃陵国（印尼爪哇半岛中部）舶主传入，后在岭南地区推广种植，可以延年益气，悦心明目，补填筋骨。
南宋泉州市舶司官员叶廷贵所著《香录》可知，此时中国已经从东南亚以及阿拉伯进口香料达29种之多，包括来自渤泥国、三佛齐的龙脑香，来自真腊国、占城国的沉香，大食的乳香、没药、安息香与苏合香，来自阇婆国的肉豆蔻。在宋代，香料为官府专卖的“榷货”，设立了专门机构“榷易院”进行收购、管理，分设在广州、泉州、交阯与两浙，对进口香料质量上品、数量巨大的外国商人，亦会授予官职。绍兴六年（1136），大食（阿拉伯）蕃官蒲罗辛因进口乳香价值30万贯，被授予“承义郎”的官职。蒲氏原为居住在占城国的阿拉伯人，后入籍中国，12世纪末由广州移居泉州，其后人蒲寿庚于景炎元年（1276）升任泉州市舶司，以亦官亦商的身份“擅蕃舶利者三十年”。
天宝二年，鉴真第二次东渡日本，备办的粮食、佛典、香料、药品清单，收录在日本奈良时代的典籍《唐大和上东正传》中，包括落胭脂红绿米100石、甜豆皮30石、牛酥180斤、干胡饼两车、干蒸饼一车，药剂和香料包括沉香、龙脑香、安息香等600余斤，毕钵（毕波罗，即菩提树汁液）、阿魏、石蜜、蔗糖（500余斤），可以相信如此巨量的海外舶来药物除了部分自用，其他亦为东渡传播交流所用。
13～14世纪，南印度和中国之间的海上交通已经全部被中国船只所操纵，阿拉伯航海旅行家伊本·巴图塔在游记中说，中国商船分成三种：大的船、中等的柴（zao）以及小型的舸（Kakam）。大帆船最多有3～12面帆，每船可以运载千人以上，为了防御马六甲海峡的海盗，中国商船上都配有弓箭手、弩手和盾牌，而各国蕃商也喜欢租用这些大型坚固的中国帆船。此时，中国商船已经普遍配备了使用浮针的罗经，提高了航行的安全性与航向的正确性，并且采用了相对精确的计时法“香篆”，即粗细均匀的香盘，于盘上刻画出时辰刻度，夜间燃烧时便能精确判定时刻。《萍州可谈》中提到，中国帆船已经拥有完备的导航技术“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船行时如遇风涛紧急，可直接下船首碇石。
1178年，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计算，从广州出发冬日起航，乘北风，经过苏门答腊北部亚齐，可以直达阿拉伯南部海上贸易港口马赫拉的直达航线，具体行程为出发后航行40天到达亚齐（蓝里），停泊过冬，直到下一年冬天，再乘东北风，经过大约60天的航行，绕过斯里兰卡和南印度，横渡阿拉伯海，到达马赫拉省位于卡马尔湾的著名香料贸易港祖法尔。泉州西郊外濒海九日山，有摩崖石刻数十处，为举办祈风仪式所用。石刻作者多为地方官员与市舶提举司，目的在于为往来于东南沿海港口和南海中的外国商船祈求信风，并预祝其满载而归而举办的祈风仪式所用，一年举办两次。
唐宋两代，也被誉为中国古代“商业革命”勃兴的时期，背后的助推动力就是海上丝路贸易带来的巨额收入与贵金属：北宋高宗时，仅广州、泉州两地，市舶收入每年就达200万贯，而每年市舶总收入即占宋代国家总收入的20%左右。宋代政府采取各种方式，将通过市舶所得的丰厚收入与舶来奢侈产品补贴财政开支，包括直接由官府出售折现，抵付商人依“折中法”捐输至边防粮草，作为保证金收换纸币“会子”，转手出口高丽、日本，发放官员手中以抵支俸禄等等。
