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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凯瑟琳·弗莱彻（Catherine Fletcher）历来就以描述十六世纪的尔虞我诈而为人所熟知。在《罗马自己人》（Our Man in Rome，2012)中，她的主人公是一个意大利老滑头格雷戈里奧·卡萨利。另一本作品《弗洛伦萨的黑暗王子》（The Black Prince of Florence，2017) 中，弗莱彻把目标对准了亚历山大·德·美第奇短暂而足以称得上是惊悚的一生。亚历山大是洛伦佐二世·德·美第奇和美第奇家中一个摩尔人女佣的私生子，他使尽了所有手腕，一路扶摇直上，成为了弗洛伦萨的第一位世袭统治者，还娶了神圣罗马帝国国王的一个女儿。最终年仅26就被自己的远房堂兄暗杀，后者利用自己守寡的妹妹来引亚历山德罗上钩。
弗莱彻最近的一部作品《美丽与恐怖》（The Beauty and the Terror）则扯了一张更大的画布，贯穿整个16世纪，讲述了意大利当年的政治和文化版图。故事要从十五世纪九十年代说起——这是激昂而动荡的年代：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和美利哥·韦斯普奇在“航海大发现”中拔得头筹，法国入侵了伦巴第；吉罗拉莫·萨沃纳罗拉在弗洛伦萨燃起“虚荣之火” 的文化毁灭运动；米兰的达芬奇创作了《最后的晚餐》；而腐败淫乱的亚历山大六世如愿以偿夺得了他那梦寐以求的教皇之位。
接下来的十年更是战火不断。法国、西班牙、奥斯曼帝国打个不停，意大利内部各个省份和城邦纷争不休，狼烟四起。弗莱彻循着历史的踪迹，追溯了一个个错综复杂而叫人沮丧的故事。教皇的儿子红衣主教恺撒·博尔吉亚是个当之无愧的残忍军阀，以他的野蛮的征战天才闪电战般地征服了罗马尼亚。佛罗伦萨外交官尼古拉·马基雅维利细细分析了这一事件，还在巨著《君主论》中作为论述案例。这部著作简明扼要地讲述了当时非道德的现实政治，绝对称得上是战火蹂躏下那些年的重要注脚。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和反改革派的阻力则为已经混乱不堪的这个世纪增添了一个新的一个维度——宗教与意识形态冲突。
马基雅维利的灵感。恺撒·博尔吉亚肖像 画家：Altobello Melone（1513年）。图片来源： Dea/Adgli Orti/De Agostini/Getty Images
弗莱彻凭着自己深厚的底蕴在这个艰深的领域起舞。她成功创造了超凡的紧张气氛和戏剧效果，但又不失历史精准性。即便你对康布雷同盟和特利腾大公会议只是略知一二，也能在这本书中找到一个清楚的解释，并且了解其中背景。书中也不乏那个年代性政治的尖锐描写，比如说被强制圈在修道院隐居的女人，以及在情色诗歌中赞美强奸的皮埃特罗·阿雷蒂诺和他的追随者们。
这本书充满力量，但也有自己的一套叙事议程，在这一点上稍微有点令人扫兴。弗莱彻的副标题雄心勃勃，也充分彰显了她的意图——希望带读者看到一段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另类历史。
正统观点认为，文艺复兴展现了一个完整的图景，充满精致的艺术和令人憧憬的发明创造，这是一个新的黎明，终于以光明的理性之光，摆脱了中世纪迷信的黑暗。弗莱彻指出，这种乌托邦式的世界观是19世纪的发明。艺术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在1860年的作品《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中领衔，将这一观点发挥到淋漓尽致。沃尔特·佩特等一众维多利亚美学家则用自己的滔滔口才维持巩固地位。然而对于那些真正在这个“黄金时代”生活与劳作的人来说，他们心知肚明，文艺复兴时期，恐怖淹没了美丽。
她的“另类历史”认为，这种粉饰太平的历史修辞掩盖了真正残酷的现实，那里充斥着战争、腐败、压迫和厌女症。这就是真实历史中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
到这里为止，一切都还说得通。但她接下来还说，那个时代伟大的艺术成就本身就在和这些不公义的行为同流合污，这一点也说对了吗？在图书出版的宣传中，她浓墨重彩地拎出了文艺复兴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艺术作品《蒙娜丽莎》。画中的那个女子丽莎盖拉蒂妮所嫁之人并不是什么丝绸商人，而是一个奴隶贩子。
弗莱彻认为，“历史背后的故事”让人们从一个全新的、负面的视角审视蒙娜丽莎的微笑。
《美丽与恐怖》
弗莱彻对丝绸商人弗朗西斯科·戴尔·乔孔达的控诉重量惊人。这位作者引用了艺术史教授马丁·坎普和朱塞佩·帕朗第2017年出版的《蒙娜丽莎：其人其画》（ Mona Lisa: the People and the Painting ）。书中指出，弗洛伦萨大教堂记录了1487到1500年间由弗朗西斯科赞助的11次洗礼，受洗的是10个女人和一个12岁小男孩，他们有可能都是奴隶，通过受洗而皈依基督教。其中三个女人是摩尔人，还有一个女人的名字听起来非洲味十足：昆巴。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富裕家庭曾经参与贩卖非洲人，这点当然不容忽视。令人遗憾的是，达芬奇本人也并没有更仔细地考察主顾的道德纯洁性。话虽如此，仅凭13年来的11次洗礼，就给弗朗西斯科贴上奴隶贩子的标签，实在无法坐实。
同样地，弗莱彻也提出威尼斯花魁安吉拉·德尔·莫罗（Angela del Moro，又称Zaffetta）就是提香的《乌尔比诺的维纳斯》中那个慵懒侧卧的裸体女人的模特。在此之前，她还是洛伦佐·维尼尔的诗歌里轮奸的受害人。因此，她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Zaffetta其人是谁尚是一种猜测，但提香的维纳斯与那个年代流行病般蔓延的性暴力有关。如此说理实在牵强。
尽管这本书给出了精准清晰的历史脉络，但以上这些这种说理不充分的21世纪异议实在是偏离了好书应有的标准。
（来源：界面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