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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没几天，2020年就将过去一半。作为一名电影记者，相较以往，这半年的时光似乎有些灰色。新片纷纷撤档不说，难得有机会和国外电影人近距离交流的各大电影节，也是取消的取消，延期的延期，倒是讣文的发稿量渐长。整整半年下来，唯一参加的大型活动，就是在欧洲疫情大暴发前夕举办的哥德堡电影节；也是在此期间，我完成了今年唯一的面对面的采访工作。幸运的是，这位采访对象足够有趣，足够健谈，对很多事情都有独到的见解。在采访完成后的这大半年里，整个世界发生了骤变，我不由常常想起他说的一些话，感觉它们印证着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我的这位采访对象就是凭借《游客》（Turist）、《方形》（The Square）等影片扬名国际的瑞典导演鲁本·奥斯特伦德（Ruben Östlund）。鲁本·奥斯特伦德与哥德堡的关系，远比与首都斯德哥尔摩亲密。他的家就在这里，过去在哥德堡大学下属的电影学校念书，现在不拍电影的时候，又在当年读书的学校里当老师。跟国外的许多大学一样，哥德堡大学类似一个开放的社区，没有森严的大门。奥斯特伦德在其中拥有一栋独立的好像是工作室的小楼，我们几位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就在那里与他会面。
负责安排这次见面的Livia告诉我，采访差一点就黄了，因为奥斯特伦德正在希腊筹备拍摄新片《无限悲情》（Triangle of Sadness），不知道能不能抽出时间，好在他还是在预定日期的前一天赶回了哥德堡。
《方形》拿到金棕榈奖后，奥斯特伦德在戛纳颁奖舞台上满场飞奔。
跟多数北欧人一样，奥斯特伦德长得十分高大魁梧。不过，他身上没有北欧人惯有的那种羞涩——也常常被解读为距离感。当然，只要看过他在2017年戛纳电影节上领取金棕榈奖时又蹦又跳、满场飞奔的那一幕，就很难把他跟内敛、冷酷这些常常套在北欧人身上的形容词联系到一起。只不过，我以为那是他突然听到《方形》获奖后，情绪高度亢奋之下的极端表现，见了本人才知道，生活中的奥斯特伦德也是情绪外露又非常坦率的人。采访过程中，不论是谈到盎格鲁-撒克逊文化霸权时的不屑，还是提到好莱坞时露出的讥讽之色，都不带掩饰。
新作《无限悲情》用英语对白，像是某种对自我的背叛
我们这些记者来自五湖四海，感兴趣的话题各有不同，但有一个是大家都在意的，就是奥斯特伦德的下一部作品《无限悲情》。毕竟，这是他在2017年凭借《方形》拿到戛纳金棕榈以及奥斯卡提名之后的第一部作品。任何一位导演在攀上职业生涯的高峰后，外界都不免期待他下一步会朝着哪个方向走下去。
奥斯特伦德原本就十分健谈，说到新片，更是话匣子一打开就完全收不住。
“这是一部带有反讽色彩的作品，故事很有意思，发生在时尚圈里。原本我对时尚什么的一无所知，直到五年前，我遇到了我的妻子，她是一名时尚摄影师，是她告诉了我关于时尚圈的方方面面。说起来，这是一个让我觉得有点恐怖的圈子，但也因此不由得让我变得感兴趣起来。其中，尤其让我觉得有意思的一个群体就是男模特。你知道吗？他们挣的钱只有女模特的四分之一。也就是说，这是世上少有的女性待遇比男性要好的工作。我设法去了解这个行当，发现一方面它好像很公平，不管你来自哪里，只有你的脸蛋足够出色，就能脱颖而出；另一方面，这个行当也很不公平，毕竟对一个人来说，这些与生俱来的东西还是很有局限性的。
《无限悲情》概念图，由鲁本·奥斯特伦德本人提供
“我的电影的主人公是一个来自工人阶级家庭的年轻男模特。他在19岁时进入这一行，因为一次香水比赛，扬名全世界，两年后，就成了出场费最高的男模之一，每个人都认识他的脸。然而，就在他职业生涯的巅峰期，他发现自己开始脱发了，这意味着他的身价将会下跌，在这一行里最多只能再干一两年。而他要操心的不止有脱发的问题，如何维系跟香水品牌的关系，也是一大考验。品牌为了进一步开发他的商业价值，提出给他配一个有名的女模特当女朋友，两人合作炒作新闻。他对此也完全没意见。也就是说，这一男一女两位年轻模特，女主人公的事业蒸蒸日上，而男主人公则是每况愈下。他们在一起只是为了在社交媒体上博得更多关注。”
