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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鲁迅，就想到“横眉冷对千夫指”，再不就是他投枪匕首式的文章。总之，在我们心中，鲁迅就是个动辄吹胡子瞪眼，看什么都不爽，好像全世界随时欠他三个亿，骨头和笔杆子都硬到家的人。这种印象不是没有根据，他人生的大部分时间，可能都在诠释三个字：看不惯。

当鲁迅看不惯，连京剧大师梅兰芳也逃不过。鲁迅吐槽梅兰芳扮演的林黛玉时这样说：

我先前只读《红楼梦》，没有看见“黛玉葬花”的照片的时候，是万料不到黛玉的眼睛是如此之凸，嘴唇如此之厚的。我以为她该是一幅瘦削的痨病脸，现在才知道她有些福相，也像一个麻姑。

且不说鲁迅还看不惯国内的哪些人，那些“跑到”国外的中国同胞，也被他追着看不惯。比如，他留学日本期间，就给自己创造了很多吹毛求疵的机会。

鲁迅留学日本主要在东京居住，头一次是1902年2月至1906年。1906年夏天，他回乡结婚，秋天又到东京。这第二次的到来，就住在本乡区汤岛二丁目的伏见馆。

他住得舒服吗？谈不上。

他的房间在伏见馆楼上靠南一排的西边，四张半席子的大小。比较方便的是，伏见馆有浴室，一周可以洗两次，也不另外算钱。可是就在这洗澡的事儿上，鲁迅先生和其他房客闹不对，终于还是在第二年春天搬了出去。

洗澡都能闹不对吗？是的。

具体情形，还得绕一圈儿回来再说。

剪辫后的鲁迅

鲁迅留日期间，最看不惯两种人，一种是“富士山”。这个称谓，凡是上学时学过《藤野先生》这篇课文的人都能理解，以下这段话，你应该还记得：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熳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鲁迅《藤野先生》）

这些留学生是速成科。还有一类惹鲁迅生厌的是专门科。相比之下，鲁迅对专门科的厌恶程度比不上速成科的富士山们。因此还能容忍和他们一起做房客。所以，那些和鲁迅因为洗澡而终于不能好好生活在一起的房客就是专门科的人。

这些专门科的人热衷于洗澡，每当水一烧好，他们不依照公寓规则，第一个就钻进去。这极大地惹怒了鲁迅。

照常理，先到先得没毛病，鲁迅怒从何来呢？原来那个时代的日本东京，房客们洗澡也是要论资排辈的。鲁迅那时是老房客，而这些专门科的人是新来的，照例公寓应该先来请鲁迅洗澡，但每次却被那些新来的人抢了先。虽然鲁迅也不见得非要先洗不可，但坏了规矩总是让人心里不爽。于是他决心搬到别处。这样也好，还能躲过这专门科中一个叫做法豪的人。据说此人专爱在房间白痴似的大笑，声音大到所有人都能听见，鲁迅与他隔着两间房都不能幸免。这也令鲁迅十分恼火。三十六计，走为上。

上图是鲁迅（后排左）在仙台期间和朋友的黑白合影。照片中鲁迅和另两位友人的胡子是房东8年后用墨添上的。当时的房东宫川信哉看着这张合影，想象了他们3人10年后的样子，就亲笔为他们添上了胡子。这张照片在2008年2月，被收于日本仙台市的东北大学史料馆。送去照片的人正是宫川的孙子，他怀着“希望能有助于日中友好”的想法，将照片赠予该史料馆。

其实上述住房经历里的鲁迅，我倒是觉得并没表现得多么吹毛求疵，但凡在外漂泊、租房度日的人，大概都能理解鲁迅当时的心情。室友不对付，怎么住都不舒服。不过，后来鲁迅换了住处，不换的，依旧是动辄看不惯的派头。

鲁迅的第二次寄居，住在离伏见馆不远的东竹町。房主是一个老太太带着小女儿，房租贵不说，伙食还不好。搞得鲁迅还要每天自掏腰包买一个长方罐头腌牛肉补补。这些他倒是忍了，只是有两个事儿他看不惯，这位老太太凡事守规矩，甚至太过守规矩，每次到鲁迅屋子拿水壶或者洋灯时都要屈身爬着似的走。这爬，就很让鲁迅看不惯。具体原因不详，有可能只是单纯的看不惯。

