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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鲁里埃尔·鲁比尼】
在2007-2009年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中早已存在的经济结构不平衡和金融高风险问题因政策失误而更趋恶化。上一次金融危机和接踵而至的经济衰退，已经揭示出了全球经济中的一些结构性问题，而各国政府非但没有解决这些问题，反而大多采取了掩耳盗铃的态度，导致了更严峻的下行风险产生，使另一次危机无可避免。
现在，这场危机已迫在眉睫，而且后果更加严重。但不幸的是，因为有以下10个不良且危险的趋势，即使今年全球经济能经历乏善可陈的U型反弹，在未来十年一场L型的更大规模经济萧条也无法避免。
第一个趋势涉及赤字及其必然导致的风险：债务与违约。政府为了应对新冠疫情危机而大规模增加了财政赤字，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了10％或更高，而此时很多国家的公债规模已经非常之高，甚至达到无法维持的地步。
更糟糕的是，很多家庭和企业丧失了收入，这就意味着私营部门的债务水平也会变得不可维持，有导致大规模违约和破产的潜在风险。这一切再和飙升的公债规模相结合，就会导致此次危机后的经济复苏将比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复苏更苍白无力。
各国债务在世界债务总额中的占比 图片来源：VISUAL CAPITALIST
第二个因素是发达经济体的人口定时炸弹。 新冠疫情危机表明，政府必须将更多的公共财政支出分配到医疗系统，全民医疗保健和其他相关公共产品是必需品而不是奢侈品。但是，因为大多数发达国家已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这些未来支出将使目前早已捉襟见肘的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系统背负更多的隐性债务。
第三个问题是通货紧缩的风险越来越大。这场危机不但引起了严重的经济衰退，还造成了大量产能（未用产能和机器）和劳动力（大规模失业）闲置，以及石油和工业金属等大宗商品价格的暴跌。这就使债务通缩成为可能，增加了破产的风险。
第四个（相关）因素将是货币贬值。各国央行为了尽力对抗通货紧缩并避免利率飙升的风险（继巨额债务积累之后），货币政策将变得更加不守常规且影响深远。短期内，政府需要将财政赤字货币化，以避免萧条和通缩。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加速的去全球化和翻新的保护主义所形成的永久逆向供给冲击（negative supply shocks）会使滞胀几乎无法避免。
第五个问题是更广泛的数字化破坏（digital disruption）。随着数以百万计的人失去工作或因工作时间减少而损失了收入，收入和财富差距将在21世纪进一步扩大。为了保护自己的供应链在未来不受冲击，发达经济体的公司将把生产从低成本地区转移到成本更高的国内市场。但是，这种趋势只会加速生产自动化的发展，而无助于本国工人，会对工人工资造成下行压力，并进一步煽动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仇外心理。
自动化技术在供应链行业的应用情况 图片来源：VISUAL CAPITALIST
这指向了第六个主要因素：去全球化。疫情正在加速全球的巴尔干化（balkanisation）和碎片化趋势。中美两国将更快的脱钩，大多数国家将采取更多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来保护本国企业和工人免受全球动荡的影响。疫情后世界的特点就是国与国之间会更严格限制货物、服务、资本、劳动力、技术、数据和信息的流动。这种情况已在制药、医疗设备和食品行业发生。为了应对疫情，各国政府已对这些产品实施了出口限制和其它保护主义措施。
第七，对民主的反动将会加强这一趋势。民粹主义领导人常常会利用经济疲软，大规模失业和不平等加剧等社会乱象。在经济保障骤降的情况下，外国人总会被怪罪成引发危机的替罪羊。蓝领工人和广大中产阶级将更容易受到民粹主义言论的煽动，特别是那些限制移民和贸易的言论。
这引出了第八个因素：中美之间的地缘战略僵局。随着特朗普政府尽一切努力将疫情归咎于中国，中国将更加坚信美国蓄谋阻止中国的和平崛起。中美两国将会加速在贸易、技术、投资、数据和货币协议等领域脱钩。
更糟糕的一个因素是，这次外交破局将为美国与其竞争对手（不仅是中国，还有俄罗斯，伊朗和朝鲜）之间的新冷战奠定基础。随着美国总统大选的临近，我们有充分理由期待网络秘密战会越演越烈，甚至有导致常规军事冲突的危险。而且因为技术是争夺未来工业控制权和抗击流行病的关键武器，因此美国私营技术部门将会越来越紧密的被整合进国家安全体系。
最后一个不能被忽视的风险是环境破坏（environmental disruption）。正如新冠疫情危机所展现的那样，与金融危机相比，环境破坏可能会造成更大的经济损失。复发性流行病（如1980年代以来的艾滋病，2003年的非典，2009年的H1N1流感，2011年的中东呼吸综合征，2014-16年的埃博拉病毒）与气候变化一样，本质上都是人为灾难，源于糟糕的健康和卫生标准，自然系统的滥用，以及全球化世界日益增长的相互联系。在未来的许多年里，各种流行病和气候变化的许多病态症状将会更加频繁，严重且代价高昂。
这10个风险在此次疫情危机之前已经隐约可见，而现在则有可能会引发一场完美风暴，将全球经济席卷入十年恐慌之中。也许到2030年以后，科技和更有能力的政治领袖能够减少、解决或尽量缩小这些问题，创造一个更具有包容性，更加合作和稳定的国际秩序。但要获得一个圆满的结局，我们首先都要在即将到来的大萧条中幸存下来。
（观察者网由冠群译自《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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