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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否应该停止聚焦作家的生活 而专注其作品?

2018-09-14 11:08:07  来源:亚太日报 【返回列表】

V·S·奈保尔几周前去世的死讯刚刚传来,上千篇悼文就马上涌来,好像要争夺他的文学地位似的。有人攻击也有人捍卫他的作品,有人批评也有人原谅他的厌女症和种族主义。这些文章让读者一直存疑的一个问题又一次出现:艺术家的性格、政治看法和伦理到底和他们的作品有多大关系? 

在奈保尔身上,似乎没有人能把他和他的作品区分开来。反性骚扰事件以来被揭发的行为不端的作者也是一样。仅在过去一周,就有好几位曾备受赞誉的作家被揭发:约翰·史坦贝克(John Steinbeck)的第二任妻子格温德林·康格·史坦贝克(Gwyn Conger Steinbeck)在最近才面世的传记中揭露了这位作家的性虐倾向和花心。霍伊塞·梅纳德(Joyce Maynard)则写到她和J·D·塞林格的经历,后者曾邀她同居,那年她18岁,他53岁。 

实用批评派(认为文字与作者或读者的想法是独立的)出现于100多年前。到了2018年,“作者之死”(death of the author)这种说法本身似乎也死了。尽管大众对奈保尔的看法多种多样,有人认为他性格的缺陷并不能影响他的作品,但他的性格缺陷永远会是人们对他评价的中心。大众无法忘记这一点,应该被决定的是这对本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遗留下来的作品会产生何种影响。 

我认为,如果某位作者的作品让他人失去了幸福乃至生命,那这样的作者值得名誉扫地。牛津大学奥里尔学院里,白人至上主义者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的雕像应该放进某家博物馆,标注好他做过的坏事,以及雕像竖起时的文化背景。美国境内许多对罗伯特·李(Robert E Lee)的致敬也是一样。但书本和雕像又不一样,一则故事并不是对作者本人的致敬或庆祝。我想要寻找的,是一个能够正确表达作者及其作品之间关系的比喻。书本是否是作者的孩子,因此与父母本人的缺点无关?还是作者的投影,代表作者的行为和性格?当然这两种类比都不算正确,我仍然在寻找一种在这两种极端之间的类比。奈保尔比我早出生了50多年,那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时代,但仍然与我的时代有所重合。我认为他的许多观点都令人讨厌,或者非常搞笑,也可能两者兼有。他的厌女症和对待女性的做法也同样令人作呕。但我同样可以如此评价狄更斯。他也是个好色之徒,在印度1857年大叛乱后宣称:“我真希望我是印度总司令,我会竭尽全力消灭这个种族,让它从地球上消失。”但他仍然是一位慈祥和蔼的作家,是发明了圣诞节的国宝级作家,我也仍然欣赏狄更斯的小说。我们怎么能接受这样的作家,却无法接受有着类似行为的其他作家? 

是不是有一个特定的历史时间点,从那时起我们才开始关注作者的政治观点、行为和伦理道德?如果如此,那这个时间点一定在狄更斯死后。艾兹拉·庞德是法西斯主义者,巴勃罗·聂鲁达是强奸犯,菲利普·拉金是反犹太主义者……我们开始意识到这些事实,以及它们对阅读产生的影响。但是,我们现在也许已经越过了那条历史红线,翻起了早已逝世的作者们的旧账。艾米丽·勃朗特最近被批评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总的来说,男性作者因为性犯罪和顽固的性格被指控,而女性作者则被指责不够有魅力。 

画家乔治·瑞奇蒙(George Richmond)笔下的伊丽莎白·盖斯凯尔(Elizabeth Gaskell)图片来源:Alamy

如果连艾米丽·勃朗特都能成为被批评的目标,那我不得不承认,我最喜欢的维多利亚小说家伊丽莎白·盖斯凯尔也应该接受批评。她一生都致力于社会改革,作品充满同情地描绘那些受到维多利亚社会压迫的角色,以至于她的两位朋友不得不烧掉她的书。她深深担忧周围人的生活,同时也喜爱散播谣言,且极为保守。她在写给乔治·艾略特的信中粗鲁无理,因为那时后者和已婚的乔治·亨利·刘易斯的婚外情是街头巷尾的笑料。1859年,大众得知《亚当·贝德》和《文学生活场景》(Scenes from Clerical Life)实际是乔治·艾略特的作品后,盖斯凯尔致信艾略特表达她的崇拜,但在这份几乎可以等同于粉丝信件的文字中,盖斯凯尔也没有隐藏她的指责。“如果我没有说,希望你考虑一下刘易斯妻子的感受,那我这封信就不够真诚,”她写道。盖斯凯尔并没有把她对艾略特作品的评价与对作者本人性格的评价区分开来。 

我曾写过一本书《盖斯凯尔与我》(Mrs Gaskell and Me),在阅读她的作品时,我也完全接受她在作品中融入个人生活的手法。尽管我喜欢她的小说,但直到我通读她的信件往来后,才真正迷上她。她的信件八卦但又充满智慧,对各种乐趣充满热情,展示了她本人的缺陷和弱点。之后在我的想象中,她成为了一位值得人们热爱的独特作家。我对她的兴趣不止在她的作品中,更在她的人品中。我开始把她当作我的朋友,让我产生更为亲近之感。  

所以,如果把作者本人和她的作品放在同一个高度,意味着我无法忽略她的缺陷,也无法忽略我自己的生活在维多利亚的标准下比艾略特更容易引起公愤的事实。最近,在我自己作品的一次读书会上,一位读者问我,盖斯凯尔会如何评价当下的反性骚扰行动。我完全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因为答案并不会让她满意,也肯定会模棱两可,引起更多的不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让盖斯凯尔脱离她的时代来评价当下的问题,并不是一个公平的举动。 

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疑问要多于能给出的答案。我能回答的只是我脑海中构想的那个盖斯凯尔可能给出的答案:我们应该像对待身边的人那样,去对待我们喜爱的作者,也就是说,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权衡他们的优缺点,考虑时代的背景和其他因素。作者本人的生活永远不会完全和他们的作品分开,如果我们能够接受这一点,那么也应该接受因此带来的种种怪异、不适和复杂。

(来源:界面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