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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6日，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美聯儲主席耶倫在新聞發佈會上講話。新華社記者 鮑丹丹 攝
【亞太日報訊】據經濟日報報道，北京時間12月17日淩晨，美聯儲宣佈將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上調25個基點，到0.25%至0.5%的水準。這是美聯儲近10年來首次加息。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美聯儲實施了多輪量化寬鬆政策，美元利率長時間維持在超低水準。隨著美國經濟復蘇跡象日益顯露，全球市場對美聯儲加息的預期也不斷升溫。其中，加息的溢出效應更為市場所關注。
此次加息是否會引發金融市場震盪？人民幣匯率會否因此承壓？資本會不會大規模外逃？
造成危機可能性低
目前，多數市場人士認為，此次美聯儲加息是象徵性、試探性的，因此造成的影響有限。此外，市場對於此次加息早有預期，在就業和通脹逐步改善的條件下，美聯儲退出量化寬鬆並進入加息軌道是必然趨勢。“但是，相比之下，美聯儲加息對新興市場的壓力較大。”國泰君安首席經濟學家林采宜認為。
2015年以來，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表現整體遠低於預期。在此背景下，如果美國加息，會給其在資本流出等方面帶來較大壓力，不少國家的貨幣和金融市場可能會經受比較大的衝擊。實際上，今年以來，美聯儲加息預期已經導致新興市場資本流出壓力明顯上升。
同時，美聯儲加息會加劇大宗商品價格的下行壓力。由於所有大宗商品都以美元計價，如果美元指數上升，大宗商品價格下行壓力就會加大。
業內專家表示，美聯儲加息對新興市場的確會帶來負面溢出效應，但此次加息並不會引發金融危機。“因為前期市場已經消化了大部分加息帶來的影響。”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校長助理丁志傑認為，今年9月，就有不少市場人士預計美聯儲會加息。加息預期形成後，引發了多個新興市場貨幣的貶值，各國也推出了一系列政策進行對沖。“應該說，消化加息影響的時間較為充足，因此，並不會導致金融市場的地震甚至引發金融危機。”丁志傑說。
此後，市場關注的焦點將由“何時加息”變成“加多少，加多快”。目前一些機構預計，未來美聯儲加息的節奏將較為緩慢，2016年至多將有3次加息。接下來，美聯儲加息速度和力度是否超預期，將成為影響市場的關鍵因素。
不會引發資本外逃
近期，我國公佈的11月外匯儲備和外匯占款資料均出現較大幅度的下降。美聯儲加息後，是否會引發我國跨境資本的外逃？
對我國來說，美聯儲加息的確會導致資本流出壓力上升，但並不會引發資本外逃。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認為，未來一個時期，資本流出壓力整體上是可控的。一方面，經濟基本面較好。雖然我國經濟增長下行壓力依然較大，但總體來說，“十三五”時期，GDP在6.5%至7.5%區間運行的可能性較大，中國經濟有能力保持中高速增長；另一方面，我國財政狀況也較好，金融體系運行總體上比較平穩。此外，我國長期都處於對外淨債權國地位，且2014年底外債占GDP的比重不足10%，遠低於20%的國際警戒線。
此次加息是否會導致人民幣匯率貶值預期上升，進而增大資本流出動力？從理論上說，美國加息後，我國短期內可能面臨資本流出壓力，進而帶來匯率貶值壓力，匯率貶值又可能進一步促使資本流出。
從當前實際情況看，丁志傑認為，進入12月以來，人民幣匯率走勢較弱，已經消化了較多加息帶來的影響。短期來看，不會引起貶值的恐慌或較大波動。更重要的是，當前我國資本項目尚未完全開放，資本進出相對可控，對本國市場造成的實際影響並不會很明顯，加上我國仍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因此，加息可能會帶來一定的貶值壓力，但人民幣匯率仍有能力保持在合理均衡水準上的基本穩定。
應對政策空間充足
“我國有能力應對美聯儲加息衝擊。”連平強調，不管是從外匯儲備、貨幣政策還是財政政策空間來看，我國均有充足的底氣應對加息帶來的影響。
我國外匯儲備規模仍高居世界第一。截至今年11月末，我國外匯儲備為34382.84億美元，有較強對沖能力。同時，我國金融體系以銀行為主，大型銀行實力較強，整個銀行體系的抗風險能力也較強，這也有利於我國抵禦外部風險，維持金融市場的穩定。
貨幣政策、財政政策也有充足空間。連平表示，當前我國的存款準備金率依然處在相對高位，仍有充分下調空間。美聯儲加息後一旦出現資本外流，下調存款準備金率可釋放充足的流動性以對沖風險。從財政狀況來看，我國政府債務占GDP的比重約為53%左右，大大好於發達國家。2015年財政赤字規模計畫1.62萬億元左右，下一步，財政赤字仍有進一步擴大的空間，結構性減稅的力度也有望進一步增強。“2016年財政赤字率可擴大到2.8%至3%之間，同時，對小微企業等薄弱環節加大結構性減稅力度，用更有力度的財政政策打好‘十三五’開局這一仗。”連平說。
在經濟平穩運行的前提下，我國仍將進一步深化改革。但在全球貨幣政策分化的背景下，連平認為，金融改革的推進要更為謹慎，尤其是在資本帳戶開放的問題上。目前，利率市場化和資本帳戶開放都進行到了關鍵階段，“十三五”期間，改革的影響將更深入地體現出來。未來，既需要積極改革，也更需要考慮到資本流動加大帶來的更多更複雜的因素，保證改革更加穩妥有序地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