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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经济观察 | 对朝经贸切入点与潜在波折风险

2018-03-13 12:39:00  来源:亚太日报 【返回列表】

亚太日报评论员 梅新育

前言:

3月9日,美韩宣布,特朗普与金正恩将于今年5月前会晤,一时震动世界舆论。经济学家梅新育老师依托亚太日报平台,推出一组四篇朝鲜经济观察,以飨读者。

一、对朝经贸当从何处着手?

对朝经济制裁是否意味着中朝经贸关系的根本质变乃至断绝?毕竟,我国同意并参与了朝鲜第三次核爆之后的对超经济制裁,且制裁力度之大,在中朝关系史上堪称前所未有。答案是——否!制裁改变不了我国是朝鲜最大、最可靠、最重要贸易伙伴这一事实。

对朝鲜一些不顾及我国利益和感受的自行其是,我们无疑应当令其接受教训而避免再犯,我国新领导人需要通过果断措施向世界各国和地区展现维护我国利益的意志与实力,降低他们日后企图试探中国底线、得寸进尺干扰我国的风险;年轻的金正恩执掌朝鲜政权不久,可望连续执政相当长时间,尤其需要他和他的智囊团接受教训,在未来的长期执政实践中充分考虑中国的利益与感受,降低涉华非理性行为的概率。

但我们的目的不是如同美国那样用非武力手段削弱朝鲜国力与潜在威胁,同时利用一个弱而激烈的“敌人”为自己创造长期盘踞朝鲜半岛、控制韩国军力的理由;也不是如同韩国那样颠覆、吞并朝鲜;而是要求其决策和执行避免损害我国利益,伤害我国人民感情,朝鲜内政并不是我们关注的焦点。

关于对华贸易在朝鲜对外经贸中的重要性,韩国统计厅从2000年开始搜集中朝贸易及贸易依存度资料,其2012年12月27日公布的《朝鲜主要经济指标》报告称,朝鲜2011年对华贸易依存度从上一年的56.9%上升至70.1%,系首次超过70%大关;某些研究机构得出的数字更高,韩国银行专门研究员崔志英2012年8月发布的《近日朝鲜对外经济政策变化》报告称,对华贸易占朝鲜贸易总额比重2011年已达89%。 在实践中,中朝两国政府与企业还在继续投入很大力量拓展双边经贸:

经过数年磋商,中朝双方于2010年2月签署《中国和朝鲜关于共同建设管理和维护鸭绿江界河公路大桥的协议》,确定建立一座新的鸭绿江界河公路大桥。目前,大桥正在紧张施工,建成后可望成为丹东实现对朝路港区一体化的枢纽工程,在国家的东北亚经济开发战略中发挥重大作用。

2011年6月,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会议通过《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将黄金坪和威化岛指定为经济区》的政令,并相继修订《罗先经贸区法》,制定《黄金坪、威化岛经济区法》。在中朝双方努力下,黄金坪和威化岛两经济区开发计划目前已经全面步入实质性阶段,双方共同编制完成有关规划纲要,推动机制建设、人才培训、详细规划编制、法律法规制定、通关便利化、通信、农业合作以及具体项目建设都取得了新进展,成立了罗先经济贸易区管理委员会和黄金坪、威化岛经济区管理委员会。

在2012年10月中旬举办的首届中朝经贸文化旅游博览会上,20多个国家、6000多名中外客商云集丹东,其中朝鲜派出了由贸易省、外务省、文化省、国家观光总局、国际展览社、万寿台创造社等六大中央机关带领的500多人的庞大团队参展,仅朝鲜企业就达300多家,级别之高、人数之多,近年来非常罕见。

