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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递成功，请等待HR通知。”
章琪已经记不清这是投出去的第几份简历。从去年3月开始，无数次的面试曾让她屡屡受挫，但她对自己确立的求职目标至今从未动摇过——进入互联网大厂工作。
为着这个目标，她不断积累着实习经验，从HR、产品运营到产品经理，从写文案到画原型图。她试图在一次次不同工种的尝试中，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互联网公司岗位。
有数据表明，在互联网行业找一份理想的工作越来越难。根据拉勾网联合ZAKER新闻发布的报告，截至2020年12月，2020届高校毕业生在互联网行业的成功就职率为63.7%，比去年下降了14.3%。
也有一些大学生在尝试之后选择了离开。他们发现，互联网公司的工作没有想象中那么好。
进入互联网公司实习之前，李然知道工作不可能时时有趣，但“没想到那么无聊”。同样，对于艰难求得一份大厂实习机会的江凡来说，大厂的确提供了难得的视野和待遇，但她还是无法忍受那种“机械感”。
一份互联网大厂的工作对年轻人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薪资、福利、成长空间......这些因素不可避免地成为他们衡量工作好坏的标尺。但在“硬币”背后，往往伴随着频繁加班、巨大压力和停不下的脚步。
对于今年毕业的求职者而言，疫情影响、关于过劳工作的负面新闻，让抉择变得更加艰难。很多年轻人开始认真思考，自己想要的究竟是什么。
“不适合互联网”的人
“恭喜你，弃暗投明！”离开互联网公司之后，李然的朋友发来了这样的问候，言语中透露着“为朋友感到庆幸”的开心。
在互联网公司实习的三个月里，朋友们见证了李然从无聊到痛苦、再到放弃的历程。
和很多互联网公司的文科生一样，学中文的李然从事的是“产品运营”岗位，主要负责运营公司开发的新APP，每天都在“拉新促活”。
听起来洋气，真正做的却是“灌水”——持续在APP里发布内容。这是一个面向下沉市场的APP，所有的内容都围绕用户喜欢的关键词“家长里短”，“宠物”、“美女”展开。每天九点，李然开始在百度贴吧、豆瓣小组寻找灵感，抄抄改改后放进APP——即使后期接触了一些数据分析的工作，大部分的日常仍被“灌水”所淹没。
之前在其他公司实习时，凭着出色的文笔，她运营过公众号，也在事业单位做过文字工作，多少可以发挥写作的自主性。好不容易得到进入互联网公司的机会，她设想着“在一个有活力的team里，跟同龄小伙伴一起做点有意义的、对社会有一点点作用的工作。”
但梦想照进现实的却是“无聊”二字。”李然觉得，自己每天都在重复做些意义不大的事，像一颗很小很小的螺丝钉。她常常回想曾经靠写公众号赚零花钱的日子，现在才觉得“太幸福了”。
更让李然无法接受的还有互联网公司的下班“规矩”。按公司规定，工作时间是到下午6点，但通常在晚上8点才能离开。刚去的半个月里，她干完活儿直接回家，后来被领导委婉提醒：“吃完饭可以在公司再学习学习”。
在企业家稻盛和夫的观点中，工作不应当只是赚钱的工具，还要让“让灵魂变得更崇高、更美好”。放在今天的互联网语境中，这种观点似乎过于理想——经过近二十年的飞速发展，中国互联网公司不仅拥有庞大的规模，诞生了像阿里、腾讯这样拥有上万员工的互联网巨头，还催生了一种为实现自我价值，与时间赛跑、与逆境抗争的互联网企业文化。
在这套趋于成熟的体系里，个人能够发挥的自主意志少之又少。
和李然一样困于“意义感”的还有江凡，但周围的人对江凡放弃大厂留用机会的决定感到非常不解——在江凡所在的环境里，去互联网公司、尤其是一家发展迅猛的内容平台实习，是一件太令人艳羡的事。
江凡也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她毕业于一所二线城市的普通师范院校。大部分同学认为，公务员和教师就是他们的归宿。像她这样去一线城市互联网公司实习的人，整一界不超过5个——学校不鼓励，自己也不敢去。
