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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过上安定的生活，近360万叙利亚难民背井离乡来到土耳其定居。这些年来，土耳其基本上对他们敞开大门，政府甚至提供了专门的资助项目。但难民缺乏自由，他们中的很多人被安顿在难民营。因此，叙利亚人生活、工作在土耳其的各个城市——从远离边境线的伊斯坦布尔，到临近边境线的加济安泰普（Gaziantep），甚至更临近边境线的地带。
加济安泰普距离叙利亚仅有一小时车程，这里的难民几乎都是自愿来这里的。他们在这里上大学，在当地企业上班，他们中有的人过得比较窘迫，有的人过得则比较富足。
2018年，一场经济危机席卷了土耳其，针对叙利亚人的仇外情绪增长，难民成了日渐增长的通胀率和失业率的替罪羊。土耳其的巴沙尔·阿萨德政府对伊德利卜（Idlib，叙利亚城市）的残存反抗势力呈现出强硬攻势，预计会有更多的叙利亚人涌入土耳其，给土耳其人和土耳其境内现有的难民带来更大的压力。
不管是当下还是战争时期，最脆弱的当属那些年轻的叙利亚人。他们被父母带离祖国，希望那场冲突能够快速结束，并最终走向和解，让他们自由。现在，他们只能在流亡中度过年少时光，活在不知何时是尽头的不确定性中。他们不属于任何一个地方，也不知道该为未来做出何种努力。据土耳其经济政策研究基金会估计，土耳其境内目前生活着约220万处在工作年龄的叙利亚难民，具体的数字很难确定。
在这个不属于他们的世界里，他们无法找到栖身之处。这些年来，我在土耳其和叙利亚遇到了很多年轻的叙利亚人。我目睹了他们在围城中的生活，他们无尽的流亡之路，以及他们对于已经回不去的家园的渴望。
这场战争剥夺了他们的青春。他们虽然抗拒战争，但生活仍要继续，这种状态或是暂时的，但也可能会永远持续下去。
Mohammed Hassan在一家纺织工厂里上很长时间的班，然后把他挣到的大部分工资寄回家
“我已经过了学习、接受教育的时候了，”穆罕默德·哈桑告诉我，他若有所思，低下了头。在过去的一年里，19岁的他一直在一家纺织厂上班。在我们说话时，周围有很多年轻人正在缝纫机前弓着身子忙碌。
2016年，美国领导了一轮针对极端恐怖组织ISIS的进攻。当时，哈桑和他的家人正生活在ISIS的阴影中。他和家人离开了位于叙利亚北部的村庄，前往该国境内一处安置永久难民的营地。一年后，因为缺钱且看不到希望，他冒险进入土耳其，寻找工作补贴家用。与此同时，他的家人留在营地内。现在，他每个月挣约270美元（约合1900人民币），他会把这其中大部分的钱寄给家人。
哈桑告诉我，“我没有时间，没有金钱，也感受不到任何乐趣。”他每个工作日要上11个小时的班，晚上居住在一个潮湿的平房中。他和四个表亲共享这间房子。他们把薄薄的床垫铺在房间的地板上，睡在床垫上。他们会点上香烟，用手机上2个小时的网——这是一种短暂的逃避。随后，他们会烹制简单的一餐：炒蛋、番茄切片和面饼，就着茶喝。
哈桑和他的表亲们的生活极其简单，十几岁的他没有时间和金钱去找任何形式的乐子
大多数年轻人只能选择在农场或者在哈桑所在的工厂里做季节工。他们只能接受比土耳其人低得多的薪水，生活充满了永恒的不确定性。有积蓄的人既无法回到家乡，也无法决定是在土耳其扎根，还是去别的国家试试运气。在认识哈桑几周后，他告诉我，他不再在工厂上班。工厂的产品销往叙利亚，由于伊德利卜受到军事袭击，织物没了销路。他和亲戚放弃了那处住所，在他做下一步打算期间，他和朋友住在一起。
即便把耶拉放在一个比加济安泰普更国际化的地方，她也不会感到不自在
在城市另一头的星巴克里，我见到了米拉·耶拉。她的生活和哈桑有些许相似，但她的日子要好过得多。在她21岁生日那天，两个朋友给了她一个惊喜：一块胡萝卜蛋糕，上面插着燃烧的茶叶蜡烛。她一边高兴地尖叫着，一边拆开了收到的礼物。他们三个人喝着咖啡，聊了几个小时的天，一下午就这么过去了。她把原本涂成浅蓝色的指甲涂成了朱红色。
耶拉是家中四个孩子里最小的一个。在全家离开阿勒颇来到加济安泰普的那年，她才14岁。她告诉我，虽然刚来到土耳其的日子“非常艰难”，但她“再也不想回到叙利亚了”。
耶拉可以上学、购物、和朋友相处，她的生活和更多年轻人的生活几乎没有区别。不过，对于她的母亲来说，生活就没那么容易了
现在，耶拉在加济安泰普大学念大四，读的是影视专业。这里的学生有一半是叙利亚人。耶拉能在阿拉伯语、英语、土耳其语之间无缝切换，即便把她放在一个比加济安泰普更国际化的地方，她也不会感到不自在。
不过，耶拉的家人，尤其是她的母亲，感觉搬迁这件事非常困难。耶拉告诉我，“我在这里长大，在这里度过了人格形成期。我既不属于土耳其的文化，也不属于叙利亚的文化，但我现在就这样住在这里。”耶拉母亲的土耳其语并不流利。有一次，我和她们一家在一起时，耶拉进入了一家商店，她的妈妈则因为害怕对于叙利亚人的歧视而在店外面等着。哪怕是比较富有的叙利亚人也会遭到歧视。耶拉难受地说，“刻板印象真的非常可怕。”
卡兹穆兹的父母还没有见过他们的孙女伊斯兰。
纳德拉·卡兹穆兹笑着告诉我，“我结婚的那天糟透了。我的婚房里连电都没有，还靠前线很近，因为那里轰炸较少。而且化妆师完全把我化妆成了另外一个人。”
出于安全考虑，卡兹穆兹和她的丈夫搬到了加济安泰普。为此，他们不得不和大多数家人分离。
卡兹穆兹的生活状态介于耶拉和哈桑之间。她的丈夫是一名曾经获得奥斯卡提名的制作人，但为了安全，他们俩还是不得不抛下家人，搬到加济安泰普。他们的家人没能在土耳其政府关闭与叙利亚的边境之前进入土耳其。卡兹穆兹的父母至今还没有见过他们的孙女伊斯兰。卡兹穆兹在叙利亚学习了生物技术工程，但她现在正在加济安泰普大学学习电影制作。
对于卡兹穆兹夫妇以及其他数百万身在土耳其的叙利亚人来说，生活就是每日物质上、心理上、情感上的三重折磨。
本文作者Nicole Tung是一名在伊斯坦布尔工作的记者、摄影师。
（翻译：王宁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