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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劳动力成本和外部经济环境等因素影响，一些跨国企业最近两年开始将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中国向东南亚转移。东南亚相关国家显然也在努力承接这些转移。有外媒近日报道，原计划今年1月上调最低工资的东南亚各国大部分都要收紧最低工资上调幅度。究其原因，主要是为突出劳动力成本优势。平心而论，东南亚各国提升产业竞争力的诉求可以理解，但通过压低工资涨幅来实现这一目的，显然是用错了劲，甚至显得力不从心。
产业竞争力比拼的不是某一两个单项的优势，而是综合因素的体现，是整体优势较量的结果。
现在东南亚国家在劳动力成本和税负成本方面较之中国确实有了一定优势。调查显示，2018年中国劳动力成本为807美元/月，已高于越南、马来西亚和缅甸等东南亚国家。另外中国企业税负比重也相对较高，企业税费负担与利润比达60%以上，东南亚主要国家的这一数据明显低于中国。而且，外资企业在东南亚国家投资一般都有2年至15年不等的免税期，这对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吸引力很大。
但较之这些优势，对产业竞争力更重要的因素在于基础设施水平、劳动力素质和工作效率、制度软环境等，而东南亚不少国家在这些方面短板突出。比如在铁路、公路、水运、电力、饮水安全、宽带普及率等方面，中国有着明显好于东南亚国家的优势，用电、用水和用地等方面成本，也低于大部分东南亚国家。
尽管东南亚国家青年劳动力人口总体优于中国，比如越南人口平均年龄只有29岁，70%人口都在35岁以下，吸引外资的人口结构优势明显，而且个别国家在特色职业教育和技术工人获得上做得不错，但总体的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技术熟练程度以及工作时长等大都不及中国。特别是中国在行政部门效率、解决纠纷、法治环境等方面优势明显，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劳动力成本和税负方面的劣势。
综合考虑这些因素，东南亚国家以人为压制工资增幅的方式控制劳动力成本、维持产业竞争力，显然是情急之下的短线操作。吸引外资发展经济，最终目的是改善民生，提高本国民众收入和生活水平，而现在以牺牲工人收入增长来吸引外资，这有点本末倒置了。
一个无法逆转的现实是，随着更多外资企业进驻东南亚，相关国家工资水平必将水涨船高，它们的劳动力红利早晚也会耗尽。因此，与其在调控工资增幅上搞短线操作，东南亚国家似乎更应把精力放在如何优化产业发展环境和制度建设上，那样才是提升产业竞争力的长久之道。(作者是海南师范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环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