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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的《鼠疫》
伟大的小说多多少少都是危险的，作家会用一些极端的情节，若干特别的人物，来挑战社会的欣赏和容忍度。在阿尔贝·加缪赖以打响个人品牌的《局外人》中，默尔索的“荒诞杀人”就曾令无数世人惊愕。不过，他在1947至1948年间发表的《鼠疫》却相反，这部小说的美学追求和提出的道德判断，两者之间不存在任何冲突。作为一个在书中往往保持沉默的主角，医生里厄从鼠疫的兴起，一直到退潮，他都在场，在看，在思考，在行动，在抵抗，在北非阿尔及利亚加缪故乡奥兰城。
Rieu，“里厄”，这名字听起来像是一怔，把所有话都咽了下去一样。里厄本人就是这个性。当格朗哆嗦着说“这是个疯子”的时候，他期待里厄附和一下，给点安慰：“是的是的，他只是疯，并没得病。”可里厄的回答粉碎了这期待。残酷的事实总要有人讲的，医生当仁不让，我们颤抖地赞为“奉献”“牺牲”等的其他工作，在作为医生的里厄这里仅属于存在意义上的人的必需。
一部小说的伟大，在于时过境迁，还总仿佛在回应当下的事情。过去，一般都认为《鼠疫》虽然背景设在北非，却是比喻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巴黎，其中有奋勇抵抗德国人的，有怯懦偷生的，有犹豫不决的，有许多人牺牲，而更多的人幸存到了解放的欢庆时刻，毕竟小说发表于二战结束后不久，而且加缪本人也是在1940年法国投降之后，亲身参与了地下抵抗运动的。然而，在埃博拉病毒近年肆虐西方的时候，这个故事就已回归到了它的字面意义，而今，一切终于临头，我们也终于能体会到书中人物的痛切挣扎了。
在书的末尾，里厄医生在沉思着鼠疫还会再来，因为人们已经种下了祸根：“鼠疫杆菌永远不死不灭，它能沉睡在家具和衣服中历时几十年，它能在房间、地窖、皮箱、手帕和废纸堆中耐心地潜伏守候。”这些话固然可看作是在警告那些认为战争已经过去而且“NeverAgain”的人，但加缪对奥兰城历史上的那场真实的鼠疫（发生在1849年）也做过详细研究。在他写于1941至1945年的笔记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一直在为日后《鼠疫》中的种种情节做思考和准备。
笛福的《瘟疫年纪事》
生活在17至18世纪的丹尼尔·笛福，以《鲁滨逊漂流记》著称，他写作生涯早年不写小说，倒写了不少政论和宣传册，以及一部纪实文学《瘟疫年纪事》。这个“瘟疫年”指的是伦敦的1665年。那场疫情的起因不明，只有各种传闻，也不知病毒是如何进入伦敦的。它的传播，有人认为是通过呼吸，有人认为是接触了病人的床褥、衣物之类。医生对疫情完全没有办法，更可怕的是患者的无知，他们往往直到死时才明白自己是感染者，因而之前与其来往过的其他人都遭了无妄之灾。
据说，这本书直接启发了加缪写《鼠疫》。
在1665年的伦敦，大多数人即便知道疫病有传播性，也不懂得如何去防止，卫生常识是缺失的，迷信第一时间占领了人心，将疫情归结为上帝的惩罚是时人很自然的思路（加缪对此种心理也很感兴趣，他在1940年代初专门向牧师请教过，《鼠疫》中牧师布道的场景写得格外精彩），因此宿命的悲声大作；与此同时是各种偏方的流行，有人整日口含一颗大蒜，还有人把脑袋浸在醋坛子里。同这些怪异的现象相比，《瘟疫年纪事》中更多篇幅交给了那些让人不忍卒读的场景：妈妈已经没了呼吸，婴儿仍在她的怀里嘬奶；父母守着幼子死去却毫无办法……
《瘟疫年纪事》是一份真正意义上的报告文学，在高度写实的同时，笛福还发挥了他在政论上的特长，对政府、医生、神职人员等等的作为做了一番分析。他揭露了神职人员的伪善，说他们自称了解疫病的真相，却是十足的骗子和丑角。在对政府和公务员的评价上，他的立论相对持平，例如他说，死亡人数绝对是被政府瞒报的了，但政府在及时处理尸体、防止病毒扩散上面是有功的。他还说道，封城、封楼这些命令在实践中是大打了折扣的，因为一些大楼看门人在贿赂或死亡威胁的面前放了居民出门，而居民若是对民政官员隐瞒了一些危险的实情，官员也无法察觉。
