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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八十年 战火中的贫穷与尊严

2017-11-30 14:13:00  来源:亚太日报 【返回列表】

“茅草顶尖屋顶,铁皮顶尖教室,世界顶尖人杰。”在这个月举行的西南联合大学建校80周年纪念大会现场,联大校友、91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龙驭球写下了这句话。抗战期间的西南联大,“出的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三十年出的人才都多”,但这所历史上只存在了八年的大学,从建校伊始,就是又穷又苦又破。

兼职难讨生活:教授不易

1937年至1946年,中华民国教育部平均每年给联大拨款120万元,仅相当于战前清华一校的经费。而且因为师生员工人数增加、拨款延期,加上通货膨胀,这笔费用的实际价值大打折扣。清华的经费由美英庚款提供,不仅能够维持本校运转,还可以奉献给联大,但是随着全世界卷入战争,赔款基金时断时续,数额也在减少。联大及三所成员学校都被迫举债度日。1941年12月,联大“教授会”写给教育部一份报告:“……同人等昔已为涸辙之鱼,今更将入枯鱼之肆矣。……惟望每月薪津得依生活指数及战前十分之一二。无论数目之多少,总期其购买力能及战前之五十元,俾仰事俯畜,免于饥寒。庶几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以求国家最后之胜利。”但这样的期望,并没有实现。

时任云南省主席龙云对联大的到来持欢迎态度,他称,“现在全国最出色的人才将在我们的城市生活”。龙云和联大领导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把附近一栋房子改造为生活区,以象征性的租金租给联大教授;得知教授无米下锅,就送来大米;听说他们没衣服穿,就捐献棉服。但即便如此,这些捐助对于要养家糊口的教授们来说,依然是杯水车薪。

在战前的北平和天津,教授属于上流阶层,他们平均月薪有三百多银元,在北平可以买一套四合院。到了1943年下半年,工资数额变动不大,物价却上涨了405倍,教授们这时的平均收入,只相当于1937年的8.3元了。

有一次,学生胡邦定在早市上看见历史学家吴晗提着菜篮子四处转悠,他原以为吴晗是在精挑细选好菜,走近才得知,原来他是在满市场找便宜菜。由于吃不饱饭,金岳霖、朱自清等人组成种菜小组,推举植物学家李继侗当种菜组组长、生物系讲师沈同当“种菜助理”,所有教授出力、浇水、施肥,丰收时节,一起分享。

为了赚钱,理工科教授各出绝招。造肥皂、造墨水、造酒精……而一些文科教授只好卖书。1943年,抗战到了最艰苦的年代,朱自清的生活无以为继,委托在北平的好友俞平伯出售藏书。要知道,当年朱自清为了买书,硬是当掉了父亲为他结婚时做的一件皮大氅!而闻一多不仅把书都卖给了清华图书馆,还在昆华中学兼任全职教员,但即使是这样,他的收入依然不够养活一家老小八口人,还要靠刻图章来维持生计。

1940年,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在昆明。左起:朱自清、罗庸、罗常培、闻一多、王力

1940年,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在昆明。左起:朱自清、罗庸、罗常培、闻一多、王力

华罗庚曾与闻一多一家共同生活在一间16平米的茅草屋里。闻一多家住屋子东头,华罗庚家住屋子西头,以一块花布相隔。下雨时,两家孩子一起把脸盆、漱口缸和饭缸聚集起来,抵挡漏雨。后来,华罗庚写了一首小诗描绘那段生活:“挂布分屋共容膝,岂止两家共坎坷,布东考古布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

条件虽然艰苦,但对待学生,教师们却依然全心全意。经济学教授萧蘧上课穿的衣服很破旧,没有不打补丁的地方。朱自清患有严重胃病,在昆明因为饥一顿饱一顿更加严重,有一次得了痢疾还坚持连夜批改学生作文,妻子劝他休息,他说:“我答应明天给学生的。”

为粥望穿秋水:学生多艰

教师们有一家人要养活,而学生日子也不好过。“吃得差,穿得差,住也差。”何兆武在《上学记》中回忆:“不过好在不要钱,上学、吃住都不要钱,学生每个月靠贷金吃饭,而且不用还。”原本民国时期的大学是精英教育,能够读大学的人多出于殷实之家,几乎不需要发放奖学金。然而到了云南以后,除了少数能够从家庭获得补助或者去缅甸走私赚钱的学生,大多数家在日本占领区的学生成为了难民,一贫如洗反而成为了常态。自1939年开始,教育部不仅每月发放8元的贷金,连学费和宿舍费都免除了。

