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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米歇尔•阿格里塔 白果
2008年全球性系统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经济的复苏进程异常缓慢。
时至今日，危机的伤痕仍体现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许多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上，以及部分欧元区国家的银行体系中。而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的这半年，给经济和金融关系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并造成地缘政治的激烈变动。
在经济方面，美国利率的未来走势可能引发全球金融市场的意外表现，进而导致债券和外汇市场动荡。
在政治方面，特朗普的悖论在于，他一方面宣称“美国优先”，一方面憎恶那些帮助美国维系战后霸权的国际组织。
特朗普理解的全球政治，是国与国争利的角斗场；而非各国通过协商，寻求最大公约数，共建开放性多边体系的舞台。
在此背景下，我们或将见证由美国霸权主导的世界秩序逐步解体。问题是，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特朗普的政策目标矛盾重重
特朗普的政策意图仍然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外界对其可行性也持怀疑态度。
特朗普反复吹嘘的一大目标，是要借助金融“去监管化”、税制改革和基建投资等手段，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率冲上3%。
随着美国人口老龄化和新增劳动力的减少，要实现3%的GDP增速目标要求美国全要素生产率提高2.3%。自从上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美国从未连续10年实现这样的增长速度。过去10年间，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为0.7%。
负责对特朗普财政政策长期评估的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认为，在乐观情况下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将于2027年缓慢恢复至1.1%左右。3%的GDP增长目标实现机会实在渺茫。
特朗普还宣称，他要在实现3%增长目标的同时，削减财政和贸易双重赤字。
这些目标之间，存在严重的矛盾。基建投资的增加，税收的减少，和政策刺激下的私人部门收入增长，都只会扩大财政和贸易赤字。
即便我们假设在“特朗普经济学”的作用下，美国生产率提升速度真的达到高于世界其他地方的水平，也并不意味着美国能恢复贸易平衡。恰恰相反，外国投资者将购买更多的美国资产，推动美元升值。
美国的进口规模将扩大，极大伤害特朗普口头承诺要保护的制造业。如果特朗普削减企业税率，将诱使公司把海外利润输送回国，大量外币被兑换成美元，也会提高美元汇率，降低美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
如果特朗普执意要实现这些不切实际的目标，很可能给美国，乃至全球经济带来最严峻的风险。
特朗普的这种固执来源于他对所谓“里根经济学”的盲目信任，源于他和他的支持者们对拉弗曲线的误解。
他们认为，拉弗曲线意味着，只要降低税率，就一定能刺激经济增长到一个使得总税收增加的水平。可**拉弗曲线本身只显示说在税率高于50%以上时，上述效应才存在。显然，美国现在的税率并没有高过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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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至少还有两个其它的因素会影响减税的效果。其一，私人债务的水平必须比较低。否则减税所带来的额外收益将会被用来偿还欠债；其二，企业需要将减税获得的收益投入生产性努力中去。如果这些资金进入金融操作，或用于分红，其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是有限的。
更何况，特朗普的税改方案，是希望将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分别降至33%和15%。根据美国税收政策中心研究显示，这样结构的减税带来的好处难以平摊到社会各个群体，因此，将会使目前已高度不公的收入分配状况进一步恶化。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为了更直观的展现所谓的特朗普经济学会带来的后果，让我们来看看特朗普推崇备至的里根时代，究竟发生了什么。
首先，我们要明白里根经济学本就不是一套行之有效的经济政策，而是一种政治经济学的意识形态，那就是新自由主义。在这种意识形态下，市场机制和理性选择的作用被无限放大了，而政府被认为是问题的创造者，而非解决者。
以这种理念为指导，里根大幅降低个税，加大军事开支，缩小联邦政府社会性支出，放松金融监管。同时，美联储将利率提高一倍，以抑制通胀。
然后发生了什么呢？
通胀的确得到了抑制，但利率上涨过快的代价是1981-82年经济的衰退和一度达到10％的失业率。联邦政府赤字从1981年的739亿美元，跳升至1987年的2380亿美元；联邦政府负债率从GDP的33.5%增长到1986年的50.7%。同期的贸易逆差从242亿美元扩大到1698亿美元。
里根时期，联邦政府负债与GDP的比例大增。上图为1980年以来美国政府债务与GDP比例各节点增长情况，图片来自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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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严重的是，在放松金融监管政策的引导下，大量优秀人才离开了实体经济，进入金融行业。进而开启了美国生产率长期的下降走势。这种走势只在克林顿执政期间被短暂地中断。
里根经济学最终酝酿了一场金融危机：1987年，黑色星期一，美国股市崩盘，道指大跌22.61%，纽交所一片混乱。
这就是里根经济学的实际经济效果。
考虑到里根执政初期美国的股市价格和负债率都处于低点，而目前的美国金融市场已经呈现一定的泡沫化，美国联邦政府负债水平也屡创新高，特朗普经济学，如果真的得以实现，效果只能更糟，带来的危害会更大。
