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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日報訊】飯館村，距福島核電站約４０公里。記者驅車來到這裡，眼前幾乎是恐怖電影裏的“鬼城”：人跡寥寥、雜草叢生、污水遍地，只有烏鴉的叫聲偶爾刺破寂靜。
2012年3月3日，在日本岩手縣大船渡市，一群海鳥落在廢墟旁。新華社記者 馬平 攝
日本攝影家飛田晉秀３０多次深入災區，用鏡頭記錄這一幅幅景象，鏡頭後的他時常潸然淚下，但更多時候，他感到的是“怒火中燒”。
讓飛田憤怒的是，他親眼目睹核事故後罹患甲狀腺癌的災民承受著痛苦與孤獨，卻求助無門。為此，飛田與朋友們一起，共同發起了“３·１１甲狀腺癌家族會”。
2011年3月14日，在日本二本松,一名疑似遭到放射性物質汙染的女孩隔著玻璃與自己的寵物狗打招呼。新華社發
災民孤立無援
“在福島，甲狀腺癌患者的家庭承受著痛苦與孤獨，他們無法將孩子的病情向親友訴說，也不想跟孩子說核輻射的事，”飛田說，“因為擔心遭受各種外來壓力，家長們不願也不敢公開自己姓名。”
２０１５年６月，飛田在福島遇到一名患甲狀腺癌的女孩。核事故發生時，她正在學校參加畢業典禮。事故發生後３天內，她呆在家裏沒有出門，後來為訂制高中校服隨母親去商場，因故在商場外等了三四十分鐘，當時兩人都沒戴口罩。
她高二體檢時，發現甲狀腺檢測結果異常，隨後確診為甲狀腺癌。高三暑假時，接受手術切除了右側甲狀腺和部分淋巴。大學入學體檢中再次出現異常，隨後發現是甲狀腺癌復發。當年１０月，她退學接受手術，摘除了全部甲狀腺。
她說，成為一名設計師一直是自己的夢想，沒能實現這一夢想十分不甘。而讓她父母更加憤懣的是，孩子身上發生的悲劇至今無人負責，他們被告知這與福島核事故沒有因果關係。
與這名女孩有同樣遭遇的人還有很多。據統計，截至今年２月，福島縣共有１６６名青少年被診斷為甲狀腺癌或疑似甲狀腺癌，其中１１６人進行了手術，手術患者中又有幾名被確診癌細胞轉移。
日本岡山大學教授津田敏秀等人２０１５年在國際醫學雜誌《流行病學》上發表論文指出，受福島核事故泄漏大量放射性物質影響，福島縣內兒童甲狀腺癌罹患率是日本全國平均水準的２０倍到５０倍。
可是，今年２月１５日，福島縣政府和福島大學公佈分析結果，拒不承認核事故與甲狀腺癌病發之間存在聯繫。
“目前日本政府沒有任何針對災區兒童健康問題的對策，”飛田說，希望日本政府能汲取切爾諾貝利核事故的教訓，認真對待這一問題，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這是2011年3月11日（上）和2016年2月15日拍攝的日本宮城縣名取市的拼版照片。新華社/路透
輿論避重就輕
在飯館村，記者看見兩名身著工作服、手持輻射測量儀的工作人員在農田裏工作。當記者接近時，他們其中一人警覺地收起了儀器，另一人則走過來讓我們儘快離開。
工作人員的敏感反應，與記者在災區的其他見聞一樣，都給人感覺這裡似乎有頗多“秘密”。
同樣奇怪的是，在關係民眾健康的這一重大事件當中，發達的日本媒體居然“不約而同”選擇沉默，而對於同為７級核事故的切爾諾貝利事故，這些媒體卻持續報道。
日本民間團體“切爾諾貝利受害調查與救援女性網絡”事務局長吉田由布子，比較了日媒對切爾諾貝利和福島核事故的不同報道姿態。她指出，過去３０年來，日本主流媒體持續關注和調查報道切爾諾貝利核事故。“福島核事故發生後，切爾諾貝利再獲日媒關注，但幾乎看不到日本主流媒體在以往切爾諾貝利核事故調查採訪經驗基礎上，對福島核事故的健康危害進行深入調查和報道。”
在相關的研究領域，也存在類似氣氛。津田敏秀等人在《流行病學》發表的那篇論文，至今沒有引起日本政府和福島縣的重視，反而招致反駁和批評。
2015年3月7日日本福島縣飯館村內廢棄的農田和房屋。飯館村距離福島第一核電站約40公裏。新華社記者 劉天 攝
政府逃避責任
“國家的遺忘意願”——法國《世界報》３月的一篇相關評論，給日本政府應對核事故的“心思”做了總結。
人們希望災難那一頁儘快翻篇，但關鍵是以什么樣的態度去面對現實，以什么樣的出發點去處理善後。
日本兒科醫生、切爾諾貝利兒童基金顧問黑部信一曾走訪切爾諾貝利核事故受害者療養設施。他指出：“如果按日本政府目前的處理方式，３０年後，福島核事故造成的健康危害可能比切爾諾貝利核事故更大。”
在災區的實地採訪中，讓記者印象最深的就是農田裏擺放的黑色口袋。這些口袋裏裝的都是含有放射性物質的垃圾。有些地方，這樣的口袋就像堡壘一樣堆放著，難以計數。然而，處理這些核污染垃圾的設施數量至今還遠遠不夠。
2015年3月7日，在日本福島縣飯館村，大量裝有含放射性物質垃圾的黑色口袋等待處理。飯館村距離福島第一核電站約40公裏。新華社記者 劉天 攝
除了核污染垃圾處理廠，黑部介紹說，與切爾諾貝利核事故相比，福島核事故後建成的相關療養機構過少。“哪怕只在療養所療養４周，體內放射性物質銫的水準也會降低３０％，可見療養設施對於受害者恢復健康十分重要。”
黑部同時指出，本地的低收入者因為買不起外來的無輻射農副產品，也無力送孩子去療養所進行相關治療，更容易受核輻射威脅。“他們本來應該向政府和東京電力公司追究責任要求賠償，但就現狀而言，政府和相關機構都不願意制定對它們自己不利的政策。”
日本民間環保組織“ＦｏＥ Ｊａｐａｎ”理事滿田夏花則對日本政府加速福島核災民返鄉的新政策非常不安。
核事故原因尚未判明，事故追責稀裏糊塗，輻射風險居高不下，就讓災民返回已被污染的故鄉？滿田夏花憤怒地說：“政府打著災後復興的旗號，實際幹的事卻是拋棄核災民，試圖封殺健康風險的真相。”（執筆記者劉石磊，參與記者劉秀玲、華義、劉天、張繼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