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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稳固的爱的关系中，批评和管教，不会让你担心失去对方的爱，反而会让你觉得原来对方这么爱我、看好我、在乎我。只有批评带有爱的味道，人才不会那么害怕批评，被批评所伤。
近日，孩子因为被家长、被学校、被老师批评而冲动地选择轻生的新闻不时见诸各大媒体。
比如：常州小学生疑因作文被批后坠亡；
比如：中北大学发布了一位大学生因为作弊被抓而坠亡消息。
一些网友纷纷留言。其中有两类令人印象深刻。一种是说：“如果学校宽松一点，不要太当回事，是不是就可以避免这类事情发生？”另一种则认为现在的孩子太缺乏挫折教育了，太娇惯、太脆弱，一旦被批评就忍受不了，选择轻生。
这两种观点其实都太过极端。孩子的成长需要大人的批评、教育，但是这份批评和教育一定要站在爱的角度，既让孩子觉得自己很棒，同时还能真实地感受到自己正在被批评的人在乎着和期待着。
著名的美国儿童心理发展专家塞尔玛·弗雷伯格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不被管教的孩子是感觉自己不被爱的孩子。”当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他们既需要父母的爱护、照顾，也需要在失去控制的时候，父母给予必要的管教和帮助。过分的禁止、阻拦、惩罚，会让孩子感到羞愧、内疚、自责，觉得自己不可爱、被抛弃，但是有一些批评却可以超越这些，而推动孩子更健康地成长。这是因为，批评中蕴含了适合孩子成长的养分。
在心理咨询师陈海贤的作品《了不起的我——自我发展的心理学》中，谈到一个令人动容的关于批评的故事。
他的心理咨询师是一位严苛的老太太，这位老太太年轻时曾师从家庭治疗大师米纽庆。有一次，她和其他同学一起跟米纽庆报告个案，其他人都对她大加赞叹的时候，老师米纽庆却说：“她是我最好的学生之一，你们都夸她做得不错，其实只是在说，她只能做到这样的程度。”同学们一听老师这么说，就改用更加挑剔的目光评价她的咨询做法。为了应付这些批评，她变得更加努力，准备得更充分，结果咨询能力得到了很大的长进。后来，米纽庆解释了自己这样说背后的原因：“我这个学生非常有创意，可是自己躲在移民身份的壳里，做什么事都总是差不多就好了。我说她是我最好的学生，让她接受苛刻的批评，就是要把她从移民身份的壳里逼出来。”后来，这位老太太在教授学生时态度总是很严格，她希望能把学生从固步自封的壳里逼出来，相信他们本就能做得更好。
陈海贤在文中说，自从听了老师的解释，他对老师批评的态度发生了很大改变，他再也不觉得这是老师对自己的指责和厌恶，反而深深地被感动了，他体会到了来自老师的爱和期待，因此变得更有学习的动力了。
在稳固的爱的关系中，批评，不会让你担心失去对方的爱，反而会让你觉得原来对方这么爱我、看好我、在乎我。这会让人不那么害怕批评，被批评所伤，反而更愿意去了解TA是怎么看待我的表现，并且希望自己能够做得更好。
如果你希望更多一点感受这种带着爱的“批评”，不妨跟着我们细细品味一下汪曾祺和沈从文的一桩轶事吧。
汪曾祺和沈从文
1946年，汪曾祺由昆明回到上海，战后的上海遍地疮痍、经济萧条，汪曾祺到处求职不录，心情极坏，甚至想跳黄浦江自杀。在北平的沈从文得知，即刻写信，把他大骂一顿：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甚至想到自杀，真没出息！你手中有枝（支）笔，怕什么！
但是，沈从文骂了汪曾祺，却又让汪曾祺称为“三姐”的张兆和从苏州写长信，安慰他早就认定“将来必有大成就”的弟子。1947年2月，沈从文给朋友李霖灿、李晨岚等友人写信，希望他们帮忙给品学兼优的汪曾祺找工作：我有个朋友汪曾祺，书读得很好，会画，能写好文章，在联大国文系读过四年书。现在上海教书不遂意，若你们能为想法在博物馆找一工作极好。他能在这方面作整理工作，因对画有兴趣。如看看济之先生处可有想法，我再写信给济之先生。
到了1961年2月，沈从文住阜外医院疗病，望着窗外的大雪，他想起被打成“右派”的汪曾祺，那时，汪曾祺正在张家口沙岭子劳动改造。于是，沈从文从笔记本上撕下十二张纸，在病床旁给汪曾祺写了封六七千字的长信。出院回家，沈从文又用毛笔在宣纸上重抄了一份寄到张家口沙岭子。信上说：一句话，你能有机会写，就还是写下去吧，工作如作得扎实，后来人会感谢你的……至少还有两个读者……事实上还有永玉！三人为众，也该当算有了群众……（节选自《告别与新生：大师们的非常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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