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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仔在阿富汗

2014-10-13 12:18:58  来源:亚太日报 【返回列表】

【亚太日报驻喀布尔记者陈杉】33岁的叶维昌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以下称ICRC)阿富汗代表处裡唯一的香港人,也是为数不多的驻外代表。他去年10月来到喀布尔,一转眼,一年的任期已经到期。
 

叶维昌工作时的照片。(图片由ICRC提供)

在阿富汗首都瓦齐尔·阿克巴·罕区的一幢ICRC办公室裡见到叶维昌。和善的笑容搭配白衬衣,他用一股带着港腔的普通话,向我娓娓道来这一年裡最有意思的故事,和他离开高薪银行业、选择ICRC的原因。

 
从塔利班手裡要人
 
今年6月10日,33名阿富汗大学师生在阿中部加兹尼省被阿富汗塔利班绑架,13天后,他们平安获释。记者当时获悉消息时,只是为人质的安全归来感到庆倖,却未想到这事与眼前这位香港同胞有关。
 
绑架事件发生后,当地部族长老前去同武装分子交涉,塔利班也同意放人。但难题出现了,政府和反政府势力各有各的地盘,移交工作无法在双方之间直接展开。这种情况下,需要中间人或机构来协助完成。
 
作为为数不多在当地有办公室的国际机构,ICRC收到一份释放人质的消息,对方自称是塔利班武装,希望ICRC充当这一角色。
 
当时,叶维昌是在办公室的唯一国际雇员。他和当地雇员先花了一些时间确认消息的确来自武装组织,然后便着手展开同当地政府及同武装组织的联繫工作。
 
叶维昌说,ICRC一直以来和政府以及武装各派之间都有联繫,所以核实起来难度不大。
 
“关键是确定时间和移送地点,当然前提是双方都充分信任我们。我们决定自己派车去武装分子指定地点接人。为避开不必要的麻烦,比如盘查和地雷,车辆需要严格按照对方提供的路线走。”
 
作为在营救过程中唯一的国际人员,叶维昌并未亲自随车前往,因为当地办公室需要一个人来负责居中协调。
 
“很多人质家属听闻消息都来我们办公室等消息,他们的情绪需要安抚。政府、ICRC和武装分子三个方面也需要有一个人保持沟通,所以我就留下来了。”
 
叶维昌本打算同驱车接人的同事每半小时联繫一次,但由于地处偏远,通讯器材的信号并不好,一度需要通过总部的加强设备中转。由于山路难走,原定的计画进度也有延迟,这一切都给统筹行动的叶维昌带来不少压力。
 
“我都不记得自己有没有吃饭。因为人质人数太多,我们当时决定分两天接回。我的同事说,那两天我一直在屋子裡踱来踱去,一会儿打电话一会儿看时间,几乎没坐下来过。”
 
最终计画顺利完成,获释师生们在ICRC当地办公室裡得到了简单的食宿照料以及一些心理干预,还有两周来第一次洗漱的机会。最重要的是能同家人重新见面,一些人在家人怀裡痛哭失声。
 
这些情景叶维昌看在眼裡,心中如释重负,“结束后我倒头睡了好几天”。

 
叶维昌工作时的照片。(图片由ICRC提供)


为伊朗女囚犯传信
 
作为ICRC人员,不是时时都有参与营救人质这么刺激的事。平时,叶维昌更多参与对当地人道专案工作裡,比如残障技能培训、农业生产培训还有监狱探访事工。
 
一次,三位当地部族长老找到叶维昌,说有几位伊朗女子被阿富汗警方逮捕,关押在当地监狱,希望请ICRC帮助确认看望,并让她们能同国内家人建立联繫。
 
叶维昌听到这一消息,心裡也稍许有些忐忑不安,“我身边没有女性同事,有点担心和她们的沟通。我们的监狱探访事工,都需要先和对方建立关系,关心他们,让对方能放心把一些需求告诉我们,这样才能做好。这次是我第一次在监狱裡同穆斯林女性接触,所以心裡不太有底。”
 
叶维昌和他的同事们先是同当地政府确认了这几名伊朗女子的情况,瞭解她们被捕的原因和过程,得到许可后便和同事一起探访女子监狱。
 
“但事实上,见面时她们比想像得要更容易沟通。她们知道我们,也可能是出于情况所迫,把需要都比较直接地告诉了我们。我们先是通过在伊朗的同事帮助她们给家裡人送了书信,然后再想办法帮她们解决一些实际的困难,比如一些衣物和女性用品等等。”
 