……

同时,中国企业在朝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享受到直接使用本币人民币、从而免于货币兑换成本和汇率风险的好处。在中朝边境贸易中,朝鲜边民和商人使用人民币早已相当广泛;即使在朝鲜内地市场,大额交易也有很大一部分是使用人民币结算。面对这一现实和人民币国际化进展的前景,朝鲜政府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了人民币在其国内一定范围内流通,在2012年9月26日的经济区投资说明会上,中朝两国有关管理部门宣布罗先经济贸易区和黄金坪、威化岛经济区可以流通人民币。在可预见的未来,人民币在朝鲜境内对朝鲜元的“货币替代”仍将进一步深化扩大,发展空间较大。

在商言商,面对朝鲜政府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转移、经济开发可望全面启动的形势,中国企业要开发朝鲜变化中的经贸契机,宜从何处入手?根据我国和朝鲜的经济规划布局,在参与朝鲜经济复兴时,我国企业宜优先选择东北为基地。在可预见的未来,除了朝鲜国内消费等行业之外,港口及转口贸易、采矿、加工贸易应当具有较大潜力。

对于中国投资者而言,朝鲜港口和转口贸易的潜力首先体现在中国国内沿海贸易本身就有较大规模,且因为“两头在内”而风险明显较小。根据我国《海关统计》,新世纪以来,我国进口中进口来源地为国内的金额每年都增长较快,从2002年的150亿美元上升到了2011年的1226亿美元,2012年以来又有持续提速之势:2012年前7个月为725亿美元,同比增长8.1%;全年为1429亿美元,同比增长16.5%;2013年第一季度为398亿美元,同比增长40.0%。

这部分从本国国内进口的贸易额中一部分是来自保税区等“境内关外”地区,还有一部分实际上是国内跨省沿海贸易。而吉林省和整个东北北部地区由于陆路货运距离较长,在很大程度上难以参与繁荣的国内跨省沿海贸易,因为清末丧失了乌苏里江东领土和日本海出海口,致使吉林省和整个东北北部地区货物要想输往关内市场,只能通过陆路向南运输700至900公里、乃至1000公里,抵达大连、营口等港口后再装船南运,甚至全程陆运两三千公里。

高昂的物流成本大大削弱了吉林省和整个东北北部地区货物的竞争力,窒息了这一地区的潜在经济发展活力;而朝鲜的天然良港罗津-先锋、清津有望成为未来吉林、乃至整个东北东部的出海口和加工贸易基地,为东北经济社会未来发展发挥重大作用。尽管我们也可以开发利用俄罗斯滨海边疆区港口,但只有同时开发利用朝鲜港口,才能打消俄罗斯某些势力拒中国投资于门外或漫天要价的不现实心态。同时,我国东北地区充裕的物流供给、我国已经跻身世界前列的港口技术装备和管理水平(我国港口装卸效率为世界之冠)也为中国企业切入朝鲜市场这一领域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港口开发和面向中国国内市场的转口贸易得到一定发展的基础上,中国企业未来可以进一步利用罗先的区位优势发展加工贸易。

在实践中,吉林省已将租用、开发罗先港区列为长吉图(长春、吉林、图们江)开发开放先导区建设计划的重要内容,希望借此打通物流通道,相继取得了罗先港口、码头的租用权和经营使用权,当地港口改建工程和连接国内与罗先的铁路、公路、输电线路已经投入使用或正在加紧建设,无需太久,罗先就可摆脱朝鲜国内基础设施供给瓶颈的制约,为投资者提供合格的硬件设施。

采矿是中国投资者可在朝鲜优先选择的第二个领域。朝鲜矿产资源比较丰富,而我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初级产品进口国、多种矿产资源的最大消费国,中朝两国在这个领域能够形成互补。