小说《鼠疫》比起《瘟疫年纪事》的最大优点，就是有人物，比如里厄和他的至交塔鲁，他们两个人都在记录。里厄愿做见证者，只是记录；塔鲁却愤世嫉俗，他用讽刺的眼光来观察人们的举动，同时思考鼠疫之下的生活的意义。
《瘟疫年纪事》中的揪心情节，如今读来更加揪心：公共场所发现了越来越多的死老鼠，旅馆里、餐馆里、公交车上、民宅中，起初人们不以为意，即使耳闻了病例也强行认定是偶然事件；后来病例渐多，各方人士又散布消息说不会传染，要员们总是在安抚，把有利的消息都散布出去。再后来，人们自欺的防线塌了，封城了。人们接受了现实，一番怨念之后，坐等官方消息……鼠疫过去的时候，没人敢轻举妄动，就如同当舞台黑下来，每个人都在屏息等待第一声鼓掌，以便确认戏真的已经结束了。
黑塞的《纳尔齐斯与歌尔蒙德》
作为同样经历过战争的作家，赫尔曼·黑塞也时时思考疫病的隐喻。但在他这里，疫病作为一种极端的处境，主要是为了让主人公领悟到某些超乎自身的东西而存在的。黑塞不像加缪那么注意社会，他醉心于对个人的探索，他典型的主人公都是漫游式的青年，在1930年后发表的《纳尔齐斯与歌尔蒙德》这部长篇中，这个青年是感官主义者歌尔蒙德。他在中世纪的欧洲大地上四处流浪，追寻自由而有意义的人生，却与当时正肆虐的黑死病频繁相遇。他看到村里堆积的尸体；他的一个女友埃莱娜，被黑死病人强奸并咬伤后死去了；他的另一个女人，犹太女人蕾贝卡，由于欧洲人把黑死病归因为犹太人而受到迫害。
纳尔齐斯曾是歌尔蒙德在修道院的老相识，两人亦师亦友，他安于寺院里恬静的学术生活。在故事的后半段，两个人再度相遇，歌尔蒙德得知修道院里也闹过疫病、死过人的时候，他便追问道：在你们这里，有没有发生过烧死犹太人的事情？
歌尔蒙德是那种因为所爱的人受害，才注意到疫病的人。黑塞始终在思考的是个人，因而会赋予他的主人公以某种“天选”的光环，能够体验一切并发出追问，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免疫”于凡人的痛苦。
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
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里，主角的“天选”光环甚至有些无耻。三位主角都生活在霍乱肆虐的城里，但终生不受病毒侵害。女主费尔米纳和她的丈夫乌尔比诺都是上流社会的人，但和费尔米纳早有书信传情的阿里萨则是个穷小子。阿里萨一心盼着乌尔比诺让位，然而，进入婚姻后的费尔米纳一直稳稳地镶嵌在她的身份里，虽然感情上时有波澜，却也不是能乘虚而入的；而乌尔比诺，从法国学医回来的他一直是政府要员，是全城公共医疗事务方面的一把手，负责平息霍乱。
阿里萨号称情种，在被费尔米纳拒绝后移情于各种社会女子，他有过无数情人，却从未染上过霍乱，在马尔克斯的暗示中，阿里萨的青春活力正是靠不知疲倦的涉猎情场来保持的。“爱情如一场霍乱”，小说上来就放出了基调，它是病，却是万千疾患中最为可取的那种，甚至还能提升对真实霍乱的免疫力。阿里萨的母亲发现儿子腹泻，吐绿水，辨不清方向，还经常突然昏厥，脸色苍白，脉搏微弱，呼吸时发出沙哑的声音……她十分惊慌，但事实证明阿里萨害的是相思病，只是严重到“和霍乱病的症状完全一样”。
霍乱隐藏在三个主角的背后，经常露一小脸，却从不打扰到他们。但是，乌尔比诺虽然一上任就控制住了霍乱，从而奠定了一生的荣光地位，可是到他以81岁去世的时候，书中却明明写道，霍乱仍然存在，当久居城里的费尔米纳难得回一趟乡下老家，就看到满街的霍乱病患者，“尸体在阳光的暴晒下肿胀起来，嘴里流出白沫。”霍乱并没有被斩草除根，只是受害者的范围被限制在了主流社会视野之外，都是“丢卒保车”里的“卒”。而在城中，阿里萨终于在乌尔比诺死后熬到了属于自己的时刻，75岁的他向72岁的费尔米纳写去了情书，在他的心目中，之前找那些女人都是为了这一刻所做的“热身”。
马尔克斯笔下的霍乱，由于他围绕“爱情”的叙事而显得很不起眼，总是被忽略，是为了衬出阿里萨不忘初心的“伟大”。作为对比，安分守己的（晚年有唯一一次出轨，但他马上向太太痛哭悔罪，显然很不适应情人这种身份）乌尔比诺医生多少是个消极的人物，内心没有激情，只相信现代科学与理性，相信霍乱发生了，就要消灭它，舍此之外并没有别的可做的事情。他对爱情不仅无感，而且轻蔑，他认为城里有太多的人感染了这种病，应该好好治一治。