她还遇到了一位“特别nice”的领导，从不逼员工加班。如果没有离开公司，现在的她会在北京拿着不错的实习工资，每晚用着公司发的购物券买零食，等待最终的转正流程。
但这种幸运并没能让江凡感到满足。
对她而言，这份工作的本质就是累积KPI。在这家视频平台，她每天需要做站内话题、运营娱乐内容，通知活跃用户参与进来。“我能把它做好，但真的不喜欢。”有时候，她觉得公司把用户都当成了工具，屏幕对面跟她对话的人，不过是大家KPI里的数字而已。
“也不能说它就是流水线，但在公司上班的感觉是，有一套流程让你安心地在其中运作，至于你怎么运作、你能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到什么程度就不好说了。”在界面新闻采访的众多年轻员工里，有类似感受的不在少数，只是热爱摄影、想法独立的江凡对这种境况的反应更为激烈。
她选择了离开。对于未来，对于寻找自我，江凡有了更加清晰地认知。至少，她知道自己不适合互联网。
宁愿做个螺丝钉
“喜欢快节奏”、“喜欢挑战”，这是章琪给自己打的标签。对她来说，互联网这座“围城”依然是最好的选项。
根据招聘平台实习僧发布的《2020大学生就业力报告》，超过50%的大学生未拿到校招 offer，仅21.21%的应届生薪资实现5000元—8000元，超过8000元的不到10%。
而根据职友集统计的数据，国内TOP 8的互联网公司给出了高于8000元的平均薪资，尤其是程序员这一岗位，薪资水平远高于传统行业——这意味着，进了大厂的年轻人，至少在薪资上超过了八成以上的同龄人。
艺术专业毕业的章琪对薪资的差别格外感同身受。同样是做影视相关的工作，互联网行业给出的薪资远超其他公司。她的一位室友曾经去剧组实习，每日工资只有几十块，还要看各种人的脸色行事。后来这位室友改去互联网公司的影视部门实习，每天有200块的实习工资，工作环境也更加友好。
来上海读研之前，章琪对互联网行业所知甚少。到了上海之后，首先感受到的却是焦虑：就业压力并没有因读研缓解，从研一开始，章琪就不断向互联网公司投递简历。
“我得不断刷简历，不然找工作的时候根本没有优势。”2020年一整年，章琪总共做了四份互联网公司的实习工作。在上海，字节跳动、美团点评、B站、小红书都算得上明星互联网公司。章琪发现，即使是在艺术专业，很多同学都有这些公司的实习经历。
她承认自己容易受他人影响，同侪压力让她不得不继续“内卷”。但她又真切地感受到，进大厂能给人带来了一种自豪感。
根据字节跳动发布的2020秋招数据报告，去年这家公司一共收到了来自全球6000多所高校的15万以上应届毕业生的求职简历。这就好比高考，莘莘学子费尽千辛万苦考上一所名校，自然会得到赞赏。“别人问你在哪里工作，你说在XX公司，他们就会觉得你好厉害，有一种附加值在里面。”章琪说。
对于技术岗来说，互联网公司的吸引力更加不言而喻——进入大厂，等于进入最好的技术实验室。
一位从创业公司跳槽到滴滴的技术人员曾告诉界面新闻，大公司技术更新的速度快得惊人。在前一家公司，他因为解决了一个问题感到非常自豪；到了滴滴之后，却发现这些链路早就做好了。
在互联网公司做产品开发的周晓明也对大厂颇为认同。提及要不要入大厂工作，你几乎看不到他脸上有什么犹豫的神情。对他来说，奔赴互联网公司是一件只有肯定答案的事情。
周晓明此前就读于一所老牌院校的计算机专业。大一刚进校，他就加入了互联网兴趣小组，后来社团里的学长学姐大部分都去了互联网公司。“平时大部分课余时间都泡在社团里学习专业知识，社团会有相应的学习计划，并且每个暑假基本都有一个月的留校学习时间。”兴趣小组，成为周晓明的“第二大学”。
在一线城市的高校，周晓明参加的这类社团更为多见。在这些社团里，计算机专业、中文系、心理系、新闻传播系等不同专业的同学抱着一样的目标交流求职心得。即使中国互联网最疯狂的那几年已经过去，但对于这些想在一线城市扎根的求职者来说，互联网行业内在的薪酬、福利和成长机会，都是其他行业难以比肩的。
在坚定了目标和不断努力之后，周晓明顺利去了一家头部互联网公司。每天十点下班是常态，然后会去公司的健身房跑跑步。在他眼里，这种工作强度尚能接受，最重要的是，“周围同事也都很优秀，有很多值得自己学习的地方。”