过去,学生中有相当多富家子弟,女生带老妈子上课,男生让门房跑腿。可是到了云南,他们必须事事躬亲,在平津一拎起洗衣桶就满脸通红的男生,也不再花钱请服务员洗衣服,而是亲自洗衣。学生们变得擅长缝缝补补,男生们还把旧衬衫改成背心。学生中间还流行红十字会和其他福利机构送来的旧衣服,联大学生穿着这些衣服,据说连抢劫犯都懒得看一眼。

西南联大的教室

西南联大的教室

不仅穿衣,住宿也是问题。大一学生宿舍换过不止六次,校长梅贻琦请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担任顾问设计新校舍,可是由于经济形势所迫,设计图纸一改再改:高楼变成矮楼,矮楼变成平房,砖墙变成土墙,最后改成了茅草屋顶土坯房,还只能提供一半的宿舍和教室。昆明多雨,一到下雨天屋顶即漏水,住在上铺的同学把脸盆、水桶、饭盒都拿来接水。由于校舍问题和日军轰炸,联大无法在昆明一地办学,便在叙永设立分校,安置大一学生,校舍就设置在几个旧庙里。同学们就在大殿里军训、上基础必修课,而他们的床铺旁边有关公的巨大雕像。每天三餐时,学生带着碗筷进入城隍庙底下,在一幅巨大的图画下用餐,而图画描绘的是十八层地狱。吃饭的地方甚至没有一张桌椅,学生们只能蹲着,把地板当作餐桌。

“联大的厨房是世界上最脏的厨房之一。”校友走幸田回忆,学生们还给学校食堂的饭菜发明了一些五花八门的称谓,比如一碗清汤上漂着一根大葱,便称之为“青龙过江”,又比如把做饭用的陈米戏称为“八宝饭”:“八宝者何?曰:谷、糠、秕、稗、石、砂、鼠屎及霉味也。”1938年,每月7元能过上吃肉吃蛋的日子;到了1940年,稀饭要抢着吃,早饭差不多就是一场“常规战”。再过两年,连早餐都没有供应了,一些学生中午之前只能饿着肚子。

梁思成、林徽因设计的茅草屋校舍

梁思成、林徽因设计的茅草屋校舍

伴随着饥饿的是学生体质的下降,学生容易感到疲劳,每次开会时,总有少数人因体弱无法坚持到会议结束。据1944年11月校医院的统计,看内科的人最多,患病主要原因是缺乏营养,而看眼科的其次,原因是光线昏暗。

在西南联大,学生很难找到安静明亮的地方学习,到处都人满为患,光线暗淡。1940年,新校舍的寝室安装了电灯,但昆明电力极度匮乏,100瓦的灯泡只有30瓦的效率,停电也司空见惯。唯一明亮的是工学院图书馆,这里也就成为了最抢手的自习地点。图书馆晚上七点开门,学生往往提前一小时站在门外等候。而没法在图书馆抢到座位的学生便常常光顾茶馆,他们常常只买一杯茶,就在灯光下温习一晚上。汪曾祺回忆联大生活时说:“我这个小说家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的。”李政道则说,联大时期的昆明茶馆“有些像上个世纪巴黎的咖啡馆”。的确,对于中国的未来,穷学生挤在茶馆读书的场景充满了希望,但对于茶馆老板来说,师生久坐实在耽误生意,所以后来有些老板就故意调暗灯光或者阻止学生进店。

而在课堂上,课本短缺是常有的事,经济学概论这门课有一百多名学生,但教材只有五六本,借不到的学生只能用粗劣的纸张传抄。工科资金最充裕的机械系,只能依靠战前清华抢运出的不到一半设备维持运转,八个车间只有一把半英尺长的钢铟尺。锅炉、蒸汽和加热设备少得可怜。化学系许多仪器设备被炸毁,化学家高崇熙花费十年时间研制的一百多瓶化合物也化为乌有,师生只能利用手头物资,用旧瓶子、木箱、电线临时制作仪器,实验结果往往有很大误差,实验水平也随之骤降。生物系缺少器材,只能排队用显微镜,但好在可以利用云南当地环境开展田野调查,采集样本。在几乎不需要设备或材料的数学和理论物理等抽象领域,西南联大的教学则保持了惊人的水准:理学院培养出了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和李政道。

