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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味帝国》一文在热传，这是一篇全方位介绍中国“野味”产业链的文章，里面讲了广西云开大山里的“猎人”、在广州迷上吃野味的女白领、用1500平方米的巨型网捕鸟、用乳酸诺氟沙星和高含脂的白苏子“催肥”禾花雀，还有用高毒农药呋喃丹毒杀野鸡的勾当。我在朋友圈转发《野味帝国》那天，一位朋友在群里艾特我，说半夜里读了，津津有味。
我有些阴暗地揣测，恐怕不是一般说的那种读书读得津津有味，而是真的口舌生津，再三咂摸，脑补其味。
《野味帝国》里挖了很多关于食用野味的猛料，光介绍癞蛤蟆的吃法就有：咸蛋黄包裹的金沙蠄蚷、陈皮腌制的九制蠄蚷、椒盐蠄蚷……我相信大部分中老年国人，哪怕是公开申明反对食用野味的，在阅读时体验到暧昧而刺激的快感，也会在某一刻压过触目惊心的愤怒。
嘴巴说不要，舌头很诚实。食色，人之大欲，没办法。就算是野味因为新冠肺炎疫情而被顶上了风口浪尖，恐惧比病毒更广泛传染的今天，依然如此。
我不认为他们“虚伪”。尽管我写了好些篇反对食用野味的文章，但也知道，大部分人脑中深植的执念，是有特定历史背景的。因为了解，总要有些理解。
疫情催迫对食用野味行为的检讨，进而形成了现实的压力。在2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
有很多关注野生动物保护的人欢呼。也有很多朋友问我，难道他们热爱的牛蛙从此再跳不上餐桌了吗？3月4日，有了结果。农业农村部发通知，乌龟、中华鳖、牛蛙不在禁食范围。
不知牛蛙当喜当悲。不过，牛蛙的身份，算是比较容易解决的。在国家林草局面对的长长名单上，尚有许多有争议的物种。很多动物产品，有传统，有市场，有需求，有靠这买卖吃饭的大票人，而且有些已经合法存在多年，养殖也算成功，哪里是说割了就割了的。
疫情之下，绝对全面禁食的呼声很高。但我想，疫情结束之后，执行的力度或也要随曾经绷紧的舆论压力一起“回摆”，这是必须要打好“预防针”的。
所谓历史向前，大约总是这样，曲折，反复，带一点含混，灰色地带总是最难处理的地方。当疫情刚刚“稳定”，这么多人已经从之前与吃野味者不共戴天的立场，变成了“牛蛙能不能吃？”。
我自曝过食用野味的“黑历史”，不管是大学期间带回寝室做标本的动物的肉，还是参加工作之初在老百姓家里蹭的一些猎物肉。那时，我的职业是野生动物保护，这样是不是有悖职业伦理，我曾经想过，没个结论。然而那时没有过发自内心的愧疚与纠结，是真的。
很多年前，那是我参加工作第二年，单位来了位领导，在部队上时爱打猎。偏生他分管的，就是我的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区调查规划室。没事时他喜欢到我办公室，跟我讲起雪鸡肉如何鲜嫩，黄羊肉如何香腴，顿时眼放光芒。我有时看着办公室名牌，感觉十分怪异。这位领导嗜酒，两年后死于肝癌。我最后一次去看他，他还笑呵呵问我去林芝有没有吃到猴子肉。
那一年林业厅来了新领导，此前任某地地区专员。第一次见他，我忍不住问：“马丽华写的‘双湖大汉阿布’就是你吧？”他一脸悻悻：“她是乱写的，我哪有打死过那么多野生动物。”他爱摄影，在厅长任上，最偏爱的就是野生动物保护工作，怕是占用了一半的时间精力。
不知道为什么此时忽然想起这两位与野生动物保护相关的老领导，虽然那是20多年前的往事了，和当下的生态意识没有可比性，只是想说说那种对野味的“执念”吧。
我是学这个专业的，“保护”于我是信仰般的底层思维。不过，我越来越明白，理论是苍白的，理想化的理论是疯狂的，而生命之树常青。文明与不文明的分野，有时不是那么绝对，比如当初关于一些地方食用狗肉风俗的争论。最有力的变化，在每个复杂具体的人身上，在暧昧的生活细节里。那些午夜阅读的津津有味，那些对牛蛙的眷恋不舍，都是折射。
人最难改变，人改变了，什么都可以变。今年，我意外发现侄女和我儿子一样，都对食用动物内脏有本能的厌恶。或许，有些“陋习”原本就是短缺社会的“不自由”的产物，只要让人自由生长，就能收获“正常”。但愿如此。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