在东南亚海洋贸易中，不少国家使用金银为货币。阿拉伯、波斯与东罗马帝国广泛使用的金币与银币，源源不断地抵达泉州、广州、扬州等东南港口，从而迫使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率先开始尝试使用银本位币值。据赵汝适《诸蕃志》记载，真腊、三佛齐、细兰等国，番商兴贩都用金、银、瓷器等博易。苏吉丹国民间贸易，用杂白银凿为币，状如骰子，上镂番官印记，64只准货金一两，每只博米30升，或40升至百升。其他贸易悉用是，名曰“者婆金”。正如按照日本人加藤繁在《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中的论点，为了防止原本作为基本货币单位铜钱的过分外流，唐代中央政府视岭南“为一特别经济与货币区域”，允许其官开采金银矿山，并流通金银铸币。
到了南宋时期，不但临安朝廷的各种赋税与专卖收入开始用金银折纳，纸币买卖也以金银为结算本位。岳飞之孙岳珂在《鄂国金佗续编》中说，绍兴四年（1134），岳飞所率神武后军所支给的60万贯军费中，有40万贯即由（杭州）榷货务（茶叶专卖机构）以金银形式交付。如此巨大规模的黄金流动必然带动民间金融机构的勃兴，宋代著作《都城纪胜》记载，宁宗时，临安从事金银兑换、制品买卖的金银交引铺多达百家，主要业务为兑换官署发放的“钞引”，即商人领取、运销盐茶等专卖货物的有价证券。此外，业务还包括金银制品订制与鉴定。与唐代相比，宋代作为货币符号的金铤、金牌在尺寸、量与成色上都有相对统一的标准，铭文也将标明金的成色，诸如“十分金”、“赤金”，以及“薛李宅”、“石元铺”等金银铺名，还要附上工匠名与店铺押记。
夕阳下的孤帆--海上丝路的末日辉煌和终结
明代洪武年间，郑和船队七下西洋的壮举，使得明代中国的海外朝贡/宗藩体制影响力达到了顶峰，明代朝廷在波斯湾的忽鲁木斯（今伊朗霍尔木兹），印度古里和马来西亚马喇加（马六甲）设立了集官署贸易站与海运补给中心一体的“官厂”。然而在这种富丽堂皇的表象下，明廷对于海上丝路贸易力图收回官办的举措，以及下达的禁海令，严重影响了唐宋元历代在印度洋上开辟建立的民间海上自由贸易生态。直至今日，在海上丝路西段的各古代港口中，依旧几乎没有永乐、宣德年间的明代私窑瓷器出土，就是当日中国海上贸易骤然遭遇寒冬的证据。
作为对应，自15世纪70年代起至正德四年（1509），大规模的东南沿海走私贸易开始勃兴，最终迫使明廷于隆庆元年开放海禁。2009年，于广东汕头南澳岛附近发现的明代走私沉船“南澳一号”上，发现1.0624万件外销陶瓷，绝大部分为明代漳州青花瓷以及景德镇窑青花瓷，纹饰包括丰富的花卉、花鸟、麒麟、仕女。
有明一代，虽然私人海洋贸易在前期遭遇了禁止，然而官方背景的外交航行使得中国对于周边海洋地理疆域的认知进一步细化，在典籍中，出现了许多全新的海域命名，诸如“细兰海”（孟加拉湾）与“南大洋海”（南太平洋至南印度洋），而最大的海洋地理疆域认知进步，在于产生了“东洋”与“西洋”的概念。“东洋”最早诞生于元代人陈大震的《大德南海志》，而具体疆域的明确划分则要待到明人张燮的《东西洋考》，张氏在“文莱条”中明确指出，西洋即是自福建、广东沿着亚洲东南海岸线南下，直至印度，所经水域与岛屿国度。而“东洋”则是自台湾南下，至吕宋诸岛，沿西太平洋岛链至爪哇海、苏拉威海、苏禄海等疆域，东西两洋以今日之南海为界。
