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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奖杯与一盆冷水:大陆年轻作家准备好“成功”了吗?

2018-03-28 10:14:00  来源:亚太日报 【返回列表】

华语文坛的文学奖类别着实不少,近些年来国内更是涌现了不少名类繁多的新设奖项,但最终的获奖者似乎常常是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文化评论家许子东观察到,“很多评奖,尤其是新设立的奖项,为了保险起见,最终都会颁给一些比较大牌的作家。”统治文坛数十载的大咖硕果更丰,虽然其中有些人的确笔耕不辍、勤勤恳恳,但颁奖单位做出的评判往往顾虑重重,超出了作品文学性本身:“如果奖项给了新人,大牌会不高兴,即使是并列获奖,大牌也不会觉得受到了鼓励,”许子东总结说。 当今天的大部分文坛奖项仍颁发给“寻根文学”的一代,当读者们谈论“青年作家”时还会谈到1964年出生的毕飞宇(梁文道语),新一代的写作者与文学界的年轻声音是否存在着被忽视或埋没的危险?

抱着发掘和鼓励年轻作者的初衷,首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日前在京启动,该奖项设立30万奖金,寻找45岁以下的优秀小说家。奖项评委团包括作家阎连科、金宇澄、唐诺,许子东和音乐人高晓松。在启动仪式上,他们以“不悔少作”为题,谈了对这个奖项的看法和对年轻作家的期待。

初心:避免“大树”成为“小树”成长的阻碍

“在台湾的文学奖评选中,评审之间常常会形成默契,在作品写得差不多好的时候,会偏向比较弱势的作者,”台湾作家唐诺说这是因为评审会考虑到,弱势的作者拿出这样的成绩比已经成名了的作家来说更加艰难。但大陆的情况显然并非如此。

许子东曾经参加过不少评奖,比如红楼梦奖、王默人小说奖等等,他观察到,很多评奖尤其是新设立的奖项,为了保险起见,最终会颁给一些大牌作家。一方面,“前一辈作家的确有过人之处:他们从寻根文学开始,统治文坛已经有三十年。他们有很多优先条件:文革的经历、知青的背景,并且在80年代以后学习了西方的写作技巧。其中有些作家特别勤奋,每年都出新作品,因此年年都有奖可以拿。”然而另一方面,这些奖项颁给成名作家也并非完全出于对作品文学价值的考量。许子东直言,有时候奖项初设,为保权威性,颁奖单位通常认为大牌作家获奖比较安全。也有些机构会考虑说,“如果奖项给了新人,大牌会不高兴,即使是并列获奖,大牌也不会觉得受到了鼓励。”

而评论界的一片赞美之声,也某种程度上起到了为大牌作家斩获各类奖项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中国当代文学圈子里,评论界“是最不称职的”。许子东认为,当今的评论界没有批评,每个作家都有很多教授朋友,“王安忆的书还没有卖,陈思和就已经有文章在赞美了。”虽然朋友之间有私下的批评,但是纸上的评论都成为了与出版社售书相关的商业行为。

相较其他文学奖,该文学奖将参评对象限定在45岁以下,可以避免大牌作家成为吸收所有养料的“大树”,成为“小树”成长的阻碍。评奖办公室负责人梁文道这样解释奖项的根本原则:“希望能够为中国的文坛,特别是在小说这块领域,带出一些非常有潜质、有长期创作的自我预期和动力、有相当成就的作者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让更多的人欣赏他们的作品。”

少作:文学不是早熟早慧的行业

虽然“小树”可期,唐诺却在现场为年轻作家泼了一瓢冷水。在他看来,小说家在40岁、45岁以后,才慢慢走到书写的巅峰期。

唐诺身边的朱天文、朱天心、张大春都是早慧的作家,二十出头就已经名声在外。大约在二十年前,唐诺想征求几位亲友的同意,把他们的第一篇小说收集起来,出一本小说集,连宣传语都想好了:“如果你想写小说就放心写,他们曾经都把小说写成这样,你还怕什么呢?”。但张大春不肯就范,这本书就没有编出来。据唐诺回忆,张大春后来曾“威胁”过唐诺多次,如果把他的第一篇小说的名字说出来,他就跟唐诺绝交。

海外作家也常常“毁其少作”,唐诺以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为例:他的第一本诗集据他自己说是父亲花钱印的,后来,在博尔赫斯正式出版了自己的诗集之后,他拿着新诗集逐门逐户跟别人商量能否把第一本换回来,因为他“打算把它消灭”。