根据韩联社2011年1月5日报道,韩国统计厅《朝鲜主要统计指标》报告显示,以2008年为基准计算,朝鲜矿产潜在价值为6993.5936万亿韩元(约合41.15万亿人民币),相当于韩国(289.1349万亿韩元)的24.1倍。其中主要矿产蕴藏量为:黄金2000吨金,白银5000吨,铜290万吨,铅1060万吨,锌2110万,铁5000亿吨,钼5.4万吨,石墨200万吨,石灰石1000亿吨,磷灰石1.5亿吨,菱镁矿60亿吨,无烟煤45亿吨,褐煤160亿吨,……在实践中,中国企业已经拿下了预测储量30亿吨的朝鲜茂山铁矿50年开采权、朝鲜最大铜矿惠山青年铜矿51%股份等项目。鉴于国际初级产品市场行情下行,矿产资源供求关系逐步转向买方倾斜的趋势尤为显著,通过实施反周期策略,资金充裕、流动性压力不大的中国企业可望以较低成本切入这一领域。

朝鲜加工贸易也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事实上,中国和韩国企业向朝鲜企业分包加工业务已有数年,朝鲜政府方面也意识到了自己的这项潜在优势并力图发扬,在2010年9月2日的长春第四届东北亚经贸合作高层论坛上,朝方代表、贸易省副相具本泰表示将把罗先经济贸易区建设成为世界性加工贸易区和转口贸易区,就表明了这一点。对于中国产业来说,利用勤奋、有纪律、有文化的朝鲜劳动力,能够在相当程度上抵销国内成本上升给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带来的压力,延长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命周期,与朝鲜这支潜在的外向型制造业新军携手共进实现互利,避免其成为我们的竞争对手。

在近期,有实力、敢于承担风险的中国投资者可以一开始就深入朝鲜内地,为避险起见,谨慎的中国企业可以更多地利用丹东的工业园区招纳朝鲜工人在此劳动,或是进驻中朝共同开发的黄金坪、威化岛两个经济区,在积累了更大实力、取得了较多经验、开辟了更广泛关系网络、朝鲜投资环境也进一步开放改善之后进一步进入朝鲜内地。

二、做好对朝经贸波折的思想准备

不仅东北地方企业,一批全国知名企业也已经将眼光投向朝鲜市场,海尔为开拓朝鲜市场而设计生产了带有朝文标识的洗衣机,比亚迪汽车是朝鲜目前为数不多较受欢迎的外国品牌汽车,该公司在平壤建立了自己的售后服务店,免费向朝鲜顾客提供汽车保养和更换三滤;……然而,好事多磨,朝鲜发展经济、中国对朝经贸虽然有较大发展潜力,但其发展进程也必然一波三折,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会在这个进程中出现。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开拓朝鲜市场时必须为这些潜在风险和问题做好思想准备。

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商业性风险之外,朝鲜的相关法制法规、投资环境还需要一定时间不断完善,尤其是软件。朝鲜政府和企业部门不仅需要完善贸易投资国际结算等配套软硬基础设施,还需要在实践中接受更多的市场经济运行知识,更新观念,从而消除一些不切实际的期望与要求,实现双赢。朝鲜官方已经多次表示,朝鲜基于平等互惠原则积极欢迎外国客商赴朝投资,朝方会在法律上保护外国投资人的合法权益和利益,在一些重点招商领域,朝方将给予投资外商以政策倾斜和扶持,对外国投资人、投资企业不仅附加税种类不多,而且会提供企业所得税减免、退还等多项优惠政策。但确定基本原则指导思想与落实到方方面面的细节并不是一回事,由于对国际市场行情不够了解,期望不够现实,朝鲜有关机构在中国招商时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期望,与中国合作者在一些项目上围绕利益分配的矛盾已经有所浮现:

2012年7月底,朝鲜贸易省参赞金正基与朝鲜国家科学院、朝鲜电子贸易开发中心官员、翻译等部门人员来华招商,与浙商全国理事会组织的浙商代表交流时,提出朝鲜土地使用权价格可以参照杭州、义乌水平,“比如,每平方米20元”; 但这样的期望价格显然过高而不现实。

又如有消息称中朝鲜合作开发的咸镜北道茂山铁矿项目出现问题,原因是在全球经济下行、铁矿石国际价格暴跌之际,朝方昧于国际市场行情走势,要求涨价20%以上,这一要求将吞噬中方合作伙伴全部利润。

