築墻還是通路？——嘉峪關下的思考

新華社蘭州６月１６日電（記者桂濤

王豔明

傅雲威）絲綢之路與萬里長城在嘉峪關劃出一個大大的十字。築墻與通路——古老中國與外界的兩種相處方式在戈壁上的“天下第一雄關”相遇。

２２００年前，漢臣張騫鑿通西域，連接長安與羅馬的絲綢之路縱貫東西。絲路上，中國絲綢、印度香料、波斯蕃錦轉運流通，造紙、印刷術西傳，佛教、基督教東漸。當時還只是有關無城的嘉峪關已是河西走廊上的商貿重鎮，商賈雲集、絹帛山積。

絲綢之路連接起沿線的中華、印度、巴比倫、阿拉伯、希臘羅馬等文明，它們碰撞交融，相互借鑒，嘉峪關魏晉墓出土的畫像磚《驛使圖》就是證明。畫像中，驛使胯下寶馬四蹄騰空，疾馳狂奔，其形象一望便是受大宛馬影響。中原的大師名匠、西域的汗血寶馬一同催生出絲路上的不朽經典。

興盛的絲路貿易帶來和平。絲路暢通時，漢、羌、匈奴、突厥、回鶻、契丹等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沿途基本沒有戰亂。

就在絲路通達之時，西漢政府為加強對北方的統治、保障西域道路的暢通，興建河西長城。明洪武年間，徵虜大將軍馮勝在嘉峪山和黑山之間最狹窄處修建土城，置關建樓，嘉峪關像一把雄渾的鎖鑰，鎖住荒漠上的蒼茫天地，成為明長城西端起點。

修建河西長城的最初目的是要穩定邊疆，以護衛往來商旅，保障絲路暢通。嘉峪關內城東西兩門分別取名“光化”“柔遠”，取意旭日東昇，以懷柔而致遠，安定西陲。

但長城作為軍事防禦設施，其封閉保守的一面不久就顯露出來。隨著嘉峪關的修建，國力不濟的明王朝放棄了對關外的實際控制，棄地千里，以嘉峪關為界，開始閉關以圖自守，大量人口內徙，形成了“明代西疆至於酒泉”的局面。

雖然也在嘉峪關設立通關機構、滿足中西間的商貿需求，但明王朝在戰略上選擇以長城來對抗蒙古貴族韃靼、瓦剌諸部以及女真等的劫掠騷擾。

與絲綢之路“通過合作共贏、包容互鑒實現共享和平”的理念不同，“峻垣深壕，烽堠相接”的長城以武力防禦異族掠擾。

如果將城與路比作兩種思想，那麼萬里長城像是以權力威勢維穩拒亂的法家，而絲綢之路更像是崇尚教化、為政以德的儒家。

離嘉峪關不遠，就是蘭新鐵路。一輛輛滿載貨物的列車與古老的關口擦肩而過，奔馳在這條連接中國內地與新疆的鐵路線上。即將開通的蘭新鐵路第二雙線也為被稱為“新絲綢之路”的“渝新歐”國際貨運提供了便捷的陸橋大通道。千百年來，絲路不死。

今天，再沒有駝鈴與馬蹄聲驚醒嘉峪關沉寂的關門。５００年前，它還威風凜凜，有披堅執銳的將士在此鎮守。而現在，關城內的古將軍府猶在，但只有來自各國的遊客佔領這座早已廢棄的軍事關隘。（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