因为宗教礼法和风俗,在阿富汗的女性囚犯会关押在单独的监狱裡,白天做些简单的手工活。叶维昌在监狱探访时,发现同伊朗女子身边还有孩子。
 
在暂时无法离开母亲的情况下,叶维昌和他的同事也在筹集诸如玩具和书籍等儿童用品,好提高这些孩子的生活品质。
 
阿富汗的司法系统很多地方需要提高,收押人员相关程式也需要完善。叶维昌说,ICRC会在继续跟踪关心这些妇女的状况,“除非人员没有得到机会享受当地法律规定,比如和律师见面等权利,否则我们不会干预司法过程。”
 
根据ICRC提供的资料,仅在今年4月至6月,在阿ICRC人员一共探望了近1.8万名在押人员,分发了近900封信件。
 
“去监狱探望,有时候一天要和十几个人聊天,面对每一个人都需要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这样真的需要很多精力和体力。但这些过程中,我都是很开心的。”叶维昌说。

 
给自己挑战
 
此前接受其它媒体采访,叶维昌的人生被描述成“放弃高薪,投身人道”,他对此只是说,“请不要给我套上光环。我和很多香港年轻人一样,只是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叶维昌2004年从香港大学商学院毕业,随后进入高盛投资银行工作,4年后他辞职并前往日本早稻田大学进修。他坦言,在日本遇到的一位前辈让自己决定投身于ICRC。“就是很认同这个组织的理念,人道、公正、中立等等。于是我就去尝试考取。”
 
2009年,叶维昌第一次尝试考试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结果没有录取。
 
“因为法语还是差,后来我就申请了去法国留学。然后在香港红十字会工作。”叶维昌说,香港红十字会在2010年到2012年期间派他到内地的甘肃和陕西省公驻点。2010年舟曲泥石流灾害时,他恰巧就在附近。
 
“我和另外三位同事在(泥石流发生后的)第二天就进去了,我们到现场后就组织发放水和一些食品和简易生活用品,安顿灾民等待其它救援力量进来。”
 
经过2年潜心学习和工作,叶维昌再度申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工作,这次终于如愿以偿。说到这次经历,他还是很开心,“ICRC培训一个国际事务员也不容易,他们是看中我两次申请,人很有诚意吧。”
 
此后,他辗转于以色列、巴勒斯坦工作,并于2013年赴任阿富汗。
 
一直在战乱地区,家裡人怎么想?
 
叶维昌的爸爸妈妈都是香港很普通的工薪阶层,自己在投行赚的钱也没那么多,他转行不是因为“钱多了再追寻别的刺激”,而是真正想做一些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所以,在ICRC这几年,家裡人总体还是支持的。他每天也会给父母聊视频,报个平安。
 
“至于女友,我真的很感谢她支持我。因为异地真的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不过选择了就有代价,也有收获。我会在休假时候多多陪她。”
 
对叶维昌来说,他对这份工作最满意的地方之一,是自己的视野不断得到开阔。
 
“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前期都要做大量的準备工作,看很多资料和书籍,有些资讯还是ICRC独有的。对于一个30多岁的人来说,每天还能抽出时间来强迫自己看书,真的是很好的安排。”
 
他说,在平时和同事的交流裡面,也能学到很多东西,保持进取的状态。他自己能说粤语、普通话、英文、日文和法文,现在还在学习波斯语和阿拉伯语,而此前他遇到过一名同事,能说18种语言,见面和他用中文交谈几乎无障碍。
 
报考对他也是一次特殊经历。ICRC不仅考基本的语言能力,还要考应变和反应。笔试当中,考官会突然中断考试,然后将应试者带去另一个现场继续考核;或者创造一个环境,比如把应试者们在黑暗中绑住手,看他们如何彼此协调和脱困。
 
这些经历都让叶维昌大开眼界,如今他也活跃在这样一群人之中。
 
叶维昌说,“我还是希望年轻人多出来,尤其是到ICRC这样的平台来。一方面是ICRC真的需要年轻人,尤其是亚洲和中国的年轻人,另一方面,真正地融入一个地方去,去瞭解当地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你会感觉到生命的一种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