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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日報訊】 “一路研究下來，形勢不容樂觀，”劉繼同說，“中國的傳統文化提倡居家養老，如果把父母送到養老院，孩子們往往會被別人指指點點，可是居家養老，特別是當老人罹患重疾甚至生活不能自理時，常常會變成壓垮一個家庭的最后一根稻草”。
劉繼同是北京大學衛生政策與管理系的教授，當他的母親因患糖尿病與心衰而被送醫治療時，母親就成為他研究中國醫療服務和養老服務的一個樣本。
“在老齡化洶涌來襲的今天，中國在養老制度建設方面須盡快走出一條符合國情的養老道路。”
在居家養老和養老院養老之外，如何找到一條更適合當前中國國情的養老模式是社會各界共同關心的話題，這不僅關系到個體家庭的福祉，也關系到中國未來發展的后勁。
“銀發潮”之猛：
60歲以上老人達2.12億
來自民政部門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4年年底，我國60歲以上的老人大約有2.12億，其中15％為80歲以上的高齡老人，15％為失能和半失能老人。
中國社會福利基金會曾對中國的養老模式做過一次專項調研，該基金會副秘書長繆瑞蘭指出，發達國家65歲以上老年人占總人口的比例從7％提升到14％大多用了45年以上的時間，而中國只需27年就可完成這個過程。
“在世界范圍內橫向比較，可以看出中國存在著明顯的未富先老現象。西方國家的老齡化程度雖然高于中國，但是它們的富裕程度也遠遠高于中國。與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相當的秘魯和南非，老齡化比重僅為6.7％和6.1％，分別比中國低3個百分點和3.6個百分點，均未達到7％的國際人口老齡化社會榮枯線，這足以表明中國人口結構變化的嚴峻性。”繆瑞蘭說。
更令學界擔憂的是，雖然中國傳統文化推崇“孝道”和家庭養老，但是落實這種“孝道”的現實基礎卻在逐漸弱化和動搖。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家庭結構的變化，如今中國主流家庭結構已轉變為只有一個孩子，這意味著年青一代的養老負擔將變得非常繁重。此外，人口流動的加快導致代際分離現象日益突出，中國有相當多的老人獨守家中，成為空巢老人。即使是與父母同居一個城市的年輕人，也因高強度的工作和快節奏的生活而很難抽出時間給予父母更多陪伴。
養老院之痛：
安全隱患、護理不足、法規缺位
“歐美發達國家的確依靠養老院來養老，但他們的養老院，按照中國的標準來看，大都是高端養老院。而中國本土市場的特殊性就體現在如何滿足低端需求上。當前應該在養老服務和機制上創新，讓每個老年人都能及時得到醫療及養護服務。只有這樣，慢慢變老才是一件幸福而有尊嚴的事情。”上海幸福9號老年樂園董事長王振認為，中國不能簡單照搬國外的養老模式。建設養老院并不能完全解決老有所養的問題。“剛剛成家立業的年輕人發愁沒房子住，而中國的老年人可不缺房子住，他們缺的是健康護理和關懷。如果蓋的養老院基礎設施還很差，安全隱患又多，那就更容易引發社會不滿。”
事實上，從鄭州市發生的養老院“虐老”事件、黑龍江海倫市聯合敬老院縱火案、湖南雙峰縣養老院惡性殺人事件，到近期發生的河南平頂山市魯山康樂園老年公寓火災，頻頻發生在養老院的慘劇，折射出基層養老安全之痛。
近年來，在國家扶持政策和市場機遇的刺激下，各類社會化養老機構如雨后春筍般紛紛出現。然而，就在養老日益成為資本競相追逐的“朝陽產業”的同時，公立養老院一床難求，城鄉之間、大城市與中小城市之間養老資源分布不均衡、養老專業護理人員短缺、管理水平低下等問題漸漸暴露出來。
“事實上，有許多農村民辦養老機構為節約成本，根本做不到消防達標。”西部某省民政部門工作人員介紹，不少民辦養老院往往在前期投入階段就存在資金緊張的問題，無法按照國家統一的養老機構建設標準進行建設，甚至存在偷工減料，以假亂真的情況。而面對養老事業的旺盛需求，地方監管審批部門往往“睜只眼，閉只眼”。
東部某縣級市一家民辦養老院院長曾艷紅表示，二三線城市，特別是城鄉結合部地區的養老機構起步晚，受傳統思維的影響，往往將養老院看成是“孤老院”或“老年收容所”，因此多采用家庭式管理，軟硬件配套不足。另一方面，不少城鄉結合部的建筑物產權不明晰，消防配套不到位，導致民辦養老機構拿不到執照，只能違規經營。