郑和船队所取得的功绩，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阿拉伯天文观测与航海技术的东传，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海上丝绸之路所造就的东西文化交流，促成了这一16世纪东亚最为庞大的海上探险远航。《武备志》中保存的20页郑和海图中，就拥有4幅“过洋牵星图”，海员们所用的观测仪器，称为“牵星板”。明代笔记小说家李诩曾在《戒庵老人漫笔》中描述过这种仪器，是12块边长2～24厘米，带有刻度的乌木板。观测者手持牵星板，使板面与海平面垂直，下边缘与海天交界线垂直，上边缘与所测天体相接，板上引一长绳以固定牵星板与观测者眼睛之间的距离，计算单位为“指”与“角”，一指大约是今天的1.9°，折合四角。在《郑和航海图》中，记载的星名达到18个之多，包括被称为“北辰”的北极星，以及“灯笼骨星”的南十字座。如果云雾遮蔽了这些天上的导航者，郑和的水手们就会转而借助水罗盘来调整航向。根据现存于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顺风相送》与《指南正法》两部罗盘针经，我们可以知道在呈圆形的罗盘上刻有8个天干、12个地支和4个卦位组成的24针位，每个针位之间相隔15°，能够方便地实现导航。
牵星术，无疑来自阿拉伯。元代朝廷曾数次下令收集、编纂阿拉伯文航海技术书籍（回回文喇那麻），而在明廷定都北京后，亦继承了这批宝贵的典籍，并借用了这一套行之有效的技术：在15世纪阿拉伯航海家西迪·阿里的《印度洋航海记》中，就详细介绍了牵星版的形制与使用方法，而在其航海记附带的海图中，其牵星记录，以及所记录确定方位的方位星，与郑和航海图基本吻合，差异之处仅有灯笼星、七星、水平星三星。在郑和首次下西洋之前的永乐元年，明成祖亦派遣李恺、杨敏等人率领小规模船队前往西洋诸国航路进行小规模试航，以校正手中原有的罗盘针路与牵星图样。在郑和船队中，亦有不少阿拉伯与西域血统人士，担任航海专业人员、翻译专使等，例如蒲寿庚之后人，加封泉州卫镇抚使的蒲日和，而其他担任番火长等船员的阿拉伯血统人士，数量更多。
在晚明至清代早期，以福建、广东等各中国东南港口与日本长崎港之间的“唐船贸易”亦进入高潮。由于德川幕府的锁国政策，海外贸易只限制在长崎一港，中国沿海倭患断绝后，两国贸易逐渐恢复正常。据日本学者岩生成一统计，每年入港中国商船最多可达70艘以上，中国大宗输出货物为生丝与糖，获利丰厚。福建巡抚陈子贞曾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上奏，称“贩于日本之利，倍于吕宋”。中国内地生丝价格百斤在银百两左右，而长崎港口收购价格最高可达500两之多；同样重量砂糖价格为1.5两，而长崎到埠收购价亦高达3两以上，一艘中国“唐船”载货量就可以换银数十万两。例如崇祯十三年（1624），当年日本全年进口生丝36万斤，而来自中国者就超过四分之一，勃兴的贸易促使大批沿海居民移居日本，万历年间福建巡抚南居益曾上奏朝廷称，闽、越、三吴百姓，流寓长崎港从事贸易翻译者有数百家之多。
同样，中国对于日本舶来货物的需求，在明末清初亦持续上升。首先由于辽东对女真满洲战事以及各地农民起义的镇压，日本所出产的腰刀、鸟铳、盔甲与制造火药弹丸之硝石与铅，为明廷所急需；然后还有铸币所急需的铜，以及被称为俵物的海产品，明代覆亡后，盘踞东南沿海的南明，以及郑成功，都“每岁发船渡长崎，货殖以厚军备之利”。
