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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日報訊】如何更清晰地向市場傳遞信號，已經成為金融危機以來，全球央行共同面臨的課題。對于中國的監管層而言，在歷經股市與匯市的大幅波動后，增強政策的透明性以及預期管理的有效性，顯得尤為迫切。
中國應該采取什么策略與市場保持良好的溝通？經濟命脈系于資源消費國的新興市場又需要何種外部助力？全球經濟的最大風險與機遇各是什么？
對于這些疑問，3月20日，世界銀行常務副行長兼首席運營官英卓華，在接受騰訊財經專訪時，給出了自己的答案。
與市場的溝通要持續可信
騰訊財經：2016年初，部分西方媒體和投資者認為，1月份，人民幣超預期的下跌，引發了全球資本市場動蕩。你是否認同這一觀點？
英卓華：進入2016年，全球經濟面臨挑戰。全球復蘇疲軟影響市場信心。除了美國之外，包括歐洲、日本在內的發達經濟體仍增長乏力。而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國家增長放緩，部分新興市場國家進入衰退，比如巴西和俄羅斯。
總之，2016年全球信心整體下降，在這樣的市場環境下，需要政策制定者更加謹慎小心。中國正在進入新的轉型時代，這在市場預期之內，問題是中國的經濟轉型，應該如何推進和管理。中國經濟的增長率將會放緩，而未來增長的質量將更為關鍵。這就需要中國從投資型經濟轉向內需型經濟，從制造業占主導轉向由消費服務產業推動。對一個經濟大國而言，轉型并不容易，特別是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另外，中國的貨幣和財政政策也需要調整。人民幣已經被納入SDR貨幣籃子，市場也期待人民幣會定價更多由市場決定。這就需要政策制定者，與市場更好地進行溝通，不僅要指明方向，也把握好溝通的方式。
同時，資本市場也在去年大漲后面臨回調，這是市場出現大跌的又一重要原因。總之，進入2016年市場環境艱難，這也再度提醒了人們2016年經濟的下行風險。
騰訊財經：G20央行行長與財長會議期間，世界銀行行長金墉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稱，中國政策制定者需要在政策發布前后與市場溝通，同時他以美聯儲為例指出，學會和市場溝通并非易事。你認為一個國家的中央銀行，應該以什么策略和尺度來與市場溝通？
英卓華：在市場經濟制度下，無論是貨幣還是財政政策的政策制定者，都需要進一步加強和市場的溝通。首先要明確正確的發展方向，因為市場總是期待獲得某些指引，特別是在資本市場，市場參與人士每天都需要做出投資決策。它不像是傳統制造業，決策花費的時間往往更長。
所以，政策制定者，包括央行銀行家，需要意識到這種環境的變化。而且不僅僅限于貨幣政策制定者，因為貨幣政策只是經濟政策的一小部分，如何能夠把復雜的信息通過簡單的、有可信度的方式傳達出去很重要，貨幣政策、宏觀經濟政策和經濟策略如何協調也很關鍵。比如，如何在信貸增長的環境下，進行貨幣政策目標的調整，這是很重要的。
我同意這需要時間去學習，就像世界銀行行長金墉所提到的那樣，因為對于中國來說，面臨艱難的轉型，但是中國的經濟和政府本身積累了相當的可信度，有一定的歷史積累，但是需要在新情況下進行相應調整。
騰訊財經：你如何定義央行的透明度呢？
英卓華：有這樣幾個指標，首先，透明度和可預期都很重要。政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這很關鍵，它決定著政策制定者的溝通方式。你到底是瞄準著固定的目標，還是有別的計劃。
比如說 如果你更看重經濟增長率，而貨幣政策不過是達到這一目的的手段而已，那么市場就會判斷，貨幣政策是達到這個目的的工具。如果你盯住的是其他一些指標，比如說看重通脹水平，那么市場的判斷也會不同。
總之，貨幣政策只是一種工具，宏觀經濟政策或是財政政策同是工具。為了持續地和有可信度地傳達這些綜合信息，清晰地溝通很重要，設立最終目標和中期目標也很重要。
持續性也是達成“透明度”的一部分，否則就會被定義為“不可預知”。如果政策溝通不能前后一致的話，就會激發市場負面反應。
多種方式支持新興市場結構改革
騰訊財經：去年12月份，美聯儲自2008年金融危機后首次宣布加息，你認為美聯儲在今年會采用什么樣的加息節奏？
英卓華：首先，美聯儲的貨幣政策，由美聯儲內部看重的數據所決定，比如通脹或是失業率。目前來看，美國的就業市場持續好轉，而通脹則仍相對疲軟。
我覺得，當下美聯儲需要平衡。當經濟增長良好時，失業率持續下跌時，美聯儲就可以有加息調整的機會。但是同時，美聯儲也清楚，需要制造正面向上的通脹率，這是他們的兩大目標之一。另外，全球外部環境走弱，成為美聯儲考慮加息節奏的又一重要參考信息。
