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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有同感。你身处日益加剧的分歧中，对反对派失去了尊重。无论这是与最近一次选举还是儿童保育相关，你都感到自己精心思考的论证不受人待见，也许根本没人在意。但你是否想过，此时对方的心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们与同行最近在《自然-神经科学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记录了人们发觉分歧时的大脑活动。在实验里，我们让21对志愿者做出一系列财务上的决定。具体来说，他们要估计不动产的价格，还要花钱为自己的估值投注。对估值越是自信，打赌的开支也就越大。在完成任务期间，大脑影像检测仪会对每位志愿者进行扫描，以记录他们的大脑活动。两台检测仪被一堵玻璃幕墙隔开，志愿者可以在屏幕上看到另一人的估值和赌注。
一旦志愿者就不动产价格达成了共识，每个人都会对其估值更有自信，并投入更大的赌注。这不无道理——如果我同意了你，那你就会对自己的正确性抱有更大的信心。每个人的大脑活动也反映出了对伙伴信心的编码。其中名为内侧前额叶皮质后部（posterior medial frontal cortex）的脑区活动尤其显著，它追踪着伙伴的信心，据我们所知，它与认知失调也有关联。我们发现，某个志愿者的自信也会增强其伙伴的信心，反之亦然。
不过，最有意思的是，当人们意见不合时，其大脑对他人见解的力度就不甚敏感了。分歧产生后，内侧前额叶皮质后部就不再能跟踪伙伴的信心强弱。结果就是，互不认可的两人都自认为自己正确，很难被对方影响，持不同意见的伙伴对二人的估值是否有信心变得无关紧要了。
但也不能说分歧的二人彼此就毫不在乎了。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一点，在于我们测试了志愿者对其伙伴之估值和赌注的记忆。结果表明，对立的意见更可能被认定为犯了大错（categorically wrong），其观点的力量也因此而失去重要性。
极化的社会
我们推测，面对诸如政治等热门话题上的分歧，人们可能更难留意到对立意见的力量。
我们的发现或许有助于解释目前社会上令人困惑的一些趋势。例如，过去十年来，气候科学家对气候变化的人为性这一结论表现出了更大的信心。但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表明，共和党人对这一观点的信任度在同一时段内呈不断下降的趋势。这一特定趋势的成因复杂而多样，但它可能与他人意见在我们大脑中的编码方式及源自于此的偏见有关。
这些发现可以进一步推广到一些时政事件上。就以最近对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弹劾听证为例。我们的研究表明，在证据对总统不利的情况下，不管证人是“平静、自信并且用事实说话”（如政府官员比尔·泰勒在听证会上接受质询时就被人如此形容）还是“闪烁其词”（如FBI负责人罗伯特·穆勒去年6月在就其特别顾问调查接受质询时就是这样），都不会影响到业已对弹劾持反对态度的人——但它们仍可左右支持弹劾者的信念。
那么，如何才能增加反对者聆听我们的机会？我们的研究进一步支持了一项“老生常谈的妙法”（伊丽莎白二世女王近来面对因退欧而陷入分裂的英国就采取了此办法）——寻求双方的公约数。
当各方深陷分歧、沉迷于罗列各种理据证明我方如何正确而对方如何错误时，再精巧的论证也难以发挥其力量。但如果我们从共识开始——也就是我们都能同意的部分——我们便不会一来就被贴上“异见者”的标签，我方论证的力量也更可能发挥作用。
设想一下，有一对父母错误地相信疫苗和孤独症有关，因而不愿给孩子接种疫苗，而我们试图改变其信念。研究表明，直接摆出强证据驳斥此关联，不能改变父母的想法。相反，强调疫苗有助于保护孩子不受具有潜在致死性的疾病困扰——这个说法是父母更容易接受的——则能够将父母同意为小孩接种疫苗的意愿提高到原来的3倍。
在分歧白热化之际，请尝试并且牢记：改变的关键通常在于找到各方共享的信念或动机。
（来源：界面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