似乎意识到自己巨细靡遗说了太多，奥斯特伦德有点不好意思插了一句：“哎，一说起电影来，我就刹不住车。”不过，之后他还是继续讲他的故事。
“这部电影是三段式的，不是说有明显的三个章节，而是有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主要是展现在模特世界里，美丽如何折现。第二部分，就是在一艘游船上，聚集了这个世界上一班真正的有钱人。其中有俄罗斯的寡头，他的形象有点类似讲话非常直白的暴发户，他的身边带着两个女人，分不清哪个是老婆，哪个是情妇。还有一对很可爱的英国老夫妇，我想他们是我所有作品里最讨人喜欢的角色了，他们很尊重来自各种不同领域的游客。游轮的船长也是一号人物。他常年伺候着一堆富人在加勒比海环游，其实挺想找个机会要这些富人好看。一天，寡头和船长都喝多了，起了冲突，船出了事故，在一座无人岛上搁浅。
接下来，原本由金钱决定的高低贵贱的阶层关系彻底消失了，能想办法活下去的人，才是老大。于是，一位清洁女工脱颖而出。她很擅长抓鱼，还懂得如何生火，也会煮东西吃，在群体中的地位节节攀升。我觉得这位清洁女工应该是一位女性主义者。因为她会教船上的女人如何抓鱼、如何生存，而男人们只能坐等女人施舍食物。这个清洁女工大约55岁，年纪是女模特的两倍，但为了能获得食物，年轻的男模特开始试着跟她调情。简而言之，之前船上的阶层关系整个调转了过来。”
在我的采访生涯中，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不吝于剧透自己还没有上映的作品的导演。剧情说完了不算，奥斯特伦德连演员也兜了底：“伍迪·哈里森会演船长。”
除了是《方形》之后的第一部作品，这部计划在2021年上映新片也是奥斯特伦德职业生涯里第一部英语对白的影片，也是成本最高的一部作品。关于前者，其实不难理解，既然你要拍时尚圈，不用英语对白，不免在真实性上欠缺说服力。至于后者，由于影片辗转多个场景，开支也是铁板钉钉。不过，一直立足瑞典本土的奥斯特伦德似乎有些纠结。有趣的是，相比成本带来的些许压力，英语对白反倒更让他感到不安。“虽然我之前就在电影里塑造过英语世界的角色，比如《方形》里伊丽莎白·莫斯（Elisabeth Moss）和多米尼克·韦斯特（Dominic West），不过，坦白说，用英语对白，还是让我觉得是某种对自我的背叛，因为我一直不希望被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给统治。但我后来觉得，这其实也可以视作一种博弈，一种对美国的审视。”
《方形》
“我自己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就会怎么去拍角色”
当话题从新片《无限悲情》转移到关于电影的其他方面时，奥斯特伦德同样也是信手拈来，侃侃而谈。比如说到选角的方式，奥斯特伦德表示，“我不会在没有试镜前，就决定任何一位演员的任用。我也总是很明确地把这一点告诉经纪人，至于经纪人是怎么向演员传达的，这我就不清楚了。因为我发现，有些演员跟我碰面的时候，好像觉得有点困惑。”
“我总是想找到是最适合角色的演员，而不是按照投资数额的多少来决定用哪些演员。我觉得很多美国电影的那套选角方式有很大问题。他们的演员的选择往往跟成本挂钩，制作人会用演员来吸引资方投更多钱。现在的情况是，一个明星不够就再加一个，不够就继续加，形成了这种风气，简直太疯狂了，拍电影好像成了竞赛。我很渴望在选角的时候，跟演员多聊聊创作方面：这个角色是怎么来的，我们想怎么拍这部片子。我不想把拍电影变成做生意，可有时候选角真心难。首先，你必须跟经纪人谈，搞不好最后根本没机会跟演员讲上句话。”
《游客》