就在此时，一向平静而繁荣的海上丝路上终于出现了一片陌生的帆影：1573年春，两艘西班牙加利安大帆船（Galleon），满载着来自美洲、用于购买中国丝绸瓷器以及东南亚香料的白银，在菲律宾马尼拉港靠岸，这一事件正式标志着中国被纳入了西方航海强国的环球大贸易体系。1571年，西班牙商船队在明都洛外海营救了一艘中国遇险商船，遇救的明朝商客在回到福建漳州后，这个伊比利亚半岛殖民强国的富裕和在东南亚进行贸易的迫切愿望便迅速流传开来。从1572年开始，运载香料、丝绸、瓷器以及水果等货物的中国商船便逐渐前往马尼拉。最后，这两艘满载中国商品，包括712件丝绸品、2.23万件瓷器的西班牙大帆船，于当年底驶抵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至1576年，从漳州至马尼拉、马尼拉至阿卡普尔科的固定帆船贸易已经完全确定，平均每年有50艘左右的中国商船抵达马尼拉，运载的货物总价从20万比索上涨至16世纪末的百万比索。而从马尼拉到墨西哥的西班牙大帆船单艘吨位也突破700吨。至18世纪中期，墨西哥进口商品总值中的60%以上，都来自中国丝绸与瓷器。在如雪崩般涌入的中国纺织物面前，西班牙本土纺织业急剧衰落，1600年，急于改变局面的西班牙王室宣布禁止在西属美洲种植桑树，然而来自中国的生丝却使墨西哥纺织工业得以延续。
除了丝绸与瓷器，另一种中国本土的独特出产引发了欧洲的兴趣：1559年，意大利人拉木学（Ramusio）在《航海与旅行》一书中引述波斯人哈扎·马和木的叙述，称在遥远的中国，于Kuangfu（广州）种植着一种神奇的植物，不论鲜湿或者风干，都可用这种神奇植物熬成饮料，如果空腹饮下，能够祛除热证、头疼、胃疼。这是欧洲关于中国茶叶有史可考的最早记载。不久，葡萄牙多明我会传教士加斯帕·达·克路士来到中国广州传教，1570年病逝后，他编纂的《中国志》出版，书中说，任何中国人拜访会客，主人都会向客人奉上这种神秘的热饮，装在精致的瓷杯和瓷盘之中。16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将少量中国与日本出产的茶叶贩运至荷兰本土，并逐渐扩散到整个欧洲。到了1735年，仅仅从荷兰进口的亚洲茶叶已经达到835万磅，而新兴的海上贸易强国英国更是后来居上，在18世纪后半夜，每年从亚洲输入的茶叶达到3000万磅。起初茶价昂贵，伦敦每磅绿茶到港价格为10～19先令，武夷茶为13～19先令，然而普通工人日薪只有3～4便士，于是茶成了上流社会炫耀专有之物，著名剧作家与诗人威廉·柯伯，亦写诗赞颂这种来自东方的神奇植物：“佳茗，佳茗，令我愉悦，宁我心灵。”
很快，欧洲对茶叶的强烈需求，使得其商船队无惧惊涛骇浪，争相前往遥远的远东：英国国会通过“抵代税”法案，将茶叶进口税从100%下调至12.5%，制定对华茶叶贸易特许权，并只授予英属东印度公司，并促使英国几乎垄断了欧洲在广州的茶叶贸易。从1778至1784年，英属东印度公司每年从广州进口的茶叶在5.8万担左右，占据欧洲总额的三分之一强，而到了鸦片战争前夕，这一数字又暴涨至30万担，每年赢利达100万英镑，几乎等于英国每年政府国库收入的10%。自1700至1823年，“茶叶是驱使欧洲人来到广东的主要诱惑力，其他中国商品只不过是点缀。”当时活跃在广州的法国商人罗伯特·康斯坦丁说。