2012年8月,辽宁省民营企业西洋集团披露该公司投资朝鲜2.4亿元人民币铁精粉选矿厂项目遭朝方毁约,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为此,朝鲜方面极其少见地由中央通讯社发表对外经济投资协作委员会发言人的谈话,反驳西洋集团的指责,声称西洋集团应对其和朝鲜公司的合同毁约负主要责任。

……

东道国和外来投资者之间的利益矛盾并不罕见,我国也是这样走过来的。改革初期刚刚开始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时,我方许多谈判者因缺乏经验、害怕吃亏而往往一心只考虑我们单方面的利益。1979年中方与法国雷诺汽车公司谈判时,我方一连提了多项要求,包括技术转让及其价格、培训、外销比例等等;对方听后,承认其中不少要求原则上是合理的,别的要求也可以接受或可以谈判,但向中方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没有提到同你们合资对我方有什么好处呢?” 朝鲜也需要经历一段时间与中国和其它国家投资者磨合,逐步理解东道国与海外投资者之间只有平等互利才是可持续的关系。

朝鲜面临的外部安全环境并不十分稳定,这就决定了朝鲜的开放进程不会直线凯歌行进,而必然有起伏有波动。同时,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朝鲜的改革开放探索也不例外,它可望加快朝鲜经济增长,也必然会在朝鲜国内制造一些新的问题,引起新的社会矛盾,包括腐败、收入分配失衡乃至两极分化。这些问题意味着中国投资者的朝方合作者、朝方管理者存在“落马”的风险;意味着朝方完全有可能出现个别胆大包天的腐败分子,为攫取一己之私利而践踏朝鲜党和政府吸引外资的政策法规,敲诈、勒索中国客商和投资者,或是实施“钓鱼”欺诈,酿成贸易投资争端;意味着朝鲜社会上可能出现一些不满情绪,也意味着朝鲜领导层可能会审时度势微调改革开放的范围、速度。

三、因势利导渐进摆脱朝鲜社会极端民族主义遗产干扰

在更高的层次上审视,极端民族主义负面思想遗产对有意赴朝发展的中国和其它各国的投资者都构成了干扰,朝鲜执政者和朝鲜社会需要充分认识到东北亚和全球实力对比的发展趋势,走出昔日过于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将正常的独立自主与客观经济规律区分开来。

我们不能忘记,朝鲜政权有着极其强烈的独立自主倾向,这种倾向又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年轻资历浅的金日成当年之所以能够在朝鲜劳动党党内斗争中击败所谓“延安派”和“苏联派”,把朝鲜劳动党控制得针插不进水泼不入,树立起自己个人的绝对权威,最主要原因就是1950年后入党的许多新党员都抱有浓烈的朝鲜民族主义观念,认定延安派和苏联派是外国势力安插在朝鲜劳动党党内的代理人,都不代表朝鲜民族利益,只有金日成是能让朝鲜彻底摆脱苏联和中国控制干涉的唯一人选,因此在党内斗争中选择无保留地全力支持金日成。连相当一部分韩国亲朝人士,也是出于这样的思想感情而推崇金氏父子祖孙。同时,当时中国国力尚弱,东北亚区域中美苏(俄)三大国鼎立、中国最弱的国际格局也为朝鲜创造了纵横捭阖的空间,成为其极端化“独立自主”政策的基础。

而且,朝鲜半岛社会的这种思想感情已有数百年源流,起自满清入关后李氏朝鲜对满清政权的蔑视,在甲午战争后一度发展到对中国的领土野心和武装侵犯行为。满清入关之后,李氏朝鲜朝野上下士大夫阶层视清为夷狄,不承认清朝在中国的正统地位,坚持尊明排清,倡导“尊周”大义,并逐渐从否定满清政权发展成为否定现实中国,不仅不愿再从中国输入文化,反而自居为正统华夏文明所在而产生了对中国的鄙视之心。

