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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2日，新京报贝壳财经主办的“中国经济新格局：乘风破浪”夏季线上峰会进入最后一天的日程。在今天的“高端对话”环节，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和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两人的“政府投资之争”引发热议。
在余永定看来，要想让今年的经济达到2.5％的增速，投资需求应有较大的增长，通过加强基建投资，可以带动上下游一系列的需求和投资。对此，曹德旺表达了不同的观点：“即使没有这次疫情，中国经济有必要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了，不能再进行大规模无效的基建投资了。”不过，最后两人达成了一些共识：投资问题的关键是投资要有效，要投到有用的地方、要投到影响中国发展瓶颈的地方。
政府投资重在“实效”
应该说，曹德旺和余永定的“投资之争”，通过观点的碰撞，达成了一个关键共识：有效投资。7月底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已做出要求：“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注重实效”。“注重实效”的提法，也表明未来要更加注重资金使用质量和效益。只有确保资金用到实处，才能对经济形成有效支撑。
疫情冲击之下，我国二季度实现了正增长，实属不易。但总的看，在国际形势波动加大和防疫长期化的趋势下，我国经济增长客观上仍然面临着较大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经济增长是社会福祉改善的前提，在外需疲软、内需潜力尚未完全释放的背景下，以政府投资来驱动国内大循环，其实是非常必要的。
我国要发挥投资的作用，除了考虑短期增长效应外，还要重点考虑经济结构调整的因素。不能因为短期经济增长面临的压力，就采取单纯加大"铁公基"的传统投资方式；也不能因为经济结构需要调整，而不敢加大投资。尤其是政府投资，作为政策的一个重要工具，需要在短期保增长与中长期调结构之间做出平衡：以效益为导向，真正把钱花对地方、花出“四两拨千斤”的效果来。
就此看，在当下，曹德旺和余永定这样来自实业界与学界的观点碰撞，显然多多益善。
提升实效关键在“快速精准直达”
今年的财政资金规模大，内外情况复杂多变，尤其要做实增长，否则就容易产生通胀和资产泡沫。因此，注重投资的实效，是这一轮“积极财政”的鲜明特色。
为此，财政部调研小组8月6日发布了2020年上半年中国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对资金收支情况和效果进行评估，这是财政部方面首次发布此类报告。这或许也表明，对资金支出效果的全程监管和动态评估将成为一种常态。
从投资领域来说，“两新一重”自然是投资重点，“两新”的重要意义不必赘言，需要说明的是，其中一重不仅局限于重大项目，中央政治局会议还强调了“重大区域发展战略”。近些年的实践也表明，要进一步激发内循环，城市圈和城市群的空间重构、一体发展，是拉动区域经济增长、提升投资效益的一个重要路径。
在当下背景下，提升投资实效，还要特别强调速度。“快速精准直达”是今年政府投资的一个重要目标。无论是中央政治局会议还是此前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要求资金迅速直达基层，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
另外，提升投资实效，还要发挥出政府投资的乘数效应，通过进一步减政放权和更大力度的市场开放，吸引社会资本集聚，使社会资本的投资空间越来越大，投资机会越来越多。
政府投资还要更多关注“社会领域”
当然，政府投资是不是有效投资，不完全取决于投资的经济回报，还取决于社会效应，在于提升全社会的公共福祉和创新能力。政府投资更多地从竞争性领域的投资中抽身出来，投入到公益性强的领域。这样的公共投资也是重要的有效投资。
由于我国社会建设在某些方面还存在短板，相比于"铁公基"，在社会领域的投资中，政府投资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且社会对此有巨大需求。
比如，这次疫情引发了各方对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关注。在公共卫生领域，我国仅有一家P4试验室，有的省份甚至没有P3试验室。建设高水平的病毒试验室，本身就需要一定规模的投资。
提升现有的公共卫生体系，需要投资大量的项目，包括疾控体系基础设施更新升级、以疾控为重点的公共卫生科研支撑项目、公共卫生人才培养项目等。这些公共性十分强的投资项目，恰恰适合由政府来投资。
如果考虑教育、医疗、民政等领域的基础设施以及重大项目建设，我国政府投资空间还是相当大的。在发行1万亿抗疫特别国债的基础上还可以加大力度。例如，从不同的省情出发，可以考虑地方政府发行社会领域投资建设特别国债，比如学前教育特别国债、养老建设特别国债等，以此推动社会领域大建设、大发展。一方面，既可以为城乡居民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另一方面，也可以形成短期的增长动能以及长期的社会效益。
当然，在社会领域的投资，同样需要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更多地发挥政府引导作用，积极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社会建设，放大政府社会性投资的系数。比如，即便在公共卫生领域，也需要鼓励社会资本，发挥社会资本在第三方医学检测、健康教育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匡贤明（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