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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银超的额头上总是别着一个黑色眼罩，吃饭睡觉、行走站立都不摘下——并非为了遮光，而是用于固定右颈部的半透明导管。这条导管用于慢性肾病终末期的血液透析。
一个多月前，41岁的廖银超刚刚结束了长达16年的流浪，被亲人接回重庆大足的老家养病。
如果不是突然晕倒就医，那些在东莞与他一起漂泊的伙伴们不会想到：这个从不愿吐露家人信息的内向工友，曾是一名大专医学生，因拿不到毕业证赌气南下，切断与所有亲朋的联系，成为流浪汉。
公益寻亲组织的志愿者们遇到过形形色色的流浪者：神志不清迷路的老人；沉迷游戏或与家人赌气离家的青少年；想到大城市打拼的农民工；期待值更高但连遇挫折的大学生。
廖银超离家时20来岁。再回家，已满头白发，性子更沉默。那个如今看来显得冲动鲁莽的决定，就像一个漩涡，拉拽着他的命运不断向下。
时隔16年重返家乡
接到那通来自广东的电话时，身在重庆的廖英一度以为是诈骗。那是今年三月底，距离她的堂哥廖银超莫名与家人失联，已经过去了16年。
意识到儿子失踪的前几年，廖银超的父亲去过好几趟四川寻人。
从读书的泸州、到省会成都、再到儿子实习过的地方，能联系的同学朋友都问过，学校也跑了好几趟，皆无功而返。
村里一度流传，“廖家的这个娃儿是被搞进传销组织了”，后来又转向更悲观的方向，“这孩子估计是没了”。
从2017年开始，廖英的寻亲帖就出现在朋友圈、论坛、贴吧和网络社区，但从未收到回音。
当寻亲公益组织的志愿者给她发来照片，她激动得手发抖，“就是我哥，虽然头发都白了，但还是能认出来啊。”
廖银超1米68的个子，110斤的体重。与家人失联的这些年，他化名“文志伟”，一边流浪一边打零工。他的回家之路是从他在东莞的一个工地晕倒送医开始的，因病情严重一度进入ICU抢救，治疗费超过十万元。
右颈部的留置导管，是身患尿毒症的廖银超血液透析的生命通路。新京报记者杜雯雯 摄
起初，廖银超拒绝与寻亲志愿者和医护交流。“比起让家属相信志愿者的身份，要获得流浪者本身的信任是一件更困难的事情”，参与救助的“让爱回家”东莞万江服务队队长陈敬宏对此并不意外。
廖银超并不愿告诉陈敬宏自己的真实姓名和家庭住址，但当他得知医院考虑他情况特殊，免除了十余万的治疗费用，他松口了。
陈敬宏所在的公益组织，他们将这种寻人过程称为“逆向寻亲”，是志愿者发现流浪者后，通过劝导沟通、再与公安部门配合技术手段协助甄别信息，精准寻家。
1500公里外的廖家父母想的是，“人回来了就是好的”，于4月底，驱车前往东莞将廖银超接回了重庆大足老家。
回家的当天，家人为他特意买了一束鲜花，欢迎他的喜庆红绸也是提前备好的。天下着大雨，前来探望他的亲属挤在老宅，屋里坐不下，大家干脆在门口的院坝搭起大棚，十人一张的大木桌，满满当当坐了五桌。
整个廖家，在廖银超回来之前，只留存着一张他的照片。
那时他20来岁，头发偏分，白衬衣外面套着一件条纹相间的白蓝色V领毛衣，脚上踩着一双当时很流行的白色厚底旅游鞋。再回家时，他已满头白发，性子更沉默。
回家后的日子，廖银超开始两点一线的生活。每周二、四、六，他就要前往重庆市双桥经开区人民医院进行血液透析。
