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满彻×周天:东西方音乐应该如何相遇

澎湃新闻

text

东西方音乐如何交融和对话,如何解决冲突和对立,是东方作曲家普遍面临甚至一辈子都要解决的问题。武满彻是日本音乐的一面旗帜、二十世纪东方音乐大师,周天则是从中国走出去在欧美大放异彩的青年作曲家,东西方音乐的相遇同样是他们绕不过去的一个课题。

1月8日晚,在指挥家余隆的带领下,上海交响乐团将献演武满彻《十一月的阶梯》、周天《乐队协奏曲》。两位东方作曲家跨越时空,在同一方舞台相遇,将在东西方音乐里展开各具色彩的对话。这也是《十一月的阶梯》问世半个世纪后,首次在中国演出。

武满彻:一辈子无法摆脱日本文化影响

武满彻并非学院派出身。

1944年,14岁的武满彻被征召入伍,在军中第一次接触到西方音乐,那是一张老唱片,录的是一首法国歌曲。战后,武满彻在美军基地打杂,通过美军的广播网,听到大量西方音乐。16岁时,音乐训练一片空白的武满彻,下定决心从事作曲。

武满彻的早期作品主要受西方先锋派技术影响,与日本传统音乐关系疏远。二战期间,日本几乎禁止了所有外国音乐的传播,战争结束后,“我心中激情澎湃,当时我所关注的不是日本,而是西方。”很长一段时间,武满彻“只是盯着西方音乐和艺术不放”。

1957年,武满彻写下《弦乐安魂曲》,并不被看好。适逢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访问日本,NHK电台工作人员失误,把原本不在计划之内的《弦乐安魂曲》播了出来,“真想不到那么矮小的男人竟然能创作出如此强烈的作品。”斯特拉文斯基惊叹道,人们开始关注武满彻和他的音乐。

1967年,武满彻收到纽约爱乐乐团庆祝建团125周年的创作委约。当时,他刚开始研究日本音乐传统,特别是日本和西方音乐之间的差异。于是,他决定写一首管弦乐队与两件日本乐器——尺八、日本琵琶合作的作品。一年前,他刚为这两件乐器创作了《蚀》,在西方广为演出,大大提高了日本现代音乐在西方的地位。

“让日本乐器和西方乐队结合的任务实在困难,创作过程中我多次打退堂鼓。融合两种迥异的音乐形式似乎完全不可能,我深深怀疑自己能否完成任务。”最后,武满彻是在伯恩斯坦的热情鼓励下完成创作的。

《十一月的阶梯》的首演预定由小泽征尔指挥,但首次排练时,乐队成员竟然大笑起来。小泽征尔安慰了武满彻,又请乐手们先听一听两位日本乐手的独奏声部,“乐队越来越安静,越来越注意两位日本乐手的演奏。最后,乐队彻底安静下来,没人再笑了,而是爆发出所有人的掌声。那时,我意识到乐手们有多么用心聆听音乐。”武满彻回忆。

《十一月的阶梯》的首演赢得了世界瞩目,包括潘德利茨基、科普兰等大作曲家的关注。武满彻是这样解释这部作品的,“在日本音乐中,段物与西方的变奏曲对应,段,指的是阶梯,《十一月的阶梯》就是十一段变奏曲。”

这部作品被认为是“东西方相遇 ”的经典范例,武满彻尽可能展现了东西方传统的区别,而非将它们融合。他为两件日本乐器安排了一长段的独奏段落,但他也为东西方传统设计了相通的部分,例如弦乐器用打击乐般的效果模仿琵琶拨子的音响,用滑音回应尺八的呼吸声。在这部作品里,和谐与冲突保持着微妙的平衡,同时又保持着日本和西方乐器的独特音色。

武满彻深受西方西方影响,但直到他远离日本,在欧洲定居,有了距离之后,他才清楚意识到,他的音乐一辈子也无法摆脱日本文化的影响。

随着小泽征尔在全球大力推荐武满彻,中国乐迷对这位日本作曲家渐渐熟悉了起来。上海交响乐团曾多次演奏武满彻的作品,此番中国首演《十一月的阶梯》,特邀来尺八演奏家柿堺香、日本琵琶演奏家久保田晶子加盟。

柿堺香和全球各大乐团多次献演武满彻的作品,《十一月的阶梯》上演的频率最密。久保田晶子则是新一代独奏家里诠释武满彻作品的代表之一。

两位演奏家介绍,尺八从中国传到日本后经过了改良,和中国民乐器箫有异曲同工之处;中国琵琶是用指甲弹拨,弦更多,日本琵琶体积更大,弦更少,是用木板拨奏,演奏家还要边唱边弹……两件乐器被广泛运用于日本佛教音乐,很小众,日本年轻人学习的不多,反倒是美国、澳大利亚尤其是中国人对尺八热情高涨。

