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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青年”的言论自由,要不要保护?

2018-11-02 10:24:27  来源:亚太日报 【返回列表】

1644年,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中写到: “让真理与虚伪交手吧;谁曾见真理在自由公开的遭遇战中落于下风过?(Let her and Falshood grapple; who ever knew Truth put to the worse, in a free and open encounter?)”400年而今,依然有人忧心着真理之脆弱,非要在万籁俱寂处才能听到它一丝微弱的啼鸣。

近几年来,中国新兴的“左翼青年”时常浮现于舆论中。与过去观念中常被讥讽的“五毛党”不同,这些青年中不乏名牌大学的学生。遗憾的是,我们往往是经由被打压甚至于被拘捕的新闻才窥见他们的立场和观点,如去年年底的张云帆事件、今年8月的大学生声援佳士维权工人事件、今年9月下旬的北大社团“马克思主义学会”社团注册遇阻事件等。

左翼青年连受打压,社会各界声援者有之,驳斥者有之;扼腕叹息者有之,抚掌叫好者亦有之。这种种迥异的反响,又不依派系划分。左派中有声援支持者,认为每个群体的言论自由都应当受到保护,“为众人抱火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为理想开辟道路者,不可使他困顿于荆棘”;也有认为他们不切实际,是“凭着热情做错了事”,甚至觉得他们理解错了马克思主义,要将他们开除“左”籍的。自由派和右派中,也既有冷眼觉得他们其求仁得仁、自食其果的,也有支持其自由发声,认为“言论自由不分左右”的。

这样看来,派系内部的想法未必一致,不同派系的想法也未必迥异。其实所谓“毛左”和“自由派”,很多时候只是一个标签,可能是他人给的,也可能是自己给自己的。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理想社会的愿景,个人和个人之间对同一套思想体系的理解往往都有所不同,落实到具体问题上,相差就更远了。在一个具体事件上,两个“毛派”的立场可能截然相反;同样,在具体问题上,“毛派”和“自由派”未必不能殊途同归。网络时代的论战中,常常要先自报家门,贴好标签,立上靶子,先大战一场,双方的真实看法和论证反倒被忽略了。这种情况下,很多互相攻讦都是脱离实际,鸡同鸭讲;又往往急于用定性的方法去解决一个定量的问题,这样讨论无异于作茧自缚,画地为牢。倒不如“不以人废言”,放下派别,就事论事。

如张云帆事件中,不少“自由派”吝于发声的顾虑在于,若是有相似的事件,张云帆等“毛派”能不能同样捍卫“自由派”的权利。然而张云帆在自白中并没有全面成体系的对自身政治立场的阐述,只从他是个“马列毛主义者”就推定他也认同毛泽东的“文艺服从于政治”等观点,不承认“自由派”对等的言论自由,再推定他是“自食其果”,未免太过武断。而事实上,从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出,他是更倾向于普遍的言论自由的。

况且,一个自由主义者反对言论自由被褫夺,并不是为了以后能得到相应的回报,而只是在践行他自己的政治正义。

德国牧师马丁•尼莫拉曾经是希特勒的支持者,后来他因反对纳粹对教会的影响被捕入狱,几度濒死。他的这段话常被引述:“起初他们迫害共产党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马克思的信徒;后来他们迫害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日耳曼人;再后来他们迫害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牧师;最后他们迫害到我头上,我环顾四周,却再也没有人能为我说话。”

粗读这句话会以为,为他人发声其实归根结底是为了保存潜在的同盟者;但其实,为他人发声本身就与自己的利益直接相关。实际上,从默认迫害行为开始,公民便等同于向专制者让渡出了自己的权利,任由一个非正义的程序来决定对某个对象迫害与否;受害者并不只是直接的被迫害人,而是每一个服从于这样程序的人。一旦这样的程序得到默认,它并不会止步于某一群人,而是会波及所有与其直接控制者利益相冲突的人。那么,无论共产党员,犹太人,天主教徒或是日耳曼人,都将生活在在达摩克利斯之剑下。

因而,在如今,即使是与自己观点相悖的学生、教授,甚至嘻哈歌手、抖音主播,当他们被禁言时,我们都要问一句,这样的禁言合情合规合法吗?因为在此时沉默,是为默许言论自由被损害;而这种损害是无论观点,无论身份,一视同仁的。

如果一个自由主义者所信仰的“言论自由”对象是选择性的,未免有些虚伪。“言论自由”本身是不可侵犯的,这一点不因讨论对象而有所偏移。如果一个人认为某一种思想是应该被封禁的,在他自己看来或许是“一种有害的言论应该被封禁”,但对这种“有害”的判定却无法超脱其个人理性的框架,其本质和“与我不同的言论应该被封禁”或者“我无法理解的言论应该被封禁”相同。那么一个问题就是:谁有权决定什么是可以传播的思想,什么又是不可以的?若“有害思想”真如传染病一般,那最先受到毒害的便是审查思想的人;而若民众都生活在“无菌环境”里,也便永远没有办法拥有对“有害思想”的抵抗力。另一个问题是:如果不允许“错误”的言论存在,那么如何证明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不给一种思想发表和自辩的机会,则无法证明它是有害的思想。真理是愈辩愈明的,对不同言论的打压,只能表现出对自己说服力缺乏自信。因而,唯一有害的言论是单一的言论。没有辩论和冲突的检验,不仅是对思想的发展完善本身是有害的,对人的思辨能力也是有害的。

许多人常常将政治倾向之间的碰撞看成是一种胜负之争,仿佛左右两派一定要分出一个高下。事实上,两种思想派别的优劣往往永远没有定论,也不应该有定论。而在现实环境下的某种政策的实现,也不一定是非左即右的。不必过分执着于思想的优劣,现阶段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能让思想公平竞争,切磋的环境——在这样的条件下,何为最适合现实的思想,自然会显示出来。

在建立这样的环境的问题上,所有人的利益是统一的:少数派能够有机会被听见;主流不至于因缺乏异见而停留在互相吹捧的沾沾自喜中,反对的声音也给其机会完善自己的漏洞与不足。这样的环境并不意味着没有规则:恰恰相反,这更需要一个完善的制度保护。然而这种制度不应该培育一个压倒性的声音。相反,制度应当便于人们为弱小的人发声,为沉默的人发声,为不被代表的人发声;比之保障一个强大政治机器的权力,它更该保护每一个个体的尊严不受侵犯。

放到如今左翼青年事件的背景上来看,当务之急并不是判定他们思想的正误——即便是一个错误的思想也应有被证伪的权利——而是保护多样化的思考和讨论,借此机会创造一个公平、自由的言论环境。这不仅需要完善的制度来保证言论的自由发表并保护弱势群体的发言权,更需要培养人民的思辨能力。这一点,唯有不同派别和政治倾向的人放下偏见共同勉励方可达成,这也符合其共同利益。只有一个声音压倒一切,不是因为它不可辩驳而是因为它不容辩驳的情况,才是我们应该警惕的情况。

(来源:FT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