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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影节】贾樟柯:疫情后会有更适合大银幕的电影出现

2020-07-26 10:48:44  来源:亚太日报 【返回列表】

7月25日,在第23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论坛上,导演贾樟柯表示,中国电影和世界电影被疫情中断了半年,上海电影节是恢复后的第一个电影节,作为电影人有义务支持,最好的支持手段就是带来制作的优秀电影。“我自己还有两家电影院,100多天不营业,70多个员工没有裁员。对创作者来说,不要担心创作,但对产业来说确实需要关心。罗兰·巴特尔说过,‘电影因电影院而存在’,面对这样的疫情,需要团结,共克时艰。”

在下午的大师班上,贾樟柯透露了团队的新进展——虽然经历了疫情,团队今年仍然制作了六部影片:他本人执导的纪录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2月份就已经完成;由他担任兼职、入选上海电影节金爵单元的《又见奈良》讲述二战日本遗孤,回了日本之后中国养母去日本找他的故事;跟陌陌影业合作的《不止不休》刚刚完成后期;曾担任《滚蛋吧!肿瘤君》《后来的我们》编剧的袁媛执导了第一部影片《更好的明天》。

疫情打乱了整个制片计,贾樟柯表示,作为制片人,要对电影前景负责,做决定的调整非常艰难。《不止不休》正在后期,导演在海南,剪辑在台湾,见不了面,只能通过网络分屏创作。《又见奈良》涉及国内和日本的后期,也遇到了阻碍。阿彼察邦的新片原定5月发行,但也没办法发行了。面临一系列新的情况和变化,贾樟柯表示能理解电影行业老板们的焦虑和压力,但电影创作不能停止。

在疫情期间,贾樟柯在老家的村里面住了三个多月,每天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已经习惯于农业社会的作息了,这次到电影节又熟悉又陌生。不过,除了作息比较散漫之外,贾樟柯在忙的事情仍然跟电影有关。1月份开始,他一直待在北京,每天写作,答应理想国做一个普及性电影的有声读物,疫情期间写了12讲,一共写了7万多字的文章,包括也写了两个剧本,中间还拍了一个关于疫情的短片《访客》。

对他来说疫情的前半段基本没有什么影响,只是不能外出了,有更多的封闭感。后来他从北京回了老家,疫情好转得到控制之后,他做的比较多的是呼吁行业的复工、复产。“当疫情取得一定成效之后,有一百多万从业人员的电影业也得复工、复产,很多人的生计也得通过这个行业来得以维护、维持。”与此同时,他也回到了老家,作为写作的一个调剂,他平时也弄弄庄稼,种种菜。

这次回老家的生活经历让贾樟柯对中国社会有了一种新的理解。“中国这个国家为什么有这么多韧劲?这跟我们有广阔的农村有关,大多数在城市的人都有老家,我们有这样一个战略的后方,疫情紧张了我们就回家,家门口可以种点西红柿、豆角,生活很踏实,所以农村是我们中国非常重要的战略资源,当整个国际动荡,社会危机的时候,它对我们国家的战略意义就呈现出来了。”

在贾樟柯看来,电影主要发生在城市,但是对于创作者来说,要从乡村理解这个国家的基础,跟自己的生活环境、土地建立新的关联。“过去我们常讲说要贴近于生活,要回到生活,那首先我们要了解广阔的农村社会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做电影就是表现你自己作为一个个体对于生活的反应,这些崭新的感受会反映在未来的电影里。”

短片《访客》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弥补贾樟柯的遗憾。回忆2003年非典时期,贾樟柯表示,那时候自己已经有条件拍电影了,但是当时什么都没有拍,多年之后再回忆非典记忆已经很模糊了。“当你真的从事创作,你会发现记忆是很不牢靠的。”到今年年初新冠疫情爆发的时候,他不由得反思过去为什么没有同步面对这场席卷人类的巨大灾难。在这个过程当中希腊有一个电影节邀请全球的七八个导演每人拍3分钟短片,于是他接受了这个提议。

贾樟柯为这种形式的即兴感所吸引。“手边有什么就拿起来拍,如果你手边有一台相机就用相机拍,有手机就用手机拍,你如果有35毫米的摄影机你觉得很方便也可以,对于器材没有要求的,讲究的就是对于现实生活反应的速度,这个速度和具体时限能带来准确性。”

短片还要求必须在家庭空间拍摄,讲隔离时候的生活,贾樟柯很喜欢这个创意。当时他正在北京隔离,就在办公室跟摄影师、两个演员用一台iphone手机拍了一天。整个影片3分多钟,他想要反映因为疫情带来的社交方法的改变,以及这种改变带来的对于失去的常态下生活的怀念。“这个怀念的高潮就是我跟我的好朋友、一位建筑设计师,还有平遥电影展的CEO,坐在屋子里看电影,看的是2015年的电影《山河故人》的片断,里面是人山人海的场景,在疫情隔离的情况下,这可以表现我们对于习以为常的生活的重新理解和认识。”

进一步地,贾樟柯认为,在经过半年没有电影的日子之后,对重新理解电影这个媒介的仪式感有很好的帮助。他相信疫情之后,电影工作者能够拍出更有电影感的电影,能够拍出更加适合在电影院大银幕看的电影。

与此同时,在贾樟柯看来,经历过新冠疫情之后,全球数以几十亿计的观众对电影也有新的要求。“他们渴望要看到新东西,这是电影工作者应该去探索的。比如说新现实主义出现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是优质电影传统,这种模式下电影都是由制片厂改编自经典小说的大制作,比如说改编自《巴黎圣母院》的电影。但二战之后,新浪潮打破了优质电影的拍摄传统,开始去实景拍摄,同时找非职业演员拍,从《偷自行车的人》开始才证明非职业演员是一种可靠的选择,在此之前制片厂不愿意冒险。这种美学的冒险带来新的潮流,产生了新鲜的主义,包括后来更加激进的新浪潮五六十年代。”

这背后的原因,贾樟柯认为主要有两点,一方面是创作者有了新的生命感受,需要找新的形式表现,另外一方面就是经历过二战之后,人们更渴望看到反映当下生活的影片。“你再给他看《巴黎圣母院》和《红与黑》这样的电影,观众会觉得解决不了当代的问题。”因此,在贾樟柯看来,观众在视频网站上看电影并不是一种本质性改变,本质性的改变是在经历了新冠疫情之后观众更希望获得心灵的回应,“需要新的作品,新的电影语言、新的方法、新的叙事”。

迄今为止,贾樟柯的电影几乎都是当代题材,他表示当代生活对他最有吸引力。“筹备古装十来年了,最后还是拍了当代故事。因为表现当代是非常迫切的,我们要了解当代生活,要系统性地理解过去中国的历史和文化。”

贾樟柯也对自己过往的作品进行了总结。他表示,“经常有人说贾导你的电影特别不顾及观众,其实这个话是错的,我特别看重观众,但是角度不一样。大部分电影是希望讲一个故事给观众,对我来说,我希望拍一部电影让观众过一段生活。当你带着后面的一种理想去拍电影的时候,你就能找到你电影中人物所有需要的细节和质感。因为过一段日子不是抽象的,要面临柴米油盐,坐什么车,走什么路,穿什么衣,说什么话,吃什么饭,所有这些就形成了你跟观众之间的一种默契,观众愿意进入这个旅程还是不愿意进入这个旅程差距就很大了。”

(来源:界面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