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体中文
2020年3月4日，政治局常委会提出，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央视新闻解读“新基建”指发力于科技端的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七大领域：5G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
5G、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是信息基础设施，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是交通基础设施，特高压和充电桩是能源基础设施。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认为，“特高压输电、城市地铁等，其实已经进行了很多年，把它列到新基建里面，比较勉强。”
“至于充电桩，涉及到新能源汽车的发展，现在也遇到一些瓶颈。这些基础设施一定要和它服务的对象相配套发展。”——长期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的刘世锦认为，这样的新基建不足以挑大梁。
特高压及配套火电是否成为新包袱？
特高压列入新基建，在能源圈里，很多专业人士是无法理解的。至少在发展方向和发展阶段上，特高压输电与信息“新基建”，特别是与工业互联网是存在理念上的“代沟”。特高压是工业时代强调供给侧规模经济极端化的代表，而工业互联网是强调供需互动，将人、数据和机器连接起来，实现供需高度融合。一个强调的是供给规模的极端规模，一个是强调供需扁平互联。
目前已经建成特高压输电线路利用率并不理想，很多线路说是为输送可再生能源建的，但需要大量配套燃煤火电才能运行。2017年6月23日，我国首条大规模输送新能源的特高压工程，甘肃酒泉—湖南±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投产。该线路投资262亿元，全长2383公里，送电负荷800万千瓦，设计年送电量400亿度。该工程的配套电源规模高达1580万千瓦，其中风电700万千瓦、光伏发电280万千瓦，同时需要600万千瓦的燃煤火电配套才能运行，由于火电建设受国家政策影响，前10个月仅输电96.2亿千瓦，仅为设计输电量的24%。
河北是全国为数不多的“硬缺电”省份，为雾霾治理推进“以电代煤”清洁采暖，电力缺口不断扩大。蒙西—天津南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榆横—潍坊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均在河北有落点。
国网推进“以电代煤”，特别强调要用清洁的可再生能源实现对散煤替代，这也是他们发展“特高压”所强调的初衷。但由于配套燃煤火电的电源建设受政策和市场影响建设滞后，这些特高压输电能力无法发挥效益。蒙西—天津南特高压要稳定运行，需要在蒙西配套建设5座2×66万千瓦燃煤电厂，总容量660万千瓦；榆横—潍坊特高压，需要在陕西配套建设2座2×100万千瓦燃煤电厂，总容量400万千瓦，而这些火电厂因为利用小时太少缺乏经济性，未能得到批准及时建设。尽管这些项目美其名曰是要大规模输送清洁的可再生能源，但没有火电维持电压的稳定，可再生能源电力根本就无法输送，而实际上输送的煤电电量将大大超过了可再生能源。
2月28日，在“新基建”的风潮下，国家能源局下发了《关于陕西陕北煤电基地陕北至湖北输电通道电源建设规划有关事项的复函》，批准为陕北—湖北±800千伏特高压输电工程配套2座2×100万千瓦和3座2×66万千瓦燃煤电厂，总装机达到796万千瓦。这条特高压据说不仅要承担将蒙西和陕北的风电、太阳能输往东部地区，还要为水电丰富的华中地区填枯调峰。