甲午战争之后,李氏朝鲜脱离中国附庸地位而改国号为“大韩帝国”,这个国号本身就带着强烈的“去中国化”意味,因为“朝鲜”国名源于作为周王朝诸侯国的箕子朝鲜,李朝初建时之所以将这个国名列入候选清单呈交朱元璋定夺,朱元璋之所以为其选择这个国名,用意之一就是凸显朝鲜半岛悠久的华夏文明渊源及其与中原王朝长久的政治关系。相反,“韩”国号源于秦汉之间半岛南部马韩、辰韩、弁韩三个自治的部族系统,不曾纳入箕子朝鲜或卫氏朝鲜统治,也不在汉武帝设立的朝鲜半岛四郡域内,舍弃“朝鲜”国号而选择“韩”,意在掩盖、割裂半岛与中原王朝之间的政治关系历史。

当时李朝的政治文化精英群体中滋生了对中国的领土野心,希望如同日本那样打败中国,迫使中国割让辽东和整个东北地区,赔款八亿元。这种野心一度发展到与沙俄合谋侵占延边地区的地步,为此,韩国曾趁八国联军之乱、沙俄侵占东北全境之机,出兵侵占延边地区。

在沙俄撤兵、清政府重新组织吉林全省政权和军队之后,韩国军队还多次越境进入中国领土烧杀抢掠,其中1904年(即日本通过1905年《乙巳保护条约》控制韩国外交前一年)4月出动入侵延边的军队竟多达五六千人,在清军自卫反击之下溃败。即使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身为亡国奴的朝鲜人中也有很多人极端蔑视、欺侮中国人,一部分朝鲜知识分子不敢直接反抗日本统治者,而是从解构对华关系历史着手,企图以此激发朝鲜民族精神,进一步强化了朝鲜半岛社会的这种思想感情,并给其中注入了大量的偏激成分。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遗产基础上,尽管朝鲜经济和对外经贸对华依存度甚高,尽管近年朝鲜决策层作出了许多对华示好的举动,但朝鲜决策层还是会有意识地力图降低对华经贸依存度,从而将一些优质项目交给第三国企业,而不是交给中国投资者。朝鲜之所以引进国际市场上名不见经传的埃及公司开展移动通讯业务,而不是引进全世界名列前茅的中国移动通讯公司作为合作伙伴,未尝不是出于上述考虑。

对此,我们如之奈何?在中长期,在全局上,我们可以对朝鲜渐进摆脱极端民族主义负面遗产干扰、更加充分考虑客观经济规律和中国利益的前景抱着乐观期望。须知不管是个人还是群体,任何时候都只有依托一个较大的市场方能获得较多经济发展机会和增长空间;无论是出于何种原因,与较大市场割裂都是对该个人、该群体自己的损害;这条冷峻的客观经济规律不因任何人的感情而改变,试图与客观经济规律对抗,必然碰得头破血流。中国国力已经今非昔比,东北亚和全球实力对比的发展趋势已经、并将继续压缩朝鲜极端化“独立自主”的空间,极端民族主义负面思想遗产必将因在实践中四处碰壁而渐行渐远。

有鉴于此,在具体工作中,对他们的这种感情,我们最好的做法是就事论事,避免商业事务政治化,因势利导,让事实教育他们修正自己过于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接受客观经济规律,而不宜选择直接对抗。尽管他们选择第三国投资者的做法通常注定缺乏商业合理性而难以持久,但我们倘若贸然对此作出过激反应,结果常常就只能使本来可以再日后矫正的问题变得不可收拾,却让别人渔翁得利。如果我方领导人能够在重大政治事务上使朝鲜领导层认识到极端路线之害并切实纠偏,实施务实路线,在具体商业项目中的一些不合理做法自然会纲举目张迎刃而解。

作者简介:梅新育,亚太智库研究员。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先后在《21 世纪经济报道》、《新理财》、《证券市场周刊》、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中国工业报》、《上海商报》等媒体担任专栏作家,为中国金融出版社承担编审工作。

(来源:亚太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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