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不需要“新廣場協議”

［亞太日報訊］（記者劉歡 王建華 任沁沁） 中國不是當年的日本，人民幣不可能受外壓而一次性大幅升值。無論是在二十國集團（Ｇ２０）還是別的什么場合，與中國達成“新廣場協議”註定只是一場空想。

當然，中國也不會為了經濟的短期增長而讓人民幣一次性大幅貶值。在合理、均衡的水準上保持人民幣幣值的基本穩定，既有利中國經濟的穩步增長，也為其他經濟體提供了廣闊的市場和增長機會。

在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的今天，各國利益與命運息息相關。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第一大貿易國，中國對當前世界經濟的系統性影響遠超３０年前的日本。

人民幣幣值的“大起大落”，只會嚴重打擊世界經濟的復蘇勢頭，不僅損害中國的發展，也將造成世界多方慘輸的局面。

Ｇ２０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２６日起在上海舉行。一些國際輿論借機發出了施壓中國簽署“新廣場協議”的雜音。

１９８５年日本同主要西方大國簽署“廣場協議”，帶來的後果是日元大幅升值，日本流動性氾濫和資產泡沫膨脹，經濟至今沒有恢復。

３０年後，某些國家又想炮製當年強壓日元升值的套路，希望達成一個政府間協議以聯合干預外匯市場，核心目標是對人民幣匯率提出一些約束性條件。

“廣場協議”對日本的傷害至今仍在持續。以逼迫日元升值為開端，美國打垮了其在國際經貿領域的最大競爭對手。慘痛教訓擺在眼前，中國不會被忽悠，更不可能重蹈覆轍。

某些西方國家當年為簽訂“廣場協議”，找了一個冠冕堂皇的藉口：由於日元幣值過低，增強了日本產品對美國產品的競爭能力，才導致了美國對日貿易的鉅額逆差。

事實已經證明，“廣場協議”簽訂之後，日元升值了，但日美之間的貿易順差並沒有消失。匯率在調整兩國間貿易格局中所能起的作用終究有限。追求“平衡”的幌子，難以掩蓋某些國家的別有用心。

其實美國的消費和儲蓄行為模式才是導致其貿易失衡的根本：美國私人消費佔國內生產總值的大頭，而私人儲蓄率極低。美國要想解決貿易失衡，就要從根本上改變其長期過度消費、寅吃卯糧的做法，而不是將矛盾轉嫁他人。

歷史上，某些西方國家及其控制的國際組織在亞洲、東歐和拉美等地屢屢為別國匯率開出“藥方”，但不僅沒能治病救人，反而鬧出多起“醫療事故”，造成當地經濟倒退、社會動蕩、民不聊生。美國為他國定做的“匯率”藥方，歸根到底只是服務本國利益，打壓別國經濟發展勢頭。

人民幣匯率是中國的主權問題。中國調整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一直以來都是從內部需求出發，從不迫於外部壓力。中國的目標向來是在合理、均衡的水準上保持人民幣幣值的基本穩定，絕不會受壓大幅升值或貶值。

２００５年７月匯改以來，人民幣總體保持穩步升值態勢，截至去年年中，人民幣兌美元自匯改啟動以來已累計升值３０％左右。

２０１５年８月１１日，中國推進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形成機制改革，推動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向市場均衡匯率趨近。

受前期美元走強和新興市場經濟體貨幣普遍貶值影響，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偏強，改革後人民幣出現了一定程度的貶值。

當前人民幣面臨貶值壓力，是中國國內經濟和全球經濟變化下市場的一種自然反應。中國經濟面臨下行壓力、金融風險加劇利空人民幣，主要新興經濟體貨幣對美元貶值，美聯儲加息提振美元等，都成為拉低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因素。

作為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人民幣的均衡匯率水準是由市場決定的。中國經濟中高速增長的態勢沒有改變，貨物貿易還有較大順差，外商直接投資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持續增長，外匯儲備也非常充裕，這些因素決定了人民幣不存在持續貶值的基礎。

中國央行對匯率波動的容忍度在上升，干預的頻次也在降低，但是當市場有波動且波動幅度超出容忍區間時，中國將堅持管理，絕不手軟。正像人民幣不會一次性大幅升值那樣，也不可能出現“斷崖式”貶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