“这个行业高风险高回报。刚毕业还是想在互联网打拼几年，趁着年轻学学东西，也积累一点收入。”在他的规划里，当下在互联网公司工作，从各方面来看都是最好的选择。
章琪没有周晓明那般幸运，求职过程更加艰难一些，面试后杳无音讯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但她仍然想进大厂，想在最顶尖的互联网公司发展。“虽然做的事情可能比较局限，但是看到的东西会比别人更多，公司体系更成熟，你能看到它怎么运转起来。”比起在小厂拥有更多自主权，她宁愿在大厂做一颗螺丝钉。
“每个人都有大厂梦吧。”章琪觉得，当你的生活被那么多APP包围，自然会想去这些公司看看。企业文化、好福利、团队的年轻化，都是她对大厂神往的理由。
更多的可能性
江凡曾不止一次提到，从现实角度来看，对于她这样一个来自于普通院校、普通专业的学生而言，留在大厂会是很好的选项。她把互联网公司的实习经历描述为“一个跳板”、“一个砝码”。和那些囿于教师资格证的同学相比，她得到的经验和视野要多得多。
但和前几年相比，互联网的红利期已过，应届生对于互联网行业的热情也相对减弱，特别是在疫情影响下，更多年轻人开始寻求稳定，涌向“体制内”。
根据国家公务员网站统计，2021年国考有157.6万人报名，是近三年内报名人数最多的一次。高校定向选调的竞争变得尤其激烈。李然就表示，身边几乎80%有参与资格的人都报名了选调生考试。
在互联网公司实习的时候，李然总羡慕隔壁的公务员邻居能早早下班回家做饭。如今，她考上了一线城市的公务员岗位，薪资不比刚进互联网的应届生低，甚至有更多补贴。对她来说，未来的生活至此才充满了期待。
谭子臣也是向“体制内”靠拢的一员。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他专心备考公务员，希望得到一份稳定安逸的工作。“我个人对金钱物质的欲望没有那么强烈，虽然互联网有高薪，但并不是我考虑的首要因素。”
他从周围同学口中多少听闻了一些互联网公司的经历。他很清楚，快节奏、加班、拥抱变化的日常不适合自己，干脆从一开始就放弃。
更重要的是，他和李然一样，懂得衡量互联网工作的性价比。以谭子臣的室友为例，其中一个拿到了某三线城市国企的offer，年薪给到了20w以上；另一个室友则准备去互联网公司，一年不到18w。
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在互联网行业不断传出“过劳” 的负面消息时，章琪和周晓明们的抉择也变得更加谨慎。尽管还未正式参加工作，他们已经意识到：没有什么比身体更重要。
相比于重视薪资，这些求职者开始优先打听公司氛围和工作时长。“虽然互联网的薪资比较高，但找工作的时候会更加考虑这个岗位加班是不是严重。”章琪认为，如果一个公司非常看中加班，她会怀疑这家公司的企业文化是不是有问题。
在应届生小蒋身上，这种不愿意用工作牺牲身体的想法更为强烈。他找到在互联网公司实习的同学，询问他们工作的时长，得知心仪的岗位每天七点就能下班，才放心大胆地投递了简历。
某种程度上来说，如今年轻人的求职更加趋于理性，不再盲目追逐互联网公司的工作。这或许是一件好事，更多人开始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周晓明清楚地记得自己去公司北京总部入职的场景——大公司的办公环境让他觉得“好新奇，像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江凡也毫不后悔自己的选择，离开之后，她反而觉得，自己还有更多的可能性。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章琪、江凡、李然、周晓明、谭子臣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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