所以，我覺得最終美聯儲需要更清晰地告知市場，包括利率調整的方向和調整節奏，以便讓美國這一全球最大的經濟體穩定性更強，而不是讓市場處于猜測和不安當中。
騰訊財經：在美國加息和大宗商品價格走低的背景下，新興市場承受了較大壓力。IMF總裁拉加德近期稱，部分新興市場國家已經向IMF申請金融援助，世界銀行是否收到了類似的求救信號？
英卓華：目前的市場環境，對很多新興市場國家來說很艱難，特別是依賴大宗商品出口的國家。
因為石油價格走低、礦業下行，比如鐵礦石，而糧食價格其實也出現了比較大的下跌，所以對于依賴這些大宗商品出口的國家來說，處境艱難。因為不僅債務走高，經濟增長率的下行，也會增大這些國家消除貧困的壓力。
一部分國家同時也和世界銀行協商，確保他們的財政政策可以更順利地調整。但是問題是，大多數大宗商品出口國，不愿意讓經濟體多元化，比如不愿從依賴原油的傳統經濟模式中脫離出來。例如安哥拉或是尼日利亞，還有拉丁美洲的哥倫比亞或是秘魯。這些國家都飽受大宗商品價格下跌的影響。
世界銀行正在和上述國家緊密接觸，來幫助這些國家更好地調整財政政策，讓它們對風險有更強的抵御能力，也讓財政更多元化。但它們需要抓住這個時間窗口，來進行經濟結構改革，世界銀行會支持這些國家的經濟結構調整。
騰訊財經：具體來說。世界銀行會以什么方式來幫助新興市場國家？
英卓華：世界銀行是發展銀行。我們和很多發展中國家合作，給予它們金融支持，比如投資它們的基礎設施、人力資本和教育等。同時支持那些進行經濟結構調整的國家，幫助它們進行公共財政、投資政策和貿易政策等領域的改革。
世行會通過金融工具來幫助這些國家，同時，世行也會提供學術支持。世界銀行不是商業銀行，而是發展銀行，所以學術支持也很重要。
很多國家需要逐漸學習，什么樣的政策是管用的，什么樣的政策是有反向效果的，以及到底應該從其他國家學習什么。比如中國在消除貧困方面的成就很顯著，所以很多其他國家就需要向中國學習相關政策制定，而世行就可以提供這種學術交流，比如南南合作等，幫助其他國家更快地學習。
我們也會使用我們的召集權，每年我們至少創造兩次全球央行行長和財長見面的機會，大家可以共同討論，哪些是全球共同關心的重要議題。
比如說今年，會議聚焦氣候變化以及難民問題等等，以及我們要如何來面對，當下疲軟的全球經濟復蘇，或是大宗商品價格下行的處境。世行召集大家一起商討，幫助各國解決具體問題，或是共同開啟新的發展目標，探討全球共同關心的問題。
改革深淺決定風險多大
騰訊財經：2016年全球經濟最大的風險和機遇是什么？
英卓華：其實最大的風險是可以被預見的，就是新興市場受到全球經濟復蘇疲軟的拖累。但是更大的風險來自于自己的鄰國，或是本地區。
世行的研究發現，如果重要的新興市場國家經濟下行，比如說金磚四國經濟下行，當下，巴西、俄羅斯正處于衰退，而中國和印度依舊增長相對強勁，南非也處于衰退。這些國家的增長變化，會對其他新興市場國家，有更大的影響力。所以，我覺得，這是很多新興市場國家面臨的挑戰。
大宗商品價格的走低是另外一大挑戰，氣候變暖增加了厄爾尼諾現象發生的機率，會增加爆發食品危機的可能性，同時中東地緣政治等，也持續成為全球風險，上述是我覺得新興市場正在面臨的風險。
至于機遇，我覺得任何危機都可以轉化為機遇。只要政策制定者正確地對待，需要進行適當的調整，建立更好的基本面基礎。這也是為什么當前的時間窗口很重要。
比如當前石油價格走低，這對很多發展中國家來說，是改革能源補貼的窗口期，但是這個時間窗口很窄，必須現在就去投資新能源，這樣才會解決財政問題、能源補貼問題，同時也能夠解決氣候變暖的長期問題。
目前的全球利率處于歷史低點，但很多新興市場面臨資本外流和貨幣下跌，當你讓貨幣貶值的時候，是否能夠增加你的國際競爭力，來吸引更多的外部投資并增加出口，這是很關鍵的一點。
對于印度尼西亞、埃及、緬甸這類國家，也包括中國，這些國家可以通過內需消化產能，來維持增長，而不是依賴于出口。總之，取決于政策制定者如何使用當前的時間窗口。如果可以正確使用，任何挑戰都可以轉化為機遇。
騰訊財經：中國經濟最大的下行風險可能是什么呢？
英卓華：我覺得中國的挑戰在于改革的速度，改革是否能夠足夠深入，真正觸及結構性調整。我覺得中國的問題不是“做什么”，因為我覺得政策制定者清楚應該“做什么”，也在“十三五”規劃中寫明了。問題是“如何做”以及“以什么速度做”，這是很重要的。
要抓住中國未來增長的機遇，需要中國進行深刻的結構性改革，從投資導向轉為消費導向，從制造業主導轉為服務業主導，從依賴財政赤字增長，轉為依靠生產力提高和創新力提升的發展模式。這需要經濟結構進行重大調整，也需要政策制定進行重大調整。
所以，中國最大的風險就是，到底是不是能夠真的推進改革，以及改革是不是足夠深入、足夠快速。如果可以，未來中國的經濟會更健康，會更可持續地增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