这是中国主导的海上丝路贸易最后的辉煌。来自欧洲，旨在换取丝绸与茶叶的白银滚滚涌入：通过西葡两国主导的中国-菲律宾-美洲三角贸易，自1571至1643年，从墨西哥输入中国的银元大约相当于中国原来拥有白银总量的六分之一，总计高达4000万库平两以上。英国自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通过茶叶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也达到5800万两以上。《剑桥中国明代史》作者牟复礼认为，中国由于出口奢侈品而得到大量的日本白银和西班牙、美洲白银，使得在商品经济发达的直隶南部、江西，以及沿海省份浙江、福建和广东，经济增长的速度显著变快。白银的大量流入。也促使明代政府进行财政改革，把大多数田赋、徭役以及加派改为征银。然而，负面影响则是明代政府失去了对于流通中大多数贵金属货币的主导权。美洲舶来银币因为其成色佳，形制重量标准化程度高而逐渐成为民间流通货币，并导致以宝钞为中心的官方货币信用体系崩溃。不仅如此，赋税的货币化与大量白银进入流通导致的通货膨胀，使农产品价格急剧下跌或者出现极大的波动，米价最多在每石0.2两和0.8两白银之间浮动，加剧了普通雇农与小农的破产，最终动摇了中华帝国赖以生存的最大基石。
随着美洲与东亚之间贸易直接联系的建立，玉米、番薯、马铃薯以及烟草、花生、番茄等原产美洲的经济作物也逐渐进入中国，进而造就了明清两代成为中国历史上持续最长的农业繁荣和人口增长的时代。《中国的食物》作者尤金·安德森曾统计，有明一代，耕地总数从6000万英亩逐渐增长至8500万英亩，人口在整个16世纪，由1亿左右暴涨至1.75亿，作为“救荒粮食”，易于耕种、收成丰富稳定的玉米和马铃薯无疑能够很好地养活这些新增人口，但也使得中国陷入了某种英国汉学家伊懋可所谓的“高水平均衡陷阱”之中：即精耕细作的分散农业促成了人口持续增长，大量廉价劳动力使技术进步成为某种“不必要”的靡费，农业资本回报持续高于工商业，同时工资水平的持续低迷也使得大量农村人口毫无积蓄，不可能购买相对昂贵的工业制成品，进而抑制了近代工业与资本的出现。
18世纪末，中国由于其货币媒介在东南亚至印度洋上的通用性，以及中国船只对于这一航路的绝对垄断，依旧使得欧洲早期殖民国家难以在这一贸易网络中获得主导地位，荷兰东印度公司就曾考虑利用半公开的武装私掠、抢劫满载白银、丝绸与陶瓷的中国商船。而已经逐渐在暹罗、马来亚、泰国等地落户的中国华侨，也将相对成熟先进的造船方式带到了东南亚，英国东印度公司职员坚西曾于1775年向伦敦总部报告，加里曼丹的华侨造船厂仅用两个月，耗资西班牙银币4250元就建造了一艘580吨的帆船。殖民地史学家J.克劳福德曾在《印度半岛史》中愤愤不平地说，华人质优价廉的造船业，以及他们在当地民众中平和、无野心的性格，严格限制了欧洲商业与殖民在本地的开展与盈利。
直到1820年前后，东南亚海面上活跃的中国帆船依旧接近300艘，总运载量超过8万吨，然而仅仅20多年后，因欧洲工业革命而诞生的蒸汽轮机动力船就开始出现在东南亚海面上，欧美列强资本雄厚、管理先进的股份制航海运输公司，远非因血缘关系组合、资本单薄的中国沿海“船帮”与“舶主”所能望其项背。当中国帆船的侧影逐渐消失在印度洋的海平面上时，来自欧洲的蒸汽与黑烟宣告了另一个全球贸易时代的到来。中国，这个传统的海上丝绸之路主导者，被纳入了西方殖民经济体系之中，也在屈辱和被掠夺中开始了它的现代化改革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