河南省延津縣一家敬老院包括院長在內的6名服務人員，都是四五十歲的農村婦女，沒有專業的護理技能，洗衣、做飯、喂飯、端尿、打掃衛生，幾乎24小時都在院里忙活，每個月卻只有800多元工資，很難吸引人、留住人。
福建安心民辦養老院院長宋達介紹，當前只有各地市民政部門會不定期地舉辦護理專業技術培訓，且僅限于初級培訓。而老人作為一個特殊群體，往往面臨身體機能退化、思想意識不清等問題，心理層面的精神慰藉往往被養老機構所忽略。
記者了解到，當前護工群體主要構成為進城務工人員，專業度不足。而我國護工專業也僅開設三五年時間，面臨招生困難、師資不足、教材缺失、認可度低等問題。為此，護理人員培訓成為不少民辦養老機構的“自選動作”。
養老服務法規的缺位也是困擾養老行業的一大問題。宋達說，當前人們法律意識逐漸提升，但養老行業專門的法律法規卻遲遲未見“音訊”，不少民辦養老機構的入住協議只是養老院自行擬定，沒有規范的格式和法律依據。
宋達說，養老院多是風險高發群體，出險率極高，但當前涉及養老機構糾紛多參考《消費者權益保障法》，缺乏明確法律支持，導致現實中因養老服務發生的糾紛往往因參考法規的不同而結果懸殊。
為了應對法律依據模糊的現狀，宋達所在的養老院聘請了法律顧問，針對老人可能存在的問題，進一步細化相關規程，規范員工行為，“但大部分民辦養老院沒有這個意識，也沒有相關經費，一旦出現問題，養老機構甚至直接被拖垮。”
養老保障之誤：
家庭責任還是國家責任
“我們現在的養老還是強調家庭責任，沒有解決養老由國家承擔的主體責任。如果研究發達國家的經驗就會發現，針對老人的服務應該是福利性的、社會性的，只有利用社會化的機制才能實現風險共擔和代際補償，這樣才能促進社會的穩定與和諧。”劉繼同認為，要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的養老困境，最核心的議題就是要明確養老的責任歸屬。
專家們認為，中國不能再把養老的重點放在提供物質幫助上，現在已經到了機制創新的關口，特別是在保險制度設計、養老服務多元化和資金管理安排上。
劉繼同結合母親的案例說，在德國創立長期護理保險后，日本加以借鑒創辦了介護保險，凡是45歲以上的人，無論男女，除了交養老保險外，還要交介護保險，到生病時就有專門的護理員提供服務。但是在國內，老人生病住院最難找的就是專業護理員，整個行業的發展嚴重滯后于老齡化社會的需求。
由于老齡人口大都受到慢性病的困擾，老年人最需要的是康復性醫院。但在國內，除非是做手術或罹患重癥，否則老年人很難等到住院治療的機會。劉繼同認為，中國不僅缺乏醫養結合的機構，而且也缺少提供臨終關懷的醫院，因此加快醫療機構的多元化發展也是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之一。
劉繼同說，很多人都認為養老保障是花錢的事，總是擔心養老保險資金不足，其實只要在優化管理機制方面多下工夫，資金并不是問題。“社會保險原理是大數法則，當前國內實行的五大保險都是各自封閉運行，且單一保險都還沒有實現省級統籌，不同的保險基金歸不同部門管理，難以形成合力。”
專家們指出，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在養老模式上應該借鑒國際經驗，比如與中華文化淵源很深的新加坡就利用稅收優惠對奉行居家養老傳統的家庭給予鼓勵，凡是與老人合住的家庭都會享受住房公積金貸款優惠，而計稅則是以家庭收入做標準，充分考慮家庭的收支需求，而非個人的收入水平。
王振認為，中國應效仿西方國家的做法，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培育養老醫療社會服務產業。他說，與其由政府出資辦養老院，質量參差不齊，不如由政府補貼市場來建設養老機構和日間看護機構，而補貼的標準則取決于政府、社會以及老人、子女對這些機構運營質量的評級和監督。
劉繼同說，現在居家養老條件跟不上，一個主要原因就是養老服務跟不上。如果能在每個社區都培育一個多學科的養老服務團隊，為老年人提供醫療保健康復、日間看護等服務，老年人在家就能住得安心。
養老保障并非一個“無底洞”，這是探索中國養老模式必須改變的一個認識上的誤區，社會福利不僅商機無限，而且對社會、政治、經濟的發展都有深遠的正面影響，這是受訪專家和業界人士的共同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