两位日本演奏家和上海交响乐团彩排

周天:中国文化流淌在血液里无需刻意挖掘

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附中作曲专业,求学于柯蒂斯音乐学院(学士)、茱莉亚音乐学院(硕士)、南加州大学(博士),周天是从中国走出去在欧美大放异彩的80后作曲家。2018年1月,凭借《乐队协奏曲》,他获得了第60届格莱美奖“最佳当代古典音乐作曲奖”提名。

2019-20音乐季,周天受邀担任上海交响乐团驻团艺术家,共有《水袖》《礼献》《纹》《乐队协奏曲》《九成宫》《宋词·音诗》《悦》等8部作品由上交上演,多部为世界首演或中国首演。

《乐队协奏曲》融入了周天个人对“东西方文化交汇”的理解,展现了管弦乐团无穷的张力——从史诗般壮阔到极致的婉约,从中国民族音调的应用到现代和声与爵士节拍的结合,既展现了现代作品强烈的冲击力,也弥漫着浪漫主义的情调,“它是我献给管弦乐队的一封音乐‘情书’。”周天说。

周天的父亲同样是作曲家,但专写影视音乐和晚会音乐,周乐从小就在录音棚里玩耍,电影音乐、爵士音乐、流行音乐、中国民歌……他的耳朵没有设限,是听着各式各样的音乐长大的。

那时候的周天不知道什么是和声、什么是对位,完全是靠耳朵来听声音,这段经历对后来的他影响很大,“现在我也想回到那个状态,不让太多技术和理论指导音乐走向,听觉很重要,音乐是听觉的艺术。”

进入上音附中走入专业作曲的轨道后,周天发现,摄影家拍一张照片马上就能看到结果,但古典音乐的作曲很讲究“完成度”,假如一部作品长达三四十分钟,作曲家不可能写完一小节就兴冲冲地找乐团试奏,而是要在脑海里反复回想,这个创作过程极其漫长,作曲家需要有很强大的“内心听觉”。

2001年,周天考取美国柯蒂斯音乐学院,成为该校第一名中国籍作曲系学生。

“第一天我就被惊到了,我看见郎朗从楼梯上蹦下来去上格拉夫曼的钢琴课,这样一个强手如林的环境,很催人上进。”周天陶醉于学校里的好氛围,乔治·格什温、塞缪尔·巴伯等美国作曲家的影响一代传一代,“你就生活在这些音乐大家身边,但你也不会把他们当大明星看。柯蒂斯原来就一栋楼,很小,人挤人,所有人彼此认识,你很容易被感染。”

现当代音乐作品常给人艰涩、深奥之感,周天的作品往往兼顾了旋律和作曲技法,如何平衡?他说,他常常设想自己去听一场音乐会,节目单第一首是贝多芬的序曲,第二首是老柴的小提琴协奏曲,下半场如果是一部不知名的交响曲,自己最想听什么?“我想听什么,我就把它写下来,所以我写的音乐都是我自己喜欢的。”也就是说,周天会换位思考,不是从作曲家,而是从听众的角度来写音乐,因为他也是听众。

周天的作品还有一个特点,你能听到中国元素、中国情感、中国味道,但很少看到中国民族乐器。

周天解释,音乐第一,形式第二,文化应该藏在音乐的背后,“比如大家喜欢听勃拉姆斯的音乐,不是因为它们是德国音乐,喜欢拉赫马尼诺夫,也不是因为它们是俄罗斯音乐,观众最后听的还是个人的东西。中国文化就流淌在我的血液里,不需要为了挖掘而挖掘,我的绝大多数管弦乐作品有很明显的中国元素,但我不会刻意把文化标识放在第一位。”

“西方画都是画人像、人脸、表情,中国画都是画大自然,非常广阔,人只有一点点。东西方美学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周天希望在管弦乐里写出这种中国式的意境美,再慢慢填色彩,而不是一上来就是西方式的大旋律、大节奏。

最近,周天有一部为长笛和弦乐而作的《女神》频频上演,这是他去西班牙旅行受当地奔放的舞蹈节奏影响而写的,“国外不会看你是中国作曲家,就一定要你写中国作品,你有西班牙元素也可以成功——这是未来的古典音乐可爱的地方,越来越多人意识到,音乐是世界性的语言,不是一定要联系你的出身、你的背景,你可以很自由地运用所有的灵感和语言来创作。”

“就像李安,东西方电影都拍,东西方文化都玩得很转。中国作曲家可以写外国的东西,外国作曲家也可以写中国的东西,这才是有趣的,不要把自己框起来。”周天说。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