华中地区的三峡水电站装机2240万千瓦，2019年发电量968.77亿度，设备利用小时4325小时，年均利用率是49.37%。葛洲坝水电站装机271.5万千瓦，2019年发电量达到190.85亿千瓦，设备利用小时7029.5小时，年均利用率是80.25%。为陕北—湖北特高压配套的796万千瓦火电未来的利用率将可想而知。
特高压建设不仅仅要在输电端配套大量燃煤火电，为了保障受电电网安全，还不得不在受电端配置大量的火电厂，否则一旦输电线路出现故障，电网失电几百万千瓦，将无法保障安全。最近，各地政府以“疫后恢复经济”为名，利用“上大压小”和“煤电一体化”政策又批准建设了一大批燃煤火电。广东、贵州、湖南、山西、江西、上海、山东等地将新建12个大型煤电项目，总装机容量2378万千瓦。此外，各大发电集团也准备上一大批火电项目。
2019年全国火电利用小时仅为4293小时，比2018年减少85小时。今年预计受疫情及全球经济下滑影响，还会进一步大幅度降低，未来几年将取决于全球整体经济形势的变化，这些特高压和为特高压配套的火电项目，以及各地上马的“上大压小”和“煤电一体化”项目将在相当的时间内难以产生经济效益。而这些传统能源的大干快上，将大幅度压缩新能源的发展空间。
充电桩大干快上难解“痛点”
这些年，电动汽车技术进步很快，市场上的主流车型普遍可以达到400公里以上的行驶里程，500-600公里的车型也越来越多。但是电动汽车的销售并不理想，2019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达到220万辆，比前一年增加10%。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120万辆，但比上一年还减少了5万辆。造成这一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原因之一是充电桩基础设施不足，这也是将充电桩建设列入了“新基建”的理由。
这些年，中国的充电桩没有少建，截止2019年底，中国新能源车保有量已达到420万辆，全国充电桩超过120万个，其中公共充电桩保有量达到51.6万个。公共充电桩与纯电汽车比例达到3.4:1。车桩比已逐渐接近一个合理健康水平。拥有超过万个充电桩的运营商有8家，占公共充电桩总量的90.2%。其中，特来电14.8万个，星星充电12万个，国家电网8.8万个，云快充4万个，而这些运营商能够盈利的并不多。
这些年国家电网建了不少公共充电桩，但是由于城市内没有电力容量和场地，大量充电桩是建设在远离需求的地方。比如在北京的颐和园背后西门的停车场，在靠近房山的北宫森林公园停车场都有大量的公共充电桩，但没事谁会跑那么远去充电？到公共充电桩充电成为一件耗时、绕道的烦心事，显然没有解决消费者的“痛点”。人们最希望的充电桩应该就在自家楼下的停车场或办公室的地下车库，而不是跑几公里十几公里之外的幽静之处。
那么为什么不能在需求侧，在用户最希望的结点大规模建设充电桩？更多的情况不是大楼和小区低压变电站、开闭站容量不足，而是上一级变电站和城市配网能力不够。这些年电网公司的钱大量用在特高压输电线路的建设上了，城市和农村配电网建设投入不足。这一问题在发展分布式光伏、以电代煤清洁供暖和建设充电桩中相继凸显出来。
换电式电动汽车越来越受到出租车司机和消费者的青睐。买电动汽车不需要购买电池，不用担心电池质量和寿命问题，购车成本也大幅度下降。消费者和出租车司机只要到途经的换电站花上几分钟更换电池，所消耗的时间并不比加油时间长。电池在换电站可以按照理想的方式充电，电池使用寿命可以更长，行驶里程也大大延长。同时，换电站可以作为城市分布式储能电源，承担一部分调峰和应急电源任务。电池也能够实现梯级利用，在电动汽车退役后继续服务于各种应急电源的需求，确实是一种理想模式。但是，也是碍于城市配网的制约，换电站建设受到不少限制。
国网上一任董事长寇伟经过深入调研，意识到了问题所在，提出了“三型两网”的转型方向，要通过发展“泛在电力物联网”，将国网平台化、共享化，调动全社会的力量来解决这些“痛点”。电动汽车如果能够成为泛在电力物联网的一部分，在电力需求侧充电，就可能与电网实现深度的互动，夜间低谷蓄电，白天高峰将电反送电网，大幅度提升现有电网和电源的使用效率，在不增加输电线路和电源建设投资的情况下，实现有效的供需平衡，既提高了电力企业的效益，也调动了社会的投资。同时，给电动车主带来极大的方便，节省用电成本，参与电网互动，成为生产型消费者。
