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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孕药的诞生:这种药并不能治愈疾病 但它改变了女性的生活方式

2018-03-19 15:04:00  来源:亚太日报 【返回列表】

避孕丸不仅给他们带来了欢愉和激情,更带来了爱、机会和自由。

按:如今,避孕丸早已成为世界上最为广泛使用的药物之一,新的避孕技术也在不断出现。谁能想见,我们现在司空见惯的一颗小药丸的诞生,其背后经历了重重曲折,跨越了种种偶然。美国科普作家乔纳森·艾格的著作《魔丸的诞生》讲述了口服避孕药的发明过程,并呈现了那个时代社会观念的衍变。“避孕丸不仅给他们带来了欢愉和激情,更带来了爱、机会和自由。”他写道。

促成这颗“魔丸”诞生的四个主要人物在当时的美国社会是“勇敢而叛逆的社会异类”。拥有天才智商却名声不佳的科学家格雷戈里·平克斯,和本已功成名就却敢于挑战天主教会权威的虔诚教徒约翰·洛克医生,共同推进了避孕丸的科学发明和实验的突破;出身贫寒却充满个人魅力的社会改革家玛格丽特·桑格,和有着显赫家族背景但个人生活极为不幸的大富豪凯瑟琳·麦考米克,两位各方面都反差极大的女士,又一起为这项技术发明赋予了悲天悯人的公共关怀。避孕丸的发明是他们在政治、宗教等诸多力量交织的背景下,排除万难,实现科技进步与人文关怀互相结合的奇迹。

口服避孕药的诞生,代表医药行业走上了支持避孕的道路,也是女性主义、新马尔萨斯人口论和优生学观点结合的产物。革命的引领者获得了金钱与名望的回报,而这颗诞生于世的小小药丸,从此改变了很多家庭和女人的命运。

经出版社授权,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从书中节选了部分内容,与读者分享在半个世纪前那个历史性的时刻,魔丸诞生的四个瞬间。

《魔丸诞生的四个瞬间》

[美] 乔纳森·艾格 著 语冰 译

1. 女人的问题

(上世纪)50年代的女性通常都尽早嫁人。当时,女性结婚的年龄中位数为 20.3岁。十年以后,该数值为 21.5岁(现在则为 26.1岁)。50年代的女人为何如此着急定终身呢?当时,大战结束,士兵返乡,单身女人举步维艰。她们无法跟男人抢饭碗,大学虽然令她们大开眼界,却也不过是让她们晚几年再意识到女性在事业选择上的限制。“大学为何?”金贝尔斯百货商店的广告如此问道,“那是自以为超越了做饭缝衣的女孩们找到男人的地方,然后一辈子为他做饭缝衣。”另一个嫁掉的理由:她们想要过性生活,但婚前性行为太过危险。避孕套在药店里有售,但在很多州,要买到避孕套必须得有医生处方,而多数未婚女人都难以向医生启齿。

“我知道节育用品是存在的,但具体怎么回事,我一无所知。”一位妇女在口述其个人历史时告诉哈维,“出去设法拿到它(节育用品),也就意味着我计划好了去干那种事,去发生性行为,我明知故犯。总想着自己不能这么干,或不能再这么干了,每次都是最后一次。节育是残酷无情的。”

“我非常害怕怀孕,”另一位妇女承认,“但我从未尝试过节育。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那么做,可能是因为我总是告诉自己我们不会再做那种事了。”

当然,年轻的新娘和少数大胆尝试婚前性生活的女性很快就怀上了。不只是一次,而是接二连三。当婴儿潮席卷美国,家庭人口不断膨胀,已经有了四个、五个或六个孩子的妇女便开始寻找更有效的避孕方法。20岁结婚的女人到了30岁就不再,或不愿再生孩子了。除了天主教徒,多数美国女性都顺应了节育的趋势,并希望找到更方便有效的方法实现节育。

对于怀孕的恐惧是20世纪50年代的女性难以逃避的性生活问题。一个未婚先孕的女人会深陷困境:当单身母亲不行,至少中上层社会对此无法接受;堕胎违反法律,且非法堕胎既危险又困难,特别是对那些没钱的人来说。许多女人感到彻底陷入了困境——她们的身体、事业、避孕、怀孕,以及她们少之又少的选择,这些都困住了她们。

玛格丽特·桑格编辑的《节育评论》封面插画描绘了女性如何受到计划外生育的影响

玛格丽特·桑格编辑的《节育评论》封面插画描绘了女性如何受到计划外生育的影响

这正是玛格丽特·桑格如此着急会见格雷戈里·平克斯的原因。她当时已71岁高龄,性欲不再,也少了几分年轻时的大胆。她并没有高举性解放的旗帜,她的诉求很现实:人口控制和计划生育。