拮据中的共同体

在西南联大,教授既要教书,也要参与学校的民主管理,即教授治校。绝大多数教授对国民党在学术殿堂推广党化政策不满,对教育部的很多规定都敷衍了事。1939年,国民党组织部部长派蒋梦麟去昆明改组并加强联大区党部,要求还不是国民党的联大领导和各学院院长都应该尽快入党,当场有十人报名,但张奚若(政治学系系主任)等人拒绝加入。1940年教育部颁布训令,要求全国高校统一科目、统一教材,激起联大教师的不满。联大召开校务会议,由教务长主持,全体教授参加,商定抵制策略……而官方可能也因为这些政治原因减少了资助力度。1943年,来到昆明的费正清写道:“他(张奚若)决不妥协,要求中央政府在权利问题上支持国立大学教授,并允许他们享有教学自由。教育部则持不同意见,结果我的朋友和同事只得每月继续领三千元国币,而(这个月)就得花一万元才能维持五口之家的生活。”

在吃不饱、穿不暖的情况下,教授当中竟然发生了拒绝资助的事件:1942年10月,联大的教务长、训导长、总务长、各学院院长和各系的系主任等25位教授联名致函校领导,拒绝教育部发给自己的特别办公费。原因是认为当局应当对其他教师一视同仁,“倘只瞻顾行政人员,恐失平均之谊”。他们看到其他教师同样困苦,所以即使生活艰难,也不忍心单独拿钱。

其实,联大成立初期并非不存在矛盾,但梅贻琦设法消除一切潜在的冲突。清华校友、教育家傅任敢说:“联大成功的奥妙就在于梅校长的’大’,他心中只有联大,没有清华了。”当时,清华有庚子赔款作后盾,设备、经费、师资都胜过其它两校,但为了平衡三校力量,一开始,梅贻琦就没有把全部清华人员放在联大编制内。在昆明生活艰难,清华工学院利用暂时不用的仪器设备,建立服务社,面向美国军队承包工程、建设房屋、开办工厂,赚钱补贴清华教师,当时三所学校在财务上各有各的“房头”,这笔钱本来算是清华的“私房”收入,但梅贻琦顾念北大、南开的教师没有开办服务社的条件,生活更加贫困,在年终送给大家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馈赠。

教师之间精诚团结,青年学子却常常因生活所迫而相互竞争——饭桌上抢食物,图书馆抢座位,教室里抢椅子……但不论怎样贫穷,无私的精神并没有消失:1944年秋,联大学生为贫寒作家筹集了150万元,还和老师一起为抗战捐血15万毫升。而且,当生活水准一降再降,沦落为“无产阶级”时,师生们对弱势群体的理解和同情也更深了,也与当地的民众走得更近了。各种学生社团继承了“五四”、“一二·九”运动的民主传统,不仅在学校张贴壁报,还走上街头,走向农村,向民众进行表演。联大同学还通过表演戏剧、话剧进行抗日和民主宣传。除此之外,他们还创办夜校和职业教育所,利用课余时间义务为民众上课。

联大八年,连最不关心时政的知识分子都能接触到当地走私犯、投机分子和贪官污吏,因而民主人士的队伍不断壮大,许多教授和学生都从中立的自由主义转向了更激进的立场,闻一多正是在联大期间目睹当地军官无故抽打瘦弱的士兵,而发生了思想上的激变,成为了后来为革命献出生命的激进分子。

战争使联大的知识分子失去了原先富足安逸的生活环境,他们在昆明体验到了贫穷与饥饿,感受到战争带来的生命威胁,而在学习与参政中,他们也没有忘记知识分子的责任。正如梅贻琦说:“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乃有大师之谓也。”谁能想到,在一个又穷又破的临时学校,吃“八宝饭”、穿破衣烂衫、在昏暗灯光下温习功课的学子们竟然能够取得这么多的成绩:除了两位最早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还有90位两院院士,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还诞生了“倒孔运动”、“一二·一”运动等等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响应的爱国民主运动,留下无数师生团结的佳话。

无怪乎,林语堂路过昆明时,这样评价西南联大:“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

本文写作参考了张曼菱《西南联大行思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何兆武《上学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年),易杜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九州出版社,2012年)

(来源:界面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