通过讲述这两件文坛趣事,唐诺试图告诉现场听众,文学是一个专业,因此必须经过长时间的学习和锻炼。就像练篮球、练滑板、练滑冰的人也会失败,甚至跌得满身是伤,“少作”写不好,非但不是丢脸之事,甚至可以说是理所当然。其实,“只要心思基本正确,不会因此把书写人生弄坏。用书写的形态跟自己所处的时间相处,对自己所在的世界、相处的人、面对的处境的记忆会远比不写的人要深刻。”唐诺继续说道,“当你重新思考自己生命经历里的东西,会找到接下来要去补充的东西,这是有意义的。”

正因文学需要锻炼,所以唐诺认为,小说家在40岁之后才会走到写作的巅峰期。或许有人会反对这种说法,毕竟兰波、拜伦、雪莱、普希金等诗人年纪轻轻就创作出了惊世杰作,创作巅峰在二十几岁已经到来。他解释道,诗的早熟来自于诗的唯我性,诗歌中的“我”带着的某种吞噬性适合人年轻时从身体到心理的状态。但小说中的“我”并非如此,在他眼中,小说中的“我”是一个小写的我,“必须要放在时间里,放在人群中,一样一样去发现、去感受、去获取、去证实……如果在25岁、30岁甚至35岁就自认为写出了你人生最好最重要的一部作品,除了早慧以外,也可能代表着你有一个虎头蛇尾的书写人生,这就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了。”

前路:大陆年轻作家“优渥中的局限”

在金宇澄眼中,这年轻一代作者与前辈们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是家庭里的中心,这或许会导致写作者只关心自己的问题。金宇澄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将周围的环境和长辈容纳进书写,在舞台上铺上一层一层的背景”,就不会仅仅写出上下铺或闺蜜间的故事,“景深就会不一样。”

实际上,当今大陆的年轻作家非但比前辈作家生长环境更为舒适,他们还拥有着在全世界范围内堪称优渥的书写环境。唐诺指出,虽然阅读的形式在改变,但是数量其实一直在增长,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大陆书写者的待遇或许是全世界最好的,比台湾地区和日本作家面对的出版和阅读境况都好很多。“作者不需要等米下锅,就有资格尝试比较困难的东西。”在唐诺看来,目前的问题是,“有的人书写的困难是没有故事、没有苦难,因此不得不‘在比较薄的矿坑里提炼东西’;而有的作家脑袋里有故事、有回忆,却总是局限于自身的经历。”

另一方面,唐诺还观察到,在大陆作家的书写中,集体写作比个体写作的现象要更明显。“因此,我要策略性地强调:要像一个个人一样写,不要像一个时代那样写。”他认为,作家写东北、写上海、写山东、写山西,只是换了一个地方而已。大陆有优渥的书写环境、大量的书写人口,应该出现有更复杂的、更多样的书写。当然,每个人都面临自己的书写选择,但是从集体来看,唐诺还是希望看到年轻的小说作者们“不只是呈现地域的平面的多样性,而是包括认知的纵深的多样性”。

许子东最期望从年轻作者身上看到的,是说真话的品质。在一个充满巨大谎言的时代,他认为作家要学会辨别真实、抗拒诱惑。他以自己的老师钱谷融为例,曾在上世纪50年代发表过《论文学是人学》的钱谷融,到了60年代,因《<雷雨>人物谈》一文被上海作协开会批判了67天,即便如此,他仍一字未易。1974年,知青时代的许子东写了一篇小说,投给《江西日报》,当时报纸版面很少,这篇文章一发表就是大半个版面,“如果发表的话,我在公社的地位就会彻底改变”。在政审通过、准备发表的时候,报纸给许子东提了一个意见:把对招生中断、知青下乡的批评改为相反的观点。他拒绝接受修改意见,失去了发表作品的机会,“一个人可以在很多地方说假话,在节目里,在谈恋爱的时候,在做生意的时候,但在自己的作品里,不可以明知道是假的,还去说假话,”许子东说。

除了说假话带来的利益诱惑,年轻的作者还容易遭遇影像诱惑。毕竟,相较于相对“清苦”的文学写作,影像在这个时代似乎更受欢迎,也更容易为创作者带来世俗的成功。对此,高晓松认为,好诗常常写不成歌,好的小说也常常无法拍成电影。像《百年孤独》这样伟大的文学作品,其强大的内涵常常没有办法用影像表现。“有些诗能写成歌,有些小说能拍成电影电视剧,但那都是边际效应,不是每一种艺术最核心的价值。”“现在有太多的写作者一开始在想的就不是写小说,”梁文道称,一些年轻作者告诉他,自己写的不是小说,而是IP,这令他感到吃惊。虽然新设立的这个文学奖并不反对小说跨界的可能,但本质上,梁文道说,“我们倾向找写小说的人。”

(来源:界面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