还有一样看不惯，是这老太太另一个奇妙举动。每天晚上十点左右，她便把已经睡着的小女儿叫醒，却说：“快睡吧，明天一早要上学哩。”这让鲁迅很生气，觉得这老太太非把孩子叫醒听她训诲真是不可理喻。

鲁迅留日期间居住过的地方

大家也都看出来了，鲁迅所看不惯的往往是这些小细节。后来，东竹町终于也住不下去了。接下来住哪里好呢？这次找到的房子可了不得了，是鲁迅最喜欢的，也可能是唯一喜欢的日本作家夏目漱石曾经住过的房子。鲁迅多喜欢夏目漱石呢？读了这段你就了解了：

但是他对于日本文学不感什么兴趣，只佩服一个夏目漱石，把他的小说《我是猫》《漾虚集》《鹑笼》《永日小品》，以至干燥的《文学论》都买了来，又为读他的新作《虞美人草》定阅《朝日新闻》，随后单行本出版时又去买了一册。（周作人《鲁迅的故家》）

要说鲁迅能住进自己最喜欢的作家夏目漱石的房子，还要感谢许寿裳。夏目漱石的房子是他找到的，他想拉几个熟悉的朋友前去合租。

夏目漱石的房子怎么样呢？鲁迅弟弟周作人这样回忆：

那房子的确不错，也是曲尺形的，南向两间，西向两间，都是一大一小，即十席与六席，拐角处为门口，另有下房几间，西向小间住了钱某，大间作为食堂客堂，鲁迅住在南向小间里，大间里是许与朱某。（周作人《鲁迅的故家》）

换房子之后，房租高了，伙食很好，但也贵了。这使得鲁迅原本就不宽裕的生活更加捉襟见肘。每月竟然入不敷出，更没有余力再到青木堂去喝杯牛奶果子露了。

还好没过多久，合租生活就宣告结束。这一次，似乎和鲁迅没多大关系，是同居人中间彼此有意见，因此提出散伙。这种现象在我们看来也不算罕见。与熟人合租，本来图个知根知底、志趣相投，不需要太多时间磨合，相处起来也容易，有什么话都可以直说，甚至不必多说就意会了。但时间久了，也可能适得其反，走得太近反而会将彼此缺点放大，以至于不能相容，散伙也就是迟早的事。此后鲁迅住哪儿了呢？依旧在夏目漱石旧居的附近找了住处安顿了下来。

鲁迅与绍兴籍留日学生合影，1904年摄于东京

鲁迅这几次搬迁，每到一处都有些看不惯的事。除此之外，他对中国留学生会馆里人们的行为举止也颇有微词：

中国留学生会馆的门房里有几本书买，有时还值得去一转；倘在上午，里面的几间洋房里倒也还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问问精通时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鲁迅《藤野先生》）

这些小事其实还好，要说留日期间最让鲁迅窝火的，还属他在仙台医专学医时，考试成绩被人怀疑的事。

关于此事，鲁迅在《藤野先生》一文中也有交代。文中说他在仙台医专时解剖课考了59分，于是便惹得日本学生说是藤野先生漏了题给他，因为中国人不可能考59分。

恐怕很多人像我一样，很想为鲁迅先生证明个清白，另外，也想知道当时他其他课考了多少分。但这简直比登天还难，根本就无从查起。这时，他弟弟周作人又帮了大忙。他在一篇回忆鲁迅的文章里记载了鲁迅在仙台医专1905年春季升级考试的分数：

解剖 59.3

组织 72.7

生理 63.3

伦理 83

德文 60

物理 60

化学60

这样的成绩，在142人中名列第68名。如此说来，鲁迅当时只能算是成绩中等的学生，只有伦理考的较好。伦理按现在的学科划分，可能要归为文科一类。这对于鲁迅先生来说的确没什么难度。