躺在10层血透中心病床上的那四个小时，是他身体感觉最轻松的时候：深红色血液沿着弯曲的导管送进床边半人高的白色机器中，滤掉有害物质与多余水分，经过净化输送回体内。
医院诊断书上，记录着疾病在廖银超身体上留下的痕迹：慢性肾脏病五期(尿毒症期)、肾性贫血、矿物质与骨代谢异常、高血压三级(很高危)、高血压性心脏病、心力衰竭、慢性胃炎。
透析A区病房里可以同时容纳13人进行血透，廖银超算是这里的新面孔。新京报记者杜雯雯 摄
一张毕业证引发的失踪
廖银超的失联是毫无预兆的。
在堂妹廖英的记忆中，最后一次见到堂哥是在邮亭镇元通村的老家。2003年6月的一天晚上，堂哥去她家玩，当时还提到说，“第二天要去学校拿毕业证了。”
廖银超说，他2000年考上原泸州医学院三年制专科，中西医结合专业。19岁时，他还曾跟着村里小有名气的一位医生学过医。
从家里离开后，亲妹妹廖建超曾在2004年的农历二月初四接到哥哥的最后一通电话，那一天是她20岁的生日，她印象深刻。但电话里并无异常，哥哥还是和往常一样，问候父母。
但从那之后，这位在上大学前从未踏出过重庆大足的年轻人，消失了。
时隔多年，廖银超也说不清楚当年为什么会突然萌生那样的想法，只记得临近毕业的那次期末考试后，他成绩未过，收到了无法拿到毕业证的通知。
“同寝室的五个人中，我是唯一一个不能顺利毕业的学生。”毕业季的一个上午，他从学校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到内江火车站，只身踏上了成都的火车，那时全身上下只有300多元，是他一个半月的生活费，行李箱里也只有几件衣服。
徘徊在成都火车站的那几天，他曾在附近餐馆询问是否招人，听说福建沿海城市好找工作赚得多，便南下福建。
前七年，他一直在福州闯荡，进出过大大小小的制鞋工厂，当临时工。2010年9月，听说东莞打零工收入不错，他和另外两个工友一起，坐了10个小时大巴车到了广东，一待就是10年。
与廖银超打了十几年交道的梁建安，是最了解廖银超在外生活的人。他们曾一起在福州和东莞进出厂，同吃同住。
老梁记得，第一次见到廖银超，他20来岁，娃娃脸像个小孩子，头发有些少年白，跟着几个年龄相仿的伙伴在流浪。
刚认识的时候，廖银超提过自己曾在泸州学中医，是个大专生。小学文化的老梁笑着没当真，还打趣他。
流浪人生：一直使用假身份生活
在南下的途中，廖银超丢失了自己的身份证，但他不愿回家补办，便开始使用“文志伟”这一假身份继续生活——这是他在福州捡到的一张身份证复印件，这个出生于1984年、四川地址的文志伟，与他身份相近。
十几年来，他最熟练的工种是用高周波机器给鞋子压上商标。 在厂里干活，每天十小时是常事，周末也不休息，这是计件月结的行业，多劳多得。事实上，早些年，廖银超南下打零工的收入还算可观。
2010年时，廖银超打工的最高月收入将近5000元，但并不是每个月都有活儿。他和其他流浪者一样，赚到钱了便休息，钱没了再出去找活儿。
廖银超本就不是话多的人，但凡见过他的亲朋、工友、医生都用了同一个词来形容他的性格：内向。从没听说过他得罪人，也未与人发生过争执。
他描述自己过着“宅男”一样的生活，没交女朋友，唯一的爱好是看书。在他那部花了2900元购置的vivo手机里，相册里没有一张他自己的生活景物或是自拍合影，线上看书的软件倒是下载了好几个。
厂子附近就有租书的摊位，武侠小说是他的最爱。他说不清为什么喜欢，只是觉得这个爱好省钱，1本书看一整天只花1块钱。他的口头禅也与书有关，“按照书里面的说法……”
