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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 ：亞太日報特約新華社前東京分社社長冮冶，撰寫獨家專欄“舊聞新讀：日本鏡像，回味其前後長達13年旅居東京的工作和生活。】
本文作者：亞太日報特約記者，新華社駐韓國首席記者、前東京分社社長 冮冶
自序： １９８９年８月２８日，我作為新華社駐東京記者踏上日本國土。這不是我第一次訪問日本，在此５年前，我曾作為翻譯陪同中國國家乒乓球隊短期訪問過日本。但是，這次駐東京，而且是以記者的身份常駐東京，開啟了我真正意義上的對日報道的職業生涯，尤其是經過三個任期、前後長達１３年旅居東京工作和生活，我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感，讓我對這個與中國既有著兩千多年有好交往的歷史，又有著５０餘年戰爭交惡的恩恩怨怨的近鄰，有了比常人更深入的瞭解，從而形成了今日我對日本這個國家和它的國民性的比較完整的認識。
今天，中國社會正發生著前所未有的巨大變化，經濟總量躍居世界前兩位已是不爭事實，昔日那缺吃少穿的年代已日漸久遠。可是，我們在與發達國家作橫向比較中會發現，建設一個民主的、平等的、有秩序的和諧社會，仍需要走一段艱難的歷程，需要我們永遠保持一種謙虛的學習態度，不斷為之付出努力。
同時，我也由衷期待著我們能夠以一個平和的心態對待我們這個鄰居，能夠以我們這一代人的智慧化解兩國人民間的隔閡，從而使“世代友好真正能夠根植於中日民間廣泛的土壤之中。如果我的駐日經歷與體會能夠為增進兩國人民相互理解和信任發揮些微作用，我會為之而感到欣慰。
本文所提及的人和事，包括一些平凡的經歷，或許微不足道，但我相信它折射出的是一個“真實的日本，一個值得我們從細微處瞭解、認識、借鑒、學習甚至批判的日本。
———新華社駐韓國首席記者（前東京分社社長）冮冶
一、歸來的自行車
員警打來了電話，說是他們找到了一輛自行車，報了車主的日文名字，並告知自行車的註冊地點就是我們新華社東京分社的所在地，並約好要將自行車送過來。
放下電話，我思索良久，想起來了，大約八九年前在我上一任駐東京時，有一位老同事就是員警提及的名字。這位同事現已退休，當時他在東京駐在時其女兒也在這裏留學。莫不是他買的自行車後來結束任期回國後將車留給了女兒？可是他女兒早已大學畢業回國。那麼，這自行車是什麼時候丟的，員警又是如何撿到的呢？
幾天以後，兩位員警開著麵包車送自行車來了。據員警講，他們在夜間巡查時碰到一位隻身來日本旅遊的美國青年當時騎著這輛車。這個美國小夥子是如何弄得的這輛自行車員警沒有透露（也許這也屬於隱私吧），但他不該在夜裏騎它上街，更倒楣的是他碰到了員警。騎來路不明的自行車（包括撿到的）屬於犯罪行為，美國小夥兒為此有了一次不良記錄。
因為還有相關手續要辦，我們把員警請進會客室。一陣寒暄後，員警問：“作為失主一方你們是否原諒這位美國青年？
“原諒如何？不原諒又如何？
“如失主原諒的話，在原諒書上簽字，那位美國青年在悔過書上簽字。這個事件就此瞭解。
“不原諒的話，警方將向法院起訴他，由法院作出判決。
我沒有理由與這位倒楣的美國青年過不去，在原諒書上簽了字。據說，像這樣的事在日本屬於輕犯罪，寫悔過書也好，由法院作出判決也好，最終都嚴重不到哪去，當事者吃一塹，強化了一次遵紀守法的觀念，對本人基本沒有什麼影響，有的只是一次不良記錄。但是，如果不是初犯而是再犯，僅僅寫悔過書是通不過的。
員警將自行車從麵包車上卸下來，說：“這車騎起來沒有問題。一輛至少八九年前的舊自行車，車閘、車鈴等完好，輪胎裏充滿了氣。
我問：“這車還能值多少錢？
“大概兩千日元吧。員警向我們告別。
兩千日元，在日本人的金錢概念中也就相當於我們今天花二十元人民幣。可員警為歸還這臺自行車，履行相關手續所付出的勞作可遠遠不止兩千日元。
記得十八九年前我首任赴東京做記者時，也有過一次夜間騎自行車被員警盤查的經歷。在日本夜間騎車不開車燈遭盤查的概率相當高，而往往在日外國人又沒有這個習慣。我當時就沒有開車燈。
“這車是您的嗎？
“不是，是我們單位的。
“你們單位的領導知道這輛車的來歷嗎？
“大概不知道，因為我們社長來這裏任職時這車大概就已存在了吧。我說。新華社駐外記者大都是三四年一個任期輪換。
一會兒工夫，員警查明這車是一位旅日華早年僑註冊登記的。在看過我的身份證明、排除我有不軌行為後，員警放行，並囑咐我要開車燈，這樣夜間騎車安全。
多少年過去了，我對日本警方在記錄方面的完整性和連續性以及需要時馬上就能查找得到仍感到驚訝。（待續）
作者簡介：冮冶新華社高級記者
畢業於北京外國語大學，長期從事對日報道及國際新聞報導，曾三次作為新華社記者常駐東京。
歷任新華社國際部亞太新聞編輯室主任、新華社北美總分社（紐約）中文編輯室終審發稿人、國際部發稿中心編委、東京分社社長。
現為新華社首爾分社首席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