我提到美国导演吉姆·拉什（Jim Rash）和奈特·法松（Nat Faxon）将他的《游客》改编成了英语版的《每况愈下》（Downhill），他对这部电影会不会感到好奇。“当然。”奥斯特伦德回答，“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事。真要说有什么感觉，还是那句话——又被盎格鲁-撒克逊给统治了一次。老实说，我觉得老老实实改成英文版挺没劲的，也许英文版会有更多笑点吧。我还是希望两位导演不要太把我的原作当一回事，能拍出他们自己的东西。我觉得，如果我走进电影院去看这部电影，我不是想看同一个故事被用英语又拍了一遍，比较两部电影不一样的地方才是有趣的点，也就是说，同一个文本你从何种不同的角度去解读。这是我唯一感到好奇的地方。”
根据《游客》改编的英文版《每况愈下》
聊到各自欣赏的奥斯特伦德的作品时，我表示，自己最喜欢的不是《方形》或者《游客》，而是早年的《儿戏》（Play）。不论是剧情的发展，还是小演员的表演，这部带有纪实风格的作品的流畅感令我相当惊叹。虽然电影只是聚焦于一个下午发生在八个孩子之间的事情，但提出了很多似乎没有答案、让人深感无力的问题。尤其是在我整理采访的当下，想到近期因为美国非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全球反种族主义抗议浪潮，如果要找一部电影，作为这其中蕴含的道德伦理、政治正确、社会共识与个人利益的各种角力的注脚的话，我觉得非《儿戏》莫属。
“《儿戏》是我在十年前拍的，灵感来自当时发生在哥德堡市中心的一桩抢劫案，电影也是在这里拍的。我读到一篇关于这宗案件的文章，吸引我关注的点是犯案的是一群黑人孩子。这些孩子在市中心闲逛，然后抢劫了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大都是白人。于是，我眼前有了这样的画面：五个黑人孩子围住三个白人孩子。这种肤色的碰撞，让我产生了很多问题，想要去拍一部电影呈现我的这些疑问。
《儿戏》
“于是，我跑去采访了这些黑人孩子，他们的年龄介于12岁到14岁，因为在同一支足球队，所以互相认识。我发现，当他们实施抢劫的时候，很懂得利用他人对于污名化肤色的担忧。当他们接近那些中产阶级孩子的时候，开口先问一句‘现在几点了’，然后当中产阶级的孩子拿出手机来看的时候，就说‘啊，这个看上去像是我哥哥被偷走的那部手机，我先拿着，你们过来跟我去找我哥哥对质一下。如果不是你偷的，你不用害怕’，还会有人唱白脸，有人唱红脸。不过，整部电影里最让我感兴趣的还是当人们在看过这部电影之后，会如何看待肤色的问题。在瑞典，有些人看了这部电影因此觉得很气愤，这很正常，好在它也引发了很多相关的讨论。”
许多欧洲导演身上都刻着“作者”的印记，奥斯特伦德也不例外。他的作品总是带着一股反讽的气息，尤其嘲笑起中产阶级的伪善、装模作样、自以为是来，更是不遗余力。问及为什么那么讨厌中产阶级，奥斯特伦德笑答：“因为我自己就来自中产阶级。我在构思一部电影的时候都会想：如果我被卷入这样的事件中，会作何反应。在那种处境下，我自己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就会怎么去拍角色。比如在《游客》里，我相信我的第一反应跟男主人公一样，肯定也是先对家人撒谎，因为这似乎是避免冲突的好办法。”
“至于说我的作品的内核，我想还是在于社会性。我不是很热衷于聚焦个体，对精神病患这类尤其没兴趣。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文化对于精神病患过于痴迷，真不知道怎么能每晚都有一部关于精神病患的电影。事实上，如果你遇到一个精神病患，只要找到症结所在就行了。可身处在社群里就要有趣多了。人深陷其中，常常会身不由己，做出自己并不想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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