现在要发展5G网络，网络运营商总是告诉消费者，5G的好处是快！下一部电影只需几秒钟。我们看一部电影要花上1-2个小时，你下一部电影几秒钟对于我们有多大的吸引力？所以，造成很多人买了5G手机，却没有开通5G网络。而另一些人开了5G网络，却不买5G手机，没有形成有效的应用需求。基础设施应该和需求同步实施，和它要服务的对象相配套发展，稍快一点也行，但不能成为空中楼阁。如果是看不到应用的投资，至少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下需要慎之又慎。
5G网络是服务于物联网的，发展泛在电力物联网是一个非常好的应用场景。想一想在电动汽车和充电桩方面，每个车主、每辆电动汽车、每个电池组、每个充电桩和上游的变电站、屋顶的光伏分布式电站互联成网，数据上云，大家可以根据电网、电动汽车和电池，以及分布式电站与市网的状态，在大数据的预测下，进行智慧互动。这要比几秒钟下一部电影有用的多。相比之下，泛在电力物联网和城市配网建设更应该成为“新基建”的主要方向。
走出大萧条的前车之鉴
在新冠肺炎的影响下，全国各地各地封城隔离，国内经济出现严重下滑。国外出口市场也陡然而失，大量订单被撤销，出口企业停业。现在疫情波及全球，世界经济形势非常沮丧，很多经济学家担心会再现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
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中，也有两个通过基建重启经济的版本，一个是美国总统胡佛的“大基建”，一个是罗斯福的“新基建”。
胡佛总统实施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并建造了一系列“世纪工程”。最著名的项目包括：胡佛水电站和田纳西水利工程等水利设施，旧金山金门大桥和奥克兰海湾大桥等交通设施，纽约帝国大厦和克莱斯勒大厦等一系列标志性建筑。
这些工程花光了政府的钱财，资本更多地流向传统利益既得集团的大企业和垄断资本，却无法创造新的需求。虽然增加了一部分就业，但政府无钱救助那些承载更多就业的中小企业，只能坐视他们的大规模破产，进一步造成更严重的失业问题。而企业破产和失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又进一步造成银行的倒闭和破产，最后蔓延到政府财政收入的崩溃。结果钱花光了，危机走不出来，泥潭越陷越深。
1933年胡佛被罗斯福总统代取。罗斯福上台推进了一系列的改革，1935年8月28日他力排众议签署了遏制垄断企业的《公用事业控股公司法》，打破了大企业对电力、电话、天然气等公共事业的垄断，为能够创造新就业和新需求的中小企业创造了发展空间。
1935年5月，罗斯福批准成立农村电气化管理局，负责研究制定推进美国农村电气化。一年后，罗斯福签署了《农村电气化法》。让区域内的农户自愿组织“农村电力合作社”，向区域内电力消费者“众筹”资金，联邦政府给予为期35年，年息2%的优惠贷款，让他们不依赖电力公司自己办电。允许他们从发电厂趸售电力，向区内合作社成员供应廉价电力。没有垄断经营者盘剥，也没有资本榨取剩余价值，一切收益由消费者共享。
这一改革实现了美国广大农村区域的“新基建”，创造了巨大的“新需求”和“新就业”。农村电气化让农民使用和拥有各种电器设备，拉动了市场需求，提高了农业的生产效率；在农村创造了大量新就业机会，很好地吸纳了城市的失业工人；完善了农业基础设施，改善了农民的生活，让农村更为宜居，为60-70年代的美国逆城市化进程创造了条件，持续拉动了美国的经济。
今天，我们面临着与20世纪30年代相同的问题，也面临着不同的问题，如何走出危机，如何变危为机，需要我们保持极大的智慧和想象力。我们需要通过新思维来解决新问题，需要通过新技术、新模式来创造新的需求和就业，帮助我们走出困境。新基建不应该是新瓶装旧酒，更不应该旧瓶装旧酒，不能让既得利益集团在传统的圈子里牵着鼻子走，那样转来转去是走不出困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