更重要的原因是，没有身份证带来的麻烦局限了他的生活。火车飞机都无法乘坐、连办理手机号、银行开卡都需要借用朋友的身份信息。工资通常是发现金，生病了也只能去小诊所。
移动互联网迅速向前的年代，廖银超却犹如身处断层。直到回到重庆老家补办了新身份证，他才注册了微信。
十几年前远走他乡，他说自己曾憧憬过许多美好，那些阳光的、自由的、新鲜的生活，后来才发现现实不同于幻想，找不到活儿、进不了厂、没有熟人的日子令人崩溃，还有被老板克扣工资的时候，他更觉无助。
他也曾思念家人，在手机上搜索重庆大足、父母妹妹的名字，没找到什么有效信息。内心的想法也从最开始的“在外面做出点成绩就回去”，转变为“这么多年还是这样，昏昏庸庸”。
这些苦楚还能忍受，直到身体日益显现的病痛击垮他。
2016年开始，廖银超出现高血压，总是头昏脑胀，高压数值最高时飙到200多mmHg。2019年7月开始，状态更差了，频繁呕吐，饭量直线下降，体重在一个月内骤降10斤。
生病之后，他坚定了“更不能回家”的念头。
儿子回家后，家人亦不敢追问他在外流浪的细节，怕他受刺激再次离开。新京报记者杜雯雯 摄
去年一年，公益组织救助了46名大学生流浪者
与廖银超类似的案例，仅在2019年，“让爱回家”就救助了46名大学生流浪者。
志愿者们遇到过形形色色的流浪者，大概分为四类：神志不清迷路的老人；沉迷游戏或与家人赌气离家的青少年；到大城市打拼的农民工；期待值更高但连遇挫折的大学生。
创始人张世伟从2001年就开始零散救助流浪者，他观察到一个变化：十年前街头流浪乞讨的主要是老人小孩，现在年轻人的比例越来越多，送返流浪人员回家的省份中，广西、湖南和四川的人数位列前三。
那些宁愿露宿街头也不愿回家的理由各不相同，比如排在前几位的是：赚不到钱没有面子、离婚、跟父母闹矛盾、父母双亡等等。
陈敬宏把志愿者救助比作流浪者和亲属间的桥梁，“其实经过劝说救助，10个人里面有9个都愿意回家。”
三年时间里，他陆续救助的流浪者中，年纪最小的只有18岁，年纪最大的是70多岁，男性居多。有接近30%的人和廖银超一样，没有身份证，漂泊在外打零工，通常寄宿于桥洞、绿化带和公园凉亭，成为五金、电子厂的临时工，或是在网购节日密集的下半年，找到一份快递员或搬运工的工作。
“我觉得这是缺乏社会教育，我们成长的教育体系大多只是知识教育，教你考高分，但没教你遇到挫折之后怎么化解。”张世伟说，那些主动选择流浪的大学生们，既有国内名校的高材生，也有海外归来的留学生。
2018年“让爱回家”曾救助过一位姓曹的流浪者，已在外游荡14年。被发现时，曹某身体已有多处溃烂，经志愿者沟通后才得知，这是一位重庆大学毕业，留德两年的海归。曹某因在海外打工被认定为非法劳工，遣送回国后学历档案被消除，打工一路不顺，因此丧失对生活的信心。
那些比普通流浪者拥有更高学历的大学生流浪者，大多在离家的初期对自己抱有很高的期待值，为自己预设了更高的目标，当屡次遭遇不顺，便无法面对家人。
于是，像廖银超一样，他们大多选择一边流浪、一边打零工果腹的生存状态。那些逃避现实的状态，在张世伟看来是一种内心自私的行为。
在被志愿者找到，并成功送回家的流浪者中，有不到2%的人会跑出来再次成为流浪者。但更多的人会重新开始新人生。张世伟说，他们曾救助过一位身陷传销15年的大学生，在街头露宿被救助回家后，重新学习网络找到了月薪14000元的工作。
