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日报、亚洲时报特约评论员 张浩
印度总理莫迪2014年5月上任后,把印度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实施的“东看”战略更改为“东进”战略。莫迪称,“东进”战略实质是将印度从过去密切关注亚太动向的“被动性政策”,改为积极参与亚太地区事务的“积极性政策”。
2019年11月3日,印度总理莫迪与东盟领导人合影时大笑。(图源:IC Photo)
分析人士认为,所谓的“东进”战略是冷战结束后,印度为应对新的世界政治经济形势而采取的一种务实的外交策略,其根本意图是试图通过与东南亚及东亚各国在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广泛合作,来增强印度的综合国力,最终实现其大国战略目标。
今年11月4日,东亚合作组织16国领导人在泰国曼谷会晤,就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协定(RCEP)进行讨论,16个参与国中有15个国家同意协议条款,唯独印度没有接受,RCEP可能要在没有印度参与的情况下签署。过去5年来,印度积极融入亚太,却在将要取得成果时退缩,“东进”效果不达预期,印度新政策陷入困境。
“东进”不是一时兴起
2015年,为了进一步完善“东进”战略,印度推出了2015版海洋战略(IMSS-2015),该政策将连接印度和东南亚国家的安达曼海列入了“印度周边海域”概念,将其在印度外交和地缘中的优先级别提升到印度核心关注区域级别,同时在IMSS-2015中,印度首次将亚太地区,尤其是东亚、东南亚国家作为其关注的热点之一,在其地缘关注度的优先级别中被列为仅次于印度洋周边区域的级别。
位于安得拉邦海岸的维萨卡帕特南港是印度第二大港口。(图源: SNEHIT / Shutterstock.com)
近年来,印度的对外贸易一直在增长,据印度商务部发布的数据称,印度同亚洲的贸易,占印度对外贸易的近49%,其中对东亚的贸易占印度贸易总额的23%左右;同美国的贸易,占20.18%;同欧洲的贸易,占19.26%;同非洲的贸易,占9.56%;同独联体国家的贸易,占0.92%。也就是说,同东亚地区的进出口贸易,已经占据了印度外贸的最大份额。
印度将外交上的优先权更多地给予东亚的原因更多考虑的是印度的利益,包括经济关系及其他驱动因素,而不是仅限于海上交流的考虑。在莫迪政府的领导下,印度一直积极与其他国家的政府机构进行外交和海上交流活动,特别是在太平洋地区,作为“东进”政策的一部分,印度增加了和东亚所有国家的外交和海事合作活动。
领域局限出现困境
2015年以来,印度分别单独和印度尼西亚、缅甸、泰国、越南等东盟国家开展了海上联合执法巡逻和军事演习,同时在2016年、2018年举行了16个国家参与的海上军事演习。在东亚,印度也同日本建立了海上安全合作。2016年,印度举行了马拉巴尔军事演习,并且邀请了日本、美国参加演习。“东进”政策在军事和防务领域取得了比较丰富的成果。
2016年印度参加马拉巴尔演习的舰艇(图源:新华网)
同防务安全合作领域大踏步前进不同的是,印度和东亚国家签署的有关经济重要协议,只有和韩国签署的海洋和渔业合作备忘录,双方在联合声明中提出,两国将鼓励更多的海事合作,并寻求在造船工业方面的进一步合作。可以说,印度在实施“东进”战略过程中犹豫不决,在文化、经济交流以及战略协作上做的很不够。
印度拒绝了由东盟10国发起,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亚太国家参与的区域经济合作协议,再一次体现出印度“东进”战略的局限性。印度当初考虑实施“东进”是出于全面目的,然而迄今为止只有防务成果,经济成果寥寥无几,印度在经济合作上犹豫不决,这是印度的国力使然,同样也是印度底气不足的一种表现,毕竟经济合作就意味着要开放印度的市场。届时,印度国内企业的竞争力要受到考验,印度在这里打起了“小算盘”。
未来:合作大于对抗
应该说,印度积极“东进”,向目前世界最大经济引擎靠拢是非常合理的,然而印度政策的局限性和对抗性限制了“东进”战略取得成果。尤其是今年,美国取消了印度的普惠制贸易地位,价值约56亿美元的2900余种印度输美商品无法再享受美方此前提供的关税减免优惠,再加上印度国内的经济改革受阻,导致印度如今GDP增长率不到6%,印度想要走出困境,必须要出台魄力更大、更加真诚的合作政策。
“东进”局限于防务合作,使其“进攻”的意味颇为强烈,但是要真正融入亚太经济圈,印度必须要从文化、经济、政治等多领域和东亚、东南亚国家开展合作,虽然这需要印度国内经济做好开放准备,但是机遇大于挑战,印度还是应该主动求变才能破局,只有合作才能共赢,否则“东进”最终只能成为“镜花水月”。
作者简介:张浩,在《兵器》《舰载武器》等杂志发文三十多篇,著有《空中耳目:侦察机、预警机》一书,在国际关系领域和海权战略领域有较深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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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亚太日报、亚时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