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金融可能再生动荡
我们不能完全排除金融市场出现利率以超预期幅度和速度陡然上升的可能性。过去一年来经济复苏的信号并不明确，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小幅提高（欧元区经济增速从1.3%升至1.7%）；部分国家劳动市场似乎回到了充分就业状态。
但各国核心通胀率仍然未达标，工资水平停滞不前，尽管科技行业涌现出许多创新，但生产率提升速度迟缓的难题却仍得不到解决。
在长期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的推动下，金融市场（包括债券和股票市场）经历了一轮持续（欧洲自2012年中以来）的繁荣，没有出现大幅波动。但它与经济基本面实际上是脱节的。
2016年11月，美国股市周期调整市盈率高达26.8倍，远高于长期平均值（1960年至2016年平均市盈率为19.9倍）。自美国大选以来，美股平均市盈率迅速攀升，至2017年4月已达29.2倍。
特朗普胜选以来，美国股市大涨，泡沫加剧。图为2016年1月以来道指K线走势图
然而自2017年一季度以来，市场观望情绪加重，波动性有上升迹象。近期，出于对金融危机时代全球各大央行“注水”行动即将结束的恐慌，全球投资者抛售债券的浪潮开始波及股市。而美国未来财政政策的不确定性以及赤字扩大的广泛预期，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恐慌。
因此，债券收益率的趋势变化或成为不稳定性的来源。不管十年期美国国债基准收益率是否会在2017年年底前突破3%（5月31日为2.2%），全球负债公司债务展期都将面临困难。
不论美国国债收益率上行会推动美元升值，还是抬高国内利率，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中负债较重的企业都将受到影响。如果资产负债表风险过高导致资本大规模外流，那么美元的急速升值可能会成为债务崩溃的催化剂。
在高度关联的国际金融体系中，危机可能会再次互相传染。这些风险，是全球主要央行目前在政策上举棋不定的重要原因。
金融市场的破坏性波动是否会发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央行的立场。金融市场会如何解读接下来央行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央行是否可以在逆周期政策和金融稳定之间求取平衡？在通胀没有显现的情况下，加息是否必要？
现在的通货膨胀水平不仅与商业周期相关，还受货币政策无法企及的结构性因素影响。科技进步不断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普通人最关心的消费品价格一直保持低位。
然而，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去监管化的金融市场共同作用，推高资产价格，导致财富的两极分化进一步持续加剧。这种极化破坏了社会凝聚力，剥夺了穷人受教育的机会，并削弱了增长潜力和社会稳定。一般来说，货币政策制定者不会考虑这些因素，他们现在是否应该将其纳入考虑呢？
在这些问题的回答上，政策制定者和学术界存在意见分歧。美联储的选择尤为重要，因为任何大规模市场波动都始于美国国债收益率上行，然后迅速传导至欧元区政府债务，再波及新兴市场经济体风险更高的债务。目前美联储政策制定者的观点存在分歧，因此格外令人担忧。
地缘政治的扰动：中国和欧洲可以抓住的机遇
特朗普当选总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战后遗留下来的世界秩序。如果各国把彼此当作政治对手，将加剧国际金融领域的紧张，也更易导致金融市场动荡。
特朗普对现存国际秩序的否定在多个层面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于欧洲而言，美国提供的协防承诺是否仍然牢固不破？对于世界而言，特朗普在贸易等领域拒绝多边主义原则，在外交领域拒绝尊重他国核心利益，并削弱了人类作为一个群体，应对共同问题的能力。
特朗普退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气候变化问题，是本世纪人类文明面临的最大挑战。要应对这个挑战，未来20至25年内全球需要新增投资90万亿美元的绿色基础设施。
那些能够参与合作、为长期投资提供投融资便利的国家，将成为新的可持续增长机制中的技术领袖。欧洲应该利用这个契机，进一步促进欧盟内部的财政和金融统一，成为更有力的财政和金融力量。
德国总理默克尔称，将直面气候变化挑战
而特朗普呢，希望将美国从这些努力中拉开。他把国际互动看作零和博弈，认为各国为了自身利益应该自扫门前雪，而不是通过建立规则等制度化手段重塑全球化，以投资合作追求共同利益。
中国回应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巴黎协定》凝聚了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最广泛的共识，各方应共同珍惜和维护这一来之不易的成果。
中国将继续落实减排目标，既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承担的国际责任，也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然而，其它国家不会放弃合作努力。也就是说，在此过程中，一个新的国际安全框架将会在这些面向未来的合作中，逐步建立起来。
“一带一路”倡议有望改变全球化的固有模式，在亚洲、非洲和欧洲之间搭建多重社会关系网络，其中尤以金融网络最为重要。创设亚投行的目的正是在于将许多国家聚在一起，并把各国开发银行和多边开发银行联系起来，彻底改造国际金融系统。
亚投行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追捧，就连此前试图阻止西方盟友加入亚投行的美国也开始转变对亚投行的态度。漫画|中国日报 罗杰
具有公共性质的开发银行是为大型、长期项目融资的主要金融机构。它们拥有支持此类项目的法律授权，能给经济带来强大的正外部性。它们的责任由公共权力部门划定，具有长期性、权责对等特点。它们的资本来自具有金融信誉的国家和国际主权实体。
从多边的角度来看，开发银行只要管控好协调类风险，是可以为跨国基建提供融资、促进地区一体化进程的。
中国可以在处理国际关系时，以明确的态度，努力探索和促进正和合作。如果中国一以贯之地追求该目标，一个多极化的新世界将出现在地平线，新的均衡最终也会成为现实。
作者简介：
米歇尔•阿格里塔：法国经济学家、调节学派代表人物
白果：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讲师，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观察者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