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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一度的德国联邦议院选举于9月26日正式举行，新一届德国政府将基于选举结果组建。由于现任总理默克尔此前已宣布不参选，这也意味着德国将正式进入“后默克尔时代”。执掌德国政坛16年，默克尔为德国留下了重要政治遗产。
生于西德、长在东德的默克尔在两德统一前不久步入政坛，先后创造了数个“第一”：她是第一位来自东德的女性部长、德国传统大党基督教民主联盟第一位女性主席、联邦德国第一任女总理。鉴于本届联邦议会选举后组阁困局，默克尔政府还将继续看守，若看守时间超过82天,其执政时间将超过自己的政治导师科尔，如此一来,默克尔可能会成为德国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联邦总理。
回顾这16年，默克尔作为独一无二的“政治现象”塑造了德国，在东西方之间实践着重商、务实、平衡的外交，在不同制度之间寻求并拓展德国的发展空间和自主空间。绝大多数德国人欣赏这位冷静、稳重、波澜不惊的“母亲”式人物。而在世界范围内,默克尔也享有相当高的美誉度。
默克尔以“危机总理”著称。2005—2021年，她带领德国应对了金融危机、欧元危机、希腊债务危机、乌克兰危机、难民危机、气候变化、新冠疫情、阿富汗危机等一个接一个危机，稳住了德国经济和社会，使德国没有发生像法国那样的“黄背心”运动，也没有发生像英国那样的脱欧闹剧。Statista数据显示：默克尔执政期间，德国人均GDP增长43%，失业率下降一半至5%左右，破产企业数量减少，并保持了进出口贸易顺差优势、税收增长趋势，而国家债务也保持在稳定水平。在众多发达国家经济疲软的情况下，德国实现了经济繁荣发展和社会民生保障之间的平衡。
求稳的德国人塑造了默克尔，默克尔反过来也塑造了德国。政治上，默克尔坚持走“中间路线”，她坚信，“政治妥协对于保持社会团结是可行和必要的”。不过，这个“中间路线”彻底改变了基民盟和基社盟这两个传统大党主导的政治格局，导致它们不断萎缩，且给左右两端势力甚至是极端势力提供了发展空间。当前，德政坛碎片化严重，全民党消失，多党林立，可以预见的是三党联合的政府思想力、决策力和行动力都将弱化。经济上，默克尔执政期间没有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也因此丧失了一系列改革的机会。例如，德国民间投资动力不足，制约了技术创新，与新兴国家相比，德国生产力有所落后。工业数字化转型驱动力缺失，能源转型也没有真正完成。社会方面，人口老龄化、代际冲突、宗教融合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日渐突出；而且，民粹主义、反犹主义以及极端民族主义势力卷土重来，社会日渐分裂。
在外交方面，默克尔重商、务实，擅长谈判、斡旋，具有妥协的政治智慧，得益于此，她塑造了德国在欧盟乃至国际舞台上的独特形象。借助德国在金融危机、欧元危机以及新冠疫情危机期间对欧实行的救助计划，默克尔提高了德国在欧盟的影响力和话语权，阻止了欧盟进一步分崩离析。不过，她未能启动欧元区深层次的改革，未能把英国留在欧盟，也没有响应法国总统马克龙关于建立欧洲国防军的建议，更没有提出“欧洲战略自主”的具体路径。后默克尔时代，德国与欧盟的互动方式还有待观察。
在对美关系上，默克尔清晰地判断世界发展趋势，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和脆弱，对美国的失望和怀疑渐渐加重，德美同盟关系不再坚不可摧，所以默克尔敢于说出“德美完全信任对方的时代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过去”“欧洲必须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默克尔亲历东德大厦倒塌，从中她认识到的并不是东德制度不好，而是一旦经济出现严重问题，任何一种制度都将不堪一击，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同样如此。
在对华关系上，总体来说，默克尔是温和的、务实的，她以德国联邦总理的身份12次访华，是访华次数最多的西方国家领导人之一。在美国总统拜登正式上台之前，默克尔坚持在2020年最后一天促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如期完成，希望以此来延续和巩固欧洲以及德国的对华政策。随着默克尔时代的结束，在美国全面遏制中国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德之间的摩擦和交锋有可能会增多。如果未来“反华急先锋”绿党和自民党参与执政，中德关系将面临多重不确定因素，还可能“触礁”。
但要看到的是，中德经贸关系深度交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即使受疫情冲击，中德贸易额实现连续数年增长，中国连续数年保持德国最重要贸易伙伴地位，而且2020年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欧盟最为重要的贸易伙伴。因此，长远来看，中德关系经济合作还是主流，真正具有战略眼光的有识之士还是会审时度势，把握时代脉搏，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共同推动中德和中欧合作。
也有理由相信，当默克尔老一辈政治家退出历史舞台后，新生代一旦成熟也能体会到“西方霸权主义思想无论从利益、价值还是道德的角度看都是行不通的”。中德双方都需要更新相互认知，如果用昨天的思维框架来思考今天和明天，那必然会误判形势，错失合作共赢的机会。
（来源：海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