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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记者赵觉珵】本月5日，新冠疫苗合作国际论坛首次会议以视频方式举行。中国国家领导人在会议上重申将新冠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承诺，并宣布中国今年将努力为全球提供20亿剂疫苗，并向“新冠疫苗实施计划（COVAX）”捐赠1亿美元，用于向发展中国家分配疫苗。
在日前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双聘教授查道炯分析认为，疫苗全球公共产品的承诺意味着中国将在不影响本国接种进度的前提下，尽力生产经国内和国际质量认定的新冠疫苗，以不谋求商业利益最大化为工作指引，供无苗国和缺苗国选择使用。
破解“分配赤字”，弥合“疫苗鸿沟”，中国言出必行。截至本月初，中国已向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近8亿剂疫苗和原液，位居全球首位。然而，将中国国际疫苗合作称为“疫苗外交”、对中国疫苗有效性的质疑等依然在西方社会甚嚣尘上，成为将疫苗政治化的借口。查道炯表示，“疫苗外交”实质上体现的是疫苗提供方存在竞争的现实。中方需要继续在提供疫苗的数量和有效接种之间取得平衡，相关企业则应继续做好疫苗的跨国交接和接种阶段的临床效果跟踪、副作用处置等，提高国际社会对中国疫苗的认可度。
环球时报：中国已经作出并践行**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承诺，但一些国家也因为囤积疫苗等原因被批评为“疫苗民族主义”。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查道炯： 一些有苗国没有选择积极主动地向其他国家提供疫苗，可能是基于其决策者对“全球公共品”（global public goods）概念的不同解读。特别是在传染病防控这一国际合作议题上，这些国家没有将“全球公共品”解读为对全球公共卫生健康有好处(good)的所有行为，而是将其含义等同为“公益”，与“全球公害”（global public bads）相对应。根据这种理解，疫苗研发和生产的经济投入必须得到充分的回报，让一些国家有机会“搭便车”(free riding)是错误的。
面对新冠疫情，批评甚至谴责“疫苗民族主义”行为，主要是基于一些富国超出其国内接种需求预订疫苗产能，这形成了一种囤积。出现疫苗囤积的现象，本质上还是接受了“资本逐利是理所当然的，无苗可用是值得同情的，但不能让‘搭便车’成为现实。”
我们也应该看到，在疫苗的选用环节，也存在“民族主义”现象。例如，一些国家和地区选择疫苗使用的决策中包含了地缘政治因素，硬性排除了一些疫苗，尽管这种做法负面影响了其民众接种的进度。另外，一些媒体不接受疫苗有效性的专业判断是一个科学探索过程的常识，以其对有苗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偏好，点评可供选择的疫苗，这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疫苗民族主义”。
环球时报：自疫情在全球暴发以来，中国发挥自身能力优势，向全球供应防护用品、医疗设备以及新冠疫苗。但在受西方影响的国际舆论中，这种行为被描绘成“扩大影响力的外交举措”，也衍生出“疫苗外交”等词语。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以及应对这种情况？
查道炯： 在没有传染病大流行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向另外一个国家在传染病和非传染病领域提供协助，过去也常被说成是“卫生外交”。一些国际公共卫生研究文献并不把“卫生外交”当成一个负面词汇看待，而是认为在卫生领域的合作有利于促进政治和经济外交关系的改善。
国外出现的用狭义“疫苗外交”点评中国的行为，实质上体现的是新冠疫苗提供方存在竞争的现实。中国的一些新冠疫苗因为采用成熟技术，其货架保存时间可长达两年，对运输、储藏环节投入的需求也不高。相比之下，一些采用全新技术研制的新冠疫苗，不仅对冷链投入的需求高，其货架保存的时间只有几个月，甚至几个小时。而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疫苗接种基础设施比较薄弱，因此中国的新冠疫苗受到欢迎，已在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获批使用。这种情况对以国别整体发展阶段论新冠疫苗高下的评论而言，是一种冲击。