但有人会根据这份成绩单产生另外的怀疑：为何德文、物理、化学都刚刚考了60分？不会如此巧合吧，难道是老师们看他平时表现良好，便给他满上了60分，弄个及格？

我们不能对此做这种虚妄的猜测。不能因为现在很多时候一个学生考了59分、59点几分，老师通常会给满上60分，就说鲁迅也是这种情况。再说了，既然德文、物理、化学能满上，为何解剖课59.3就不给满上呢？其间实情我们还是不做过多猜测的好。况且当时及格分数是多少也不好说。

解剖学教授藤野严九郎先生

成绩就是这个成绩，鲁迅在《藤野先生》一文中也说了，他的解剖课成绩遭到怀疑后，他和几个力挺他的友人一同要求学校将成绩如实公布出来，才平息了这场风波。文中鲁迅将此次事件的原因归结于一句话：

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

鲁迅留学日本集体照

后排中间为鲁迅

如果说鲁迅对仙台医学院还留有一丝好感的话，那也是因为藤野先生的缘故。后来，他将《藤野先生》一文收入了《朝花夕拾》，且在1935年日本岩波文库要出《鲁迅全集》的时候，特别交代，其他文章可选可不选，但《藤野先生》一定要选进去，也想借此机会能打听到藤野先生的一些消息。

可惜，事情并没有如他所想。倒是在他过世之后，才有了藤野先生的消息。那时的藤野先生在自己的故乡开诊所为百姓看病。藤野先生还给鲁迅同班同学小林茂雄写信说到鲁迅，以周君相称：

我在少年时代，曾从来到酒井藩校的野坂先生，请教汉文，感觉尊敬中国的圣贤之外，对于那边的人也非看重不可。……不问周君是何等样的人，在那时前后，外国的留学生恰巧只是周君一人。因此给帮忙找公寓，公寓，下至说话的规则，也尽微力加以协肋，这是事实。忠君孝亲这是本国的特产品也未可知，但是受了邻邦儒教的刺激感化，也似非浅鲜，因此对于道德的先进国表示敬意，并不是对于周君个别的人特别的加以照顾。

可见藤野先生是因为感激中国，而对中国人格外照顾些。这也算间接澄清了泄题事件。前面提到的鲁迅成绩单，便是小林茂雄所保留的。

日本给鲁迅颁发的学籍证明

鲁迅在留日期间的各种看不惯其实归结在一点上，还是对国家的忧虑，对国人处境的忧虑。大概王小波那句话用在那时的鲁迅身上是十分妥当的：人一切的痛苦，本质上都是对自己无能的愤怒。

泄题事件让鲁迅产生“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的想法，这本来就已经让他感到不适，再加上那次电影事件——也就是日俄战争影片中，中国人被日本人用刑，而周边很多中国人围观的镜头，对鲁迅造成了极大刺激。他认识到学医救人性命倒在其次，如果一个人思想麻木，再好的身体似乎也是无用。于是他从仙台医专退学，正式开始了文学创作生涯。

起初也谈不上创作，主要是翻译。他想通过译介外国现代作品来唤醒民众，争取自由独立。于是一心学习外文。这让我们看到，一个肩负使命和担当的人，是如何放弃既定的人生路线，转而走向另一条道路的。即便这路是从零开始，也能通过自己披荆斩棘而获得一些成绩。

那时，他和许寿裳等人共同创办了杂志《新生》。其中遭遇了很多困难，非一言所能道尽。鲁迅弟弟周作人在忆及那段往事时说：

看来这《新生》的实现是一时无望的了，鲁迅却也并不怎么失望，还是悠然的作他准备的工作，逛书店，收集书报，在公寓里灯下来阅读。鲁迅那时的生活不能说是怎么紧张，他往德文学校去的时候也很少，他的用功的地方是公寓的一间小房里。早上起来得很迟，连普通一合牛乳都不吃，只抽了几枝纸烟，不久就吃公寓的午饭，下午如没有客人来，（有些同乡的亡命客，也是每日空闲的）便出外去看书，到了晚上乃是吸烟用功的时间，总要过了半夜才睡。（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再是东京》）

一个人喜欢什么很重要，可以从中看出他是什么人。一个人看不惯什么，愤怒于什么，同样重要，也可以看出他是什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