家族阴影：妹妹从未走出过老家
从邮亭镇上的一条小巷右拐，就能找到通往元通村的路。
村里年轻人不多，大多剩下老人和小孩在家。条件好一点的人家，跑到街上去买了明亮宽敞的商品房，条件差一点，也都在村里翻新了老房，贴上亮白的瓷砖。
廖家的老宅紧挨着一片竹林，这栋有着30年历史的二层砖房，几乎是村里最破旧的。
外面下雨，家里便漏雨。二楼屋顶的瓦片参差耷拉着，蓝白条的塑料布被压在瓦片下兜水；每个房间的墙壁都发霉破损，露出粗糙的砖体；家里杂物凌乱，几乎找不到一件完好像样的家具。全家最显朝气的是堂屋墙上妹妹一家的春节合影，以及孩子们满墙的奖状。
村里条件好一点的家庭大多在城里买了房，只有廖家的二层砖房还维持着30年前的模样。新京报记者杜雯雯 摄
廖家老父母年迈，每月收入都来自低保。家里唯一的男性青壮年是廖银超的妹夫，在工地上帮人开车拉材料赚些家用。
家里经济窘困，但妹妹还是花费千元专门给哥哥添置了一张淡黄色的新床，那是家里唯一完整的家具，廖银超蓝色的衬衣、黑色的裤子通通是新买的。母亲还特意买了鸡和鸭，50元一只，散养在家里，养肥了给儿子补身体。
过去，妹妹只需照顾父母和孩子，如今担子更重了。廖银超的状态并不算太好，即便坐着也不能太久，大部分时间需要卧床休息，连洗脸洗脚都需妹妹上手帮衬。
廖银超话少，家人与他相处便也小心翼翼。回家至今的40来天，大家达成了共识，只做关怀的举动，不敢深入多问，生怕失了分寸刺激他再跑掉。
廖银超的床，是妹妹花了千余元买回来的，也是家中为数不多的完好家具。新京报记者杜雯雯 摄
廖银超还在家的那些年，廖家的生活并不算难过。那时，全村人的生计大多依托附近的五金市场，家家户户都做不锈钢刀这一行。
在当时的元通村，廖银超是唯一的大学生，还是学医，算得上是全家人的希望和骄傲。家里人曾畅想过廖银超毕业后的生活规划，回到镇上开个小诊所，能养家就行。
为了给儿子读大专攒学费和生活费，廖银超的父亲成了村里数一数二能吃苦的人，通宵不休息是常事。一把刀的卖价是2块5，刨去成本能赚一半，一家人一天能做几十把，钱实在凑不够还曾借债。
但廖银超的突然失踪，让这个家庭不断向下。
堂妹廖英清楚记得，堂哥失踪后的一年春节，寒冬腊月的天气，廖父在自家田里大哭。
廖父不止一次出现过轻生念头。女儿女婿曾发现他偷偷购买农药，被家人拿走。还有一次，他跑到附近的一个崖边想跳下，被廖英的父亲拦下。家人说，廖银超的母亲也偶尔神志不太清醒。
廖银超莫名失联的恐惧也深植在廖家人的心里。
妹妹廖建超已经36岁，从没走出过大足，也不被允许外出上班。婚后，她和丈夫前前后后生育了5个孩子，最大的16岁，最小的9岁，“或多或少都是受到‘那件事’的影响”。
堂妹廖英毕业于重庆师范大学，高考那年想报考外地学校，被家人劝说阻挠。廖家的一位小辈侄女，曾找了甘肃的男朋友，遭到全家反对，最后的结婚对象被指定为家门口知根知底的男人。
每天下午三点到五点，村里的广播会定时播放音乐和资讯。家人们会搬个凳子到院坝来听，这是一天中这个家里最充满生机的一刻：鸭子和鸡群从这头跑到那头，一只瘦弱的灰色猫咪会跳上桌子翻找遗留的食物，掉毛的黄狗趴在猪圈门口。
这十几年唯一不变的是家中时不时飞进飞出的燕子，它们衔来黄泥和小枯枝，在廖家堂屋高高的墙壁处搭了一个窝，还在里面诞育了幼雏。
文 | 新京报记者 杜雯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