面对这种情况，继续做好中国新冠疫苗的跨国交接和接种阶段的临床效果跟踪、副作用处置等，才是中方应有的努力方向。
环球时报：近期，发展中国家对于豁免新冠疫苗知识产权的呼声很高。在经历过一段时间的反对后，美国已宣布支持这呼吁。应该如何看待美国立场的转变？这与中国疫苗企业在海外合作建设原液生产与灌装厂有何不同？
查道炯： 跟原研药一样，一款疫苗可申请注册的知识产权涵盖范围广泛，包括产品、方法、用途等。新冠疫苗的知识产权使用许可之所以成为一个国际性话题，是因为其原材料、配方、生产过程等等，企业都可以申请知识产权。同时，药品类知识产权保护期是最长的，可长达20年。与疫苗研发不一样，不少发展中国家都具备疫苗加工能力。如果按照常规知识产权转让处理，这将是一个费时费力的过程。
拜登政府宣布支持豁免新冠疫苗的知识产权，这是一个值得欢迎的举措。只是美国政府能直接豁免的知识产权仅限于有政府资金投入的部分，新冠疫苗研产相关企业通过市场途径筹资而实现的发明专利，是否可以豁免，政府并不能越俎代庖做出决定。此外，新冠疫苗知识产权的豁免谈判是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进行的，而世贸组织的决策机制是一国一票，一票否决，这也是该领域国际合作的难题所在。
目前，中国在海外合作建设原液生产与灌装厂，是一种“交钥匙”的合作生产模式。这种做法节约了跨国运输所需的时间和费用，有利于缩短无苗国或缺苗国获得产品的时间，节约经费，让更多的人尽快接种。
环球时报：COVAX是全球很多中低收入国家获取新冠疫苗的主要途径。从目前全球疫苗分配情况看，COVAX已提供近2亿剂新冠疫苗依然远不及通过双边协议方式分配的疫苗数量。如何看待COVAX目前发挥的作用和存在的不足？应该如何推动疫苗在中低收入国家的加快普及？
查道炯： COVAX是一种创新，目的是避免之前大流感疫情出现时的窘况：中低收入国家只有一个选项——等高收入国家满足国内需求后，获得捐助才有疫苗可用。出现这一情况是因为疫苗生产商事前没有将中低收入国家的需求纳入产量规划。
COVAX机制的另一个创新点是生产疫苗就像生产飞机一样，只有在有订单的前提下厂商才启动组装、做发货准备。新冠疫情下，COVAX的出现是一种急人之所急。
一支在发达国家销售的新冠疫苗，在纳入COVAX机制后与中低收入国家谈判销售时，销售企业是否以优惠价格出价，受不同注册国的反托拉斯（anti-trust）法规制约。向中低收入国家出售所涉及的差价如何有效填补，就得看进口国的出价能力、援助国承诺的资金是否到位，以及援助提供方是否有受援方收入水平以外的附带用款条件。这些因素是COVAX机制运行比较慢的原因。
疫苗跨国流动涉及的环节众多，而且每一个环节都必须以责权分明为前提。所幸参与COVAX的企业大多在新冠疫情前就拥有相关经验，为COVAX机制的运行提供了制度保障。
新冠疫苗不是普通产品，如何建立一个新机制，还有待各方达成共识。当下，帮助无苗国的一个有效途径是协助其提高使用审批能力，加快审批进程。如果同一个国家可以批准多种疫苗，这有助于加速新冠疫苗在无苗国的可及程度。
环球时报：由于全球疫苗分配的不均衡，国家间的疫苗接种率出现巨大差距，一些接种率较高的西方国家已开始逐渐重新开放。这是否会为全球带来新的不平等甚至分裂？
查道炯： 基于病毒变种的不可预测性，全球范围内新冠疫情演变依然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所以，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一边提高接种进度一边逐步开放边境的做法，对已接种疫苗的相互认可做出安排，已经提上一些国家的议事日程。
目前，“选择性认可”是国家间对已接种疫苗所采取的普遍性政策取向。尽管世界卫生组织多次呼吁成员国不要区别对待获得认证的疫苗，但是否认可他国接种的疫苗只能由各成员国决定，其选择有技术层面的考虑，也有非技术层面的因素，包括地缘政治甚至种族主义因素。
中国有必要从人道主义、国际主义和全球平等角度来倡导各国之间的协商，尽快订立各国都能接受的规则，最大限度地避免任何疫苗的接种者因歧视而致使旅行成本提高（比如隔离），以推动贸易经济和人员旅行生活尽快回归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