她一直认为这个问题无关原则,而在于方法。她认为,一旦有了合适的节育方法,性——以及其他所有问题——将迎刃而解。

2. 转战波多黎各

“对女性做测试并不像对关在笼子里的兔子进行实验那样容易。”在 1953年 11月给桑格的信中,麦考米克概述了自己与平克斯的对话内容,“免子可以全程都被紧密控制,而参与测试的人则可以不告而别,并且一旦离开,就不会再回来继续参加测试。她们有时会忘掉吃药。”问题还不止这些。跟兔子不一样的是,女人还得向丈夫们解释,为何要服用还在测阶段试的药物,并且这些药物还可能会让她们怀不上孩子。跟兔子不一样的是,女人还会问问题。还有,跟兔子不一样的是,女人不舒服的时候还会抱怨。

格雷戈里·平克斯在利用兔子做实验

格雷戈里·平克斯在利用兔子做实验

避孕丸的测试也比其他药物的测试更困难。让疾病患者尝试一种新药是一回事,患者是想要康复的,他们往往会在诊所或医院里得到医疗监护,他们愿意承担副作用和风险,因为不服药的结果可能更糟。然而,现在自愿参与测试的都是健康女性——还是健康年轻的女性。要是这种药丸让她们患上疾病怎么办?要是这药丸让她们永远不能生育怎么办?要是这药丸让她们生出畸形的孩子怎么办?要是这药丸不知怎么地改变了女性的激素,让她只能生女孩怎么办?

平克斯告诉麦考米克,为了确定这种药是安全的,他需要对数百名甚至是数千名女性进行测试。更多的测试则意味着他需要更多的员工——医生、护士和后台人员。以过往的经验来判断,平克斯认为,麦考米克或许会主动拿出钱来,但是她的钱也有买不来的东西:病人。在将近一年的测试过程中,有一半的病人在第一轮就中途退出,他和洛克只完成了对三十名妇女的测试。

精神病医院和妇科诊所是不够的。但是,平克斯知道有这么个地方,那里的妇女不会问什么问题,也不会抱怨太多(至少他相信是这样),在那里,避孕是合法的,被广泛接受的。

平克斯在1954年3月5日给麦考米克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和平克斯太太近期刚从波多黎各回来。”他在那里的医学院教书,并给医生们讲课。平克斯发现这个岛国的科研水平之高远超预期。另外,他发现这里有十多家避孕诊所,因此很受鼓舞。“我的结论是,我们的药物测试能够较大规模地在波多黎各进行。”他认为,让一百到三百位“智商不低”的妇女参加测试,应该不在话下。同样的测试要是“放在这个国家,将非常困难”。

波多黎各人对于美国人带给他们的馈赠心怀感激——至少他这一代的许多美国人愿意这么想。这个岛国已成为社会科学家的长期实验基地,特别是在二战之后。另外,人口过多和贫困一直都是困扰这个小岛的严重问题。波多黎各又穷又拥挤,家庭的规模都很庞大。1940年到1950年之间,整个岛国的人口增长了18%,达220万之多,而其城市人口更是大幅增长了58%。波多黎各的生育率比其他七个拉丁美洲国家高出17%,比美国更是高出了34%。年龄在55岁以内的波多黎各妇女平均育有6.8个孩子。快速增长的人口成了棘手问题。虽然波多黎各人绝大多数为天主教徒,但是节育用品已很普遍。

最终,洛克和麦考米克都同意让平克斯尝试他提出的这条路。

他们马上就要开展一场现代医药历史上最大胆、最具争议的临床测试了。

3. 避孕丸的诞生

为了降低副作用,平克斯继续测试不同的剂量和化学成分。他试图在药丸里加入少量的解酸剂,不过他不确定这是否会起到任何作用。一段时间内,平克斯和张民觉发现西尔的复合物意外地掺了极少量名为美雌醇的合成雌激素。一直以来,平克斯都仅仅使用黄体酮,而避开雌激素。众所周知,雌激素会引起癌症,并且他对使用这种激素的长期作用颇为担心。他一直假设,黄体酮对女性是安全的,但雌激素却不一定。当得知复合物有意外的夹杂物时,平克斯要求制药商去掉雌激素。不仅仅是因为他怀疑雌激素的安全性,还因为他怀疑或许正是雌激素引起了一些副作用。不过,当西尔将纯净的恩那维德寄到波多黎各时,结果令人吃惊。妇女们不仅继续感到恶心,突破性流血也更严重了。

现在,平克斯突然想到,或许这种意外的掺杂是件好事。在进行了更多试验后,他发现,当雌激素的量减少时,突破性出血更严重了;当雌激素的量增加时,恶心和胸疼有所加重。他还发现,当雌激素的剂量太低时,药物的避孕效果也减弱了。这样一来,他不再要求西尔将药物纯化,反而建议西尔有意地在十毫克的避孕药中加入 1.5%的美雌醇——在平克斯看来这似乎是最佳的比例。副作用并没有完全消失,但减少了,而且出血完全停止了。

他们准备就用这个配方了。

1957年初期,退出率依然相当高,而参与测试的人数依然相当少——平克斯认为太少了,不足以赢得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批准。