但谈论《霍乱时期的爱情》又不能只谈爱情，或者激情。黑塞写黑死病，是为刺激主人公觉醒，这是他的关怀所在；而马尔克斯的更大的关怀，不在于被霍乱毁掉的社会或个体。他是以一种“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的态度来引入主题的，始终着意于把霍乱变成一种彻底的隐喻，不单隐喻爱情（其实是焚身欲火），更隐喻所有失控的、无节制的人的力量。马尔克斯对阿里萨的私德并无嘲讽，反而还颇肯定他，然而，当他着手描绘贪婪而逐利的人带给世界的后果时，霍乱就再也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比喻了。《霍乱时期的爱情》以一个令人意外的讽刺结尾：阿里萨和费尔米纳登上爱之船，进行他们所谓的蜜月旅行的时候，看到了这样一番景象：大河已经随着五十年的滥伐森林而毁坏，阿里萨年轻时看到的参天大树都不见了，费尔米纳一直想看的原始森林里的动物也没有了，在河面上晒太阳的鳄鱼早就被猎人杀光了，鹦鹉的啼鸣，长尾猴的叫声，还有河滩上神奇的哺乳动物海牛，都销声匿迹，或者干脆灭绝了。死鱼在污水里翻着肚子，一路漂向了大海。两位新人看不下去了，让船长掉头返航，并宣布沿路不停，放出风声说，船上有两个霍乱病人。毁灭了河流生态的元凶，正是阿里萨所经营的内河航运公司。
萨拉马戈的《失明症漫记》
人是最大的病毒之源，倘若马尔克斯还不见得明说这点，那么若泽·萨拉马戈做到了。葡萄牙老作家在七旬高龄，用一本《失明症漫记》震慑了他的读者，和那些只喜欢冲着获奖作家名头而去的读书人。他写的并不是欧洲人熟悉的黑死病（鼠疫），而是一场莫名来由的“失明症”：患者眼前一片白，并且还能以目光传染给其他人。正因其莫名来由，所以更像是天谴。
《失明症漫记》里的重点词眼是，隔离。《鼠疫》中的里厄医生第一时间提出了要对已发现的病患实施隔离，并推行申报制，这是必需的措施，患者即便感到屈辱也只能默然忍下；而《失明症漫记》里，由于传染方式离奇，恐慌瞬间加剧，人们的心理防线一下子就被冲破了。在萨拉马戈笔下的这座无名城市里，被隔离的失明者第一时间感受到被监押的恐怖。他们失去了一切保护，甚至一有任何躁动，便会被紧张的看守人打死。
《失明症漫记》唯一让人感到安慰的地方在于，这是小说，并非事实，然而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情节又像是预言。那座无名城市里的人朝朝暮暮等待好转，可等来的却是医院住不下人，新患者被责令留在家中，所有正常且必要的举措，在患者听来都仅仅是对健全人的安抚。隔离所里，有人借机对其他失明者释放心中的邪念，比如性骚扰，有人偷走公共食物，有人甚至凭着武器称王称霸，占领了所有的资源，支配其他盲人。后来，失明者冲破了他们的牢笼，闯到外边，在那些早已空无一人的公共场所里大举抢掠，并且肆意占领民宅。
然而灾难里也有一些温情的时刻，有一些希望的萌芽。比如两位失明者——一个老人和一个年轻女子相爱了；一个走投无路的老妇人在死前打开笼门，放走了她养的兔子；还有，小说的主人公，一个失明医生的太太，她冒充失明者进入隔离所，引着脱狱的众盲人来到自己家，让他们围在一起，给他们读书。文明在一个彻底垮掉的世界里艰难地、一步一步地回归。小说中有名盲人是作家，他说，即使自己看不见，他也要摸索着写下这段经历。
他能写下些什么？萨拉马戈一定读过《鼠疫》，他知道“人的身上，值得赞赏的东西总是多于应该蔑视的东西”。这是加缪的想法和态度。加缪值得热爱的理由，对我来说，就是他能在触及事物的本质与核心的同时，仍然持有一种在人的身上“察其正”的信念。而在萨拉马戈这里，在医生太太和作家的身上，我则发现了这一信念的一种较为微弱的版本。
当《鼠疫》从寓言的设定中脱出，无限逼近人们的真实体验时，我有了一种“见山仍是山，见水仍是水”的感觉。加缪式存在主义中最重要的就是人须以其行动，来赋予自己的存在以意义。意义，但愿我们在眼下也能找到些许。
（来源：界面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