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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日報訊】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朱民是中國和亞洲智慧的代表，也是拉加德的“左膀右臂”；而張濤很快將繼續演繹這一重要角色。
北京時間7月8日晚間，IMF總裁拉加德宣布，建議任命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張濤出任IMF副總裁，自2016年8月22日起生效。
張濤將接任即將於7月25日從IMF離任的副總裁朱民。
按照IMF副總裁任命流程，拉加德須提前兩周通知執行董事會有關任命提議，執行董事會最終只會通過該任命。若此期間執董會無人反對，任命便會生效，無需正式召開會議通過。在提名前，總裁一般都會提前咨詢執董會建議與意見，就人選達成一定共識。由此，張濤成為IMF史上第二位中國籍副總裁一事基本已無懸念。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中國駐IMF前執行董事魏本華表示：“沒有條文明確規定中國一定能占據IMF副總裁席位，總裁在提名上會考慮各個方面的因素，（張濤獲建議任命）可見中國目前在國際上的地位與影響力十分重要。”
從林毅夫、朱民到張濤，都是中國融入與影響全球化的代表。2008~2012年，林毅夫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兼高級副行長；自今年2月29日起，財政部官員楊少林擔任世界銀行首任常務副行長兼首席行政官。來自中國的國際化人才，正在越來越深入地參與國際治理規則的制定，迎接全球面臨的金融挑戰並貢獻中國智慧。
張濤將接任IMF副總裁
有“鐵娘子”之稱的拉加德行事果斷，擅長斡旋，而在IMF管理層中，她也需要金融專家的協助。
在宣布提名張濤時，拉加德表示：“我很高興地建議由張濤出任下一任副總裁。張濤先生具有很強的國際經濟專業知識、公共部門決策能力和嫻熟的外交技能。他也有豐富的國際金融機構工作經歷和卓越的溝通談判技巧，並對基金組織（IMF）的政策和程序有著極其深刻的理解。他曾於2011年至2015年擔任中國駐基金組織執行董事，在基金組織廣為人知，備受尊敬。”
張濤獲得任命建議在情理之中。知情人士稱，IMF了解張濤的簡歷，對張濤的經歷有很好的跟蹤記錄。2011年8月~2014年年底，張濤擔任中國駐IMF執董期間，對IMF的各項工作，包括份額改革和人民幣加入特別提款權（SDR）等，都有積極貢獻。
從教育背景和工作履歷看，張濤兼具國際多邊和國內央行的豐富經驗。
張濤擁有清華大學電氣工程學士學位和金融學碩士學位、加利福尼亞大學聖克魯茲分校國際經濟學碩士和博士學位。
1995年至1997年，張濤在世界銀行總部(華盛頓)的政策研究局任經濟學家；1997年到2004年，在亞開行總部擔任高級經濟學家。這一時期，張濤主要從事經濟研究和發展援助工作。
2004年回國後，張濤任職於中國人民銀行，歷任人民銀行研究局副局長、國際司副司長、調查統計司司長、國際司司長兼港澳臺事務辦公室主任；2014年開始擔任人民銀行條法司司長；2016年5月升任副行長。
“張濤非常聰明能幹，英語流利，工作風格務實，是新一代國際型政府官員的代表。他主政過國際司、調統司和條法司的工作，專業和政策水平很高；也在研究局工作過，研究能力紮實。”知情人士對本報記者表示。
在5月任職央行副行長後，張濤已在多個國際金融會議上亮相。
5月27日，張濤在瑞士日內瓦出席了第十八屆國際貨幣和銀行業研究中心大會；6月29~30日，張濤在聖彼得堡出席了俄羅斯央行舉辦的第25屆國際金融業大會。
2008年金融危機後，應對危機和宏觀穩定成為全球首要任務，由於承擔了G20主要經濟金融政策的研究和制定任務，IMF成為當今最為重要的國際經濟金融組織。
當前，包括拉加德和朱民在內，IMF最高管理層共有五位，其他三位分別是剛連任的來自美國的第一副總裁大衛·利普頓、去年2月到任的偏重內部行政管理的卡拉·格拉索（擁有意大利和巴西雙重國籍），以及去年3月到任的日本人古澤滿宏。
IMF迎接全球新挑戰
根據國際清算銀行(BIS)的判斷，當今全球正面臨“三元風險”——低增長、低生產率、高負債。這三者的組合可能產生的後果不容小覷。全球央行實行量化寬松(QE)多年後，經濟情況似乎越發脆弱、金融市場波動頻頻，這對於以“維護全球金融穩定和經濟穩定為先”的IMF無疑是重大挑戰。
如今張濤擬任IMF副總裁，將要面臨的挑戰絕不亞於朱民。
朱民擔任IMF副總裁伊始，全球金融危機余震不斷，歐債危機愈演愈烈，希臘、葡萄牙、愛爾蘭等國相繼爆發銀行業危機。
朱民任職期間負責97個國家的宏觀督導，需要批審90多個國家每年的宏觀報告。他所主管的重點區域和國家，包括美國、印度、澳大利亞等大國，以及拉美的秘魯、中東的埃及和眾多的北歐及中亞國家。
在全球金融聯動性與復雜性不斷加劇的大背景下，張濤一旦接任IMF副總裁一職，其工作的挑戰可想而知。
除了新興市場溢出效應明顯上升，在波詭雲譎的金融市場，扔進任何一顆石頭都可能掀起風浪。如6月發生的英國脫歐公投事件，給全球經濟、金融格局帶來了長期不確定性。
此外，如何落實二十國集團（G20）的各項決議？在人民幣進入SDR後，如何進一步擴大SDR的國際使用？如何推開新一輪份額改革，賦予新興市場更多話語權？這一系列問題也都直接與新一任副總裁相關。
今年9月，中國將主辦G20領導人杭州峰會，這也堪稱危機後最重要的一次G20峰會，其使命從緊急危機應對轉為促進全球增長、推動結構性改革，要啃下這根“硬骨頭”，絲毫不比應對2008年金融危機來得容易。
由於G20並沒有常設秘書處和工作人員，其達成的許多決定和共識仍需要通過有關國際組織推行和落實。
朱民今年表示：“IMF支持中國主辦G20，IMF也始終扮演G20技術秘書的角色，提供背景材料、做宏觀政策支持，我們也正積極參與中國主辦G20的工作。”
緊接G20峰會之後，人民幣將於10月1日正式進入IMF的SDR貨幣籃子，這也標誌著人民幣朝著國際儲備貨幣再進一步。
去年以來，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一直呼籲要積極擴大SDR的使用，這想必也將是IMF的使命之一。“SDR有助於增強國際貨幣體系的穩定性和韌性。增強SDR的作用是一項長期工作，可以開始采取切實措施，積極擴大SDR的使用，包括使用SDR作為報告貨幣和發展SDR計值的資產市場。”周小川稱。
根據IMF份額和治理改革方案，IMF的總份額將增加一倍；此外，超過6%的份額比重將轉移到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由此，中國將成為僅次於美國和日本的第三大份額國。
目前，IMF正在討論下一輪（即第15次）份額總檢查，其最後截止日期為2017年12月。拉加德去年曾就此表示，“我相信，在第15次份額檢查中，中國將會承擔更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