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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聚焦)“东方奥斯维辛”中的苦难与温情记忆

2017-07-06 17:51:21  来源:新华社 【返回列表】

新华社沈阳7月6日电 “东方奥斯维辛”中的苦难与温情记忆
新华社记者白旭 徐扬 黄燕
82岁的伊恩·皮蒂常会记起二战结束后,回乡的父亲从轮船走下来的情景,一副非常憔悴的样子。
“我甚至没有认出他。他对家人也不愿意讲以前的事。”他说。直到40年后一家电视公司联繫他们,他才了解到父亲作为战俘的一些经历。
皮蒂的父亲罗伯特·皮蒂二战期间参加对日作战,被俘后关在沈阳。
“日本人用非常可耻的方式虐待盟军战俘。”皮蒂回忆说。“所有的战俘都曾营养不良,还因此患病。父亲的后半生时常胃疼,无法进食乳製品,只能吃米饭。他去世时医生发现他的脏器全都坏掉了。”
沈阳大学学者杨竞说:“回首往事,盟军战俘经历的苦难、抗争和牺牲不仅是日军所犯战争罪行的铁证,更是中国军队和人民与盟国军民在这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同仇敌忾的见证。”
中国将80年前爆发的“七七事变”视为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开始。今年新修订的历史教科书认定,1931年9月18日,侵华日军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铁路并嫁祸中国军队,以此借口炮轰北大营,进而侵占沈阳及东北地区,中国人民14年抗日战争的序幕由此拉开。
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美英等盟国对日宣战。随后,在香港、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等地,至少20万盟军战俘落入日军之手。杨竞是中国研究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的第一人。据他介绍,战争期间,仅美军就有27万人被日军俘虏,其中11万被俘后死亡。
日军将大批战俘关押在日本本土以及所占领国家和地区的战俘营充当劳役。1942年11月到1945年8月间,关押在位于沈阳的奉天盟军战俘集中营的战俘达2000多名,分别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法国等国。罗伯特·皮蒂少校就是其中之一。
“新加坡陷落之后,(父亲)他们被带上了一条脏兮兮的货船,先到了釜山,然后到了沈阳。”皮蒂说,“用父亲自己的话形容,那里泥乎乎的住所连他的园艺屋都不如。”
皮蒂少校等战俘在押时住的楼房现存一座,与残留的围墙、水井及烟囱等遗迹成为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旧址陈列馆的组成部分。二楼的宿舍区复原了当年八人住的木板通铺。
据陈列馆馆长刘长江介绍,战俘刚到的第一个冬天最难熬。“很多战俘是穿着夏天的衣服从东南亚那边被押送来的。”他说,由于寒冷、劳累和营养不良,这裡的战俘死亡率高达16%。这在皮蒂少校的日记中得到了印证。
1942年到1943年初,他的日记中经常有“美国人死亡”这样的字样,有时一两个,多时达六个。到1943年4月5日,151天中有201人死亡。
日记中还记载了一些战俘被虐待的细节,比如1943年10月12日,“四名美国勤务兵遭到毒打(他们被木剑打倒在地),说是因为发现美国军官营区内的洗漱池太脏。第954号战俘被石川大为用战刀的刀面打了三十多下...被打的理由是:一个哨兵对他说了什么,但是他没听明白,石川便双手举起战刀,双脚跳起,奋力进行殴打,被打者不得不接受治疗。”
“殴打的事情是如此经常地发生,以至于不会有谁再会把它当做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予以记录。”日记中写道。
殴打并不是最可怕的。
1943年1月30日,“每个人都接受了5毫升的伤寒、副伤寒甲疫苗接种”。2月5日第二次接种。2月13日,“今天,大约10名日本军医和20名其他军阶的日本人到来,调查发生大批人员死亡的原因。”杨竞在日军的“关总作命丙第九十八号命令”中发现,这些人来自臭名昭著的负责生化试验研究的731部队。
“两名美国人在医院死亡。来访的日本人对尸体进行尸检解剖。”这一天是2月15日。皮蒂上校无权看望病人。有个名叫杰克·罗伯茨的英国卫生兵发现医院里有大量的冷冻尸体。“那些尸体都被解剖了,戴着面具的日本人在检查胃、肠、胰脏和肺,有一些尸体脑部被移除。日本医生对解剖做了详细的记录。”皮蒂说。
战俘们的生存条件恶劣,缺吃少穿,一些中国人向他们提供了帮助。
92岁的李立水曾在日本人的“满洲机械工作株式会社”工作,很多战俘平时也在那里劳动。
“日本人对战俘管得严,他们很苦,吃不饱饭,一个个都很瘦,有时看到地上有花生米都会捡起来塞进口袋里。”他说,由于他年纪小,日本人对他管得不太严。
一天,李立水从一辆拉菜车上拿了几根黄瓜,回头看到编号266的战俘正眼巴巴地看着他。
对于266他是有印象的。“那个人特别好,干完活儿经常会打扫一下卫生,把我们这裡都扫干净。”
李立水拿起两条黄瓜,蹲下偷偷扔了过去。266迅速捡起藏了起来。
他并不是唯一帮助过战俘的中国百姓。
在日本工厂做管理员的葛庆余曾经帮助美军战俘偷轴承换粮食,而高德纯曾帮助三名準备逃跑的战俘偷地图,被日本人抓进监狱受尽折磨,判处10年徒刑。
日军投降后,李立水见过一次266。“当时他已经被放出来了,一看见我就热情地打招呼,还塞给我一把糖(巧克力),有点儿苦溜溜的,挺好吃的。”
后来,中国解放,发展,这段历史渐渐被人们遗忘。
“父亲把心思放在后来的工作和生活中,很少提起以前的事。”皮蒂说。
在中国情形也相似。战俘营的一段围墙被当作违章建筑拆毁,牢房成了居民楼。很多住户都不知道那里曾关押过国际战俘。
在半生的时间里,李立水几乎忘记了黄瓜和266,直到2002年有美国记者采访他,他才随口讲出了那段故事。第二年,老兵尼尔·加格里阿诺託人给李立水捎来自己的近照和一封信,信上写着:我就是266,那段经历恍如昨日。
2007年开始,中国政府出资用于战俘营旧址环境整治、原址复原等项目,同时新建了一座主题广场和史实陈列馆。历经多年维修建设,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旧址于2013年正式对外开放。
“一些老兵和他们的子女回来过。”刘长江说。
但是加格里阿诺却没有回来过。几年前他去世了。“如果见到他,我们会是很好的朋友。现在晚了,什么也没法说了。”李立水遗憾地说。接着,他忽然激动起来:“我希望能联繫上他的家属,跟他的家属见见面,听他们讲讲那位老兵的事。”
皮蒂上校也没有再回来。他于1989年去世,26年后他的日记在中国出版,英文一直未出版。“我想他也不愿意再记起以前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了吧。”伊恩·皮蒂说。
事实上,皮蒂对父亲受过的苦难也难以释怀。和父亲一样,他拒绝去日本。当年日本天皇访英期间,他的哥哥曾给首相写信抗议。
皮蒂本人也是一名军人。和父亲相比,他觉得自己幸运多了。“我看到了教育和交流的极大进步。”他说,“希望不要再有战争,我们都能更尊重别人,通过对话解决问题。”
“我们所有人都希望能够生活在和平中,能够尽情享受这个美好的世界带给我们的愉悦。”伊恩·皮蒂说。(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