平克斯知道他永远无法对数万妇女测试这种药,即使数千也极其勉强。然而,据他所知,要获取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批准并没有什么基准,没有任何具体的数字要求。因此,为了让他的研究听上去更重大,他不再提及有多少妇女参加测试。事实上,他根本不再提及女性,而是讨论试验过程中他观察到了多少个经期。他在一项研究报告中写道:“在完全按照要求进行治疗的1279个周期中,没有一例怀孕”。

波多黎各贫穷、拥挤,而且拥有大量避孕诊所。

波多黎各贫穷、拥挤,而且拥有大量避孕诊所。

这样的统计数据会得到科学家的重视,也无疑会得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重视,但是对于在里奥佩德拉和乌马考工作的人来说,还有其他迹象让他们确信,这种药是有效且受欢迎的。在伍斯特基金会实验室工作的安妮·美林参加了波多黎各的临床测试,她告诉采访者,自己对于早期结果感到很兴奋:

“我看到了这些已经有很多很多孩子的年轻女人。不过,我是等看到她们的记录后,才知道她们有多年轻。她们之中的一些人在我看来好像是曾祖母级的,你知道吗?皮肤褶皱,瘦削憔悴……我看着这个人的记录,她只有34岁,但她已经有十个孩子了。 ”

她继续说:看到她们连续服用避孕药一年……她们在一年之内都没再怀孕……眼前的她们多么健壮而精力充沛!但是,令人兴奋的是,比如说,有些人在洪水中失去了她们的孩子,就决定暂停服药,再生一个孩子。然后,我们就看着她们怀孕、生产,而且她们的情况都很好。

美林说,在科学家当中有“这样一种恐惧”,妇女服用避孕药后,会要么只生女孩,要么只生男孩,因为激素或许会在某种程度上改变子女的性别,或者,更糟糕的是,这些新生儿或许会是畸形儿。她说,看着新生儿出生时,社工们感到很宽慰,因为她们看到生出来的婴儿都很健康,而且男女比例相当。

当然,这种轶闻式的证据并不能证明这种药是安全的,但是它让波多黎各的医生和研究团队越来越有信心,相信他们所做的事情是正确的。

4. 广阔的市场

西尔面对着一定的难题。为一种给健康人的药物进行测试,都有哪些准则?一家公司需要做些什么,才能证明这样一种产品的安全性?一年的测试足以衡量长期的效果吗,还是需要五年、十年?

平克斯力劝杰克·西尔不要为此停滞不前。最终,这些问题是找不到答案的,因为这样的产品前无古人。所有的药物都有风险,但是眼前这种药能带来的回报将是独一无二的。这将是一种可以赚钱、改变命运、改变文化,并解决饥饿、贫困和过度拥挤这样的世界性课题的良药。平克斯还提出很重要的一点:生孩子也是一件很危险的事,特别是对那些生着病、身体虚弱或者处于饥饿中的女性而言。一种可靠的避孕药到底能拯救多少生命,实在没办法去评估,但是就算没办法评估,也要在考量这种药的风险时,考虑到这一点。数年后,同样的论点也被用在堕胎合法化上。

杰克·西尔和公司里的其他人都去过波多黎各的贫民窟。他们知道平克斯是对的,他们知道,几乎不可能用数字来衡量这种药的益处。

最后,杰克·西尔下了定论:潜在的回报大于风险。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他确实留了一手。西尔公司并没有把恩那维德当作一种避孕药,而是声称其为治疗月经失调的药物,并向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申请批准。杰克·西尔告诉公司的股东:“有传闻称,这种药或许可以在生理学领域内帮助避孕。 ”

到了1958年底,超过800名女性参与了避孕丸的测试,但是只有130人服用满一年的时间。即使按照50年代的标准,对于一个医疗测试来说,这种规模都算是小的。然而,尽管有些医生和记者提出,要批准这样一种避孕药需要花数年的时间,对数千位女性进行测试,西尔公司的高层并不想等平克斯获取更多结果后再行事。到了12月,尽管平克斯还在修改药丸的剂量和配方,西尔公司仍做好了准备,要迈出又一大步:要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他们将恩那维德作为口服避孕丸来销售。

首次批复来得即快速又简单,不过那都是因为西尔公司没有把这种药称为避孕药。现在,西尔公司希望可以躲开争议,通过补充申请,再一次速战速决。本质上,其理据是,他们发现了此药的新效用,并要求获准为之做广告,而不是从头再来,给一种新药提出申请,这是医药行业的标准流程。但是恩那维德的案例太特殊了,这种药并不能治愈疾病,也不能减缓病情或痛苦。这种药旨在改变女性的生活方式。另外,女性或许会服用这种药二十年甚至更久,没有人能够猜测到它会产生什么长期副作用,又应该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评定它的安全性。

平克斯继续坚持说,这种药是无害的,而西尔公司的科学家也表示同意。与此同时,杰克·西尔正在打他的算盘。当时,美国避孕行业的销售额为两亿美金,其中避孕套占据了一亿五千万美金,而接下来就是占了两千万美金的避孕膜和凝胶。就这样,两亿美金都流向了低级产品。避孕药有可能成为市场上超越一切产品的最大赢家。然而,西尔公司唯有抢先一步,才能获得此等巨额盈利。

(来源:界面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