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四年的北京大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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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一九二四年年末,北京下了一场鹅毛大雪。雪后,徐志摩写了一首著名的诗《雪花的快乐》,表达他和陆小曼热恋中的甜蜜;鲁迅也在《语丝》上发表了散文诗《雪》,“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冷峻地用雪指向知堂的“苦雨”;当时沈从文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北漂”,郁达夫冒雪去看他,请他吃饭,并把他介绍给徐志摩,这是沈从文文学生涯的转折点……

一九二四年的北京大雪

一九二四年末的北京很冷,清华学堂教务长张彭春在十二月三十日的日记里,写下了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小诗:

电影《邪不压正》中北平的雪后(来源:douban.com)

大雪纷纷扬扬落下,持续了一天一夜,北京一派银装素裹。张彭春赞美雪的纯美,并借大雪之口说出“你必须写”。但十八岁就出国留洋的张彭春其实并不擅长中文诗歌创作,在他的日记《日程草案》里,他时常痛恨自己不能娴熟驾驭文字,以至于在清华任职期间,其改革观念因为不擅记录、发表而“被人剽窃”。一般书信、公文尚且令他为难,更遑论创作诗歌。所以,这首勉强押韵的四句小诗写得直白,甚至显得有些戏谑。大雪要求“你必须写”的“你”,恐怕不是张彭春对自己的指称,而是另有所指。

1、认清方向的志摩君

年末岁尾,张彭春依然忙碌得很。十二月十六日,同学胡适生日,张彭春前往贺寿。日记载,他当晚“宿石虎胡同”。石虎胡同七号的好春轩,即是挚友徐志摩在北京的住处。廿二日,回天津,见丁文江,商谈清华校事。次日,见清华校长曹云祥。廿五日,访前校长周诒春。廿七日下午,陈独秀组织“年终俱乐会”,张彭春因事未能出席,错过了“与校人联络的机会”。到了十二月廿八日,“志摩请午饭”。

张彭春全家与亲友,右一张彭春、右三张彭春夫人、右四次女张新月,左三长女张明珉。1956年于纽约(来源:blog.sina.com.cn)

在张彭春年底访见的朋友中,徐志摩与他最为要好,仅一九二四年末,他们已经聚会两三次了。后来,在徐志摩与陆小曼热恋时,有次徐志摩拜访张伯苓、张彭春兄弟,忽然要找纸和笔来写信。张伯苓问他写给谁,徐志摩答曰:“不相干的人。”张彭春却了然在怀,打趣道:“顶相干的!”待徐志摩与陆小曼筹备婚礼时,想邀请老师梁启超担任证婚人,还是张彭春去找梁启超说情,梁才勉强答应出席。张、徐二人惺惺相惜,亲密程度可见一斑。

张彭春对徐志摩话里有话的调笑,与日记里把大雪拟人化的幽默如出一辙,让人不禁联想,张彭春是否因为频繁与志摩君见面而受到鼓励尝试写诗。徐志摩也的确创作过与雪有关的诗歌,即是那首著名的《雪花的快乐》:

……徐志摩仿佛化身那一朵雪花,自由、飘逸,在半空中寻找自己的方向。《雪花的快乐》写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三十日,发表于次年一月十七日的《现代评论》。果然,正是张彭春日记里所记的十二月三十日那场雪。用徐志摩自己的话,他胸中的诗情“不分方向地乱冲”,如同最早写诗那半年一样,徐志摩感受到一种伟大力量的震撼,“意念都在指头间散作缤纷的花雨”,“绝无依傍,也不知顾虑”(徐志摩:《〈猛虎集〉序》)。可以想见,张彭春与徐志摩聚在一处共同赏雪,张彭春见证了徐君诗兴大发,也促成了徐志摩诗中“最完美的一首诗”(朱湘:《评徐君〈志摩的诗〉》)。

《徐志摩和他同时代的人》最终线稿。高小华作(来源:sohu.com)

英国留学归来的徐志摩,与美国博士毕业的张彭春志趣相投,共同组织成立了日后红极一时的文艺社团“新月社”。“新月社”的得名,其实来自张彭春的提议。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日,张彭春二女儿出生,他因极崇拜印度诗人泰戈尔,并且当时正筹备泰戈尔访华事宜,便用泰翁诗集《新月集》之名,为女儿取名“新月”。这名字寄托了张彭春对新生儿的期待,也及时地宽慰了他因大女儿明明在归国途中生病、落下后遗症的终身遗憾。张彭春又将“新月”这个名字,推荐给徐志摩等聚餐会成员,大家欣然接受。徐志摩进一步阐述“新月”的寓意——“虽则不是一个怎样有力的象征,但它那纤弱的一弯分明暗示着、怀抱着未来的圆满。”(徐志摩:《新月的态度》)的确,回国不久的徐志摩此时也正在寻找自己的方向,他希望集合一些“对于文艺有兴趣”、志同道合的朋友,组成社团,“每两星期聚会一次”,使成员之间得以“互相鼓励”。这便是新月社的前身。

一九二四年,泰戈尔访华,新月社排演诗剧《齐德拉》。张彭春任导演,徐志摩是主演之一,交往密切。作为美国克拉克大学的校友,张彭春从徐志摩身上“觉出一种特别的力量涌出来”,每每见面总被他宽厚温雅的人格魅力鼓舞。徐志摩也十分珍视其与张彭春的情谊,他说自己对于话剧只是一介摇旗呐喊的小兵,真正在行的,“只有张仲述(彭春)一个”。后来,张彭春为陪同梅兰芳访美、出国讲学做准备。徐志摩得知,取书以赠,并记下了一些交往点滴以及由此而起的“伤离别”:

1924年泰戈尔(中排右)与徐志摩(前排右二)、张彭春(前排右一)(来源:sohu.com)

两人畅谈通宵达旦,至晨起出户时,“冰雪嶙峋,辄与相视而笑”,此情此景,不足为外人道也,却真令两位知心人难以忘怀。

2、“坚硬灿烂”的鲁迅先生

一九二四年观看新月社《齐德拉》演出的鲁迅先生对剧作者泰戈尔访华颇有微词,对于主事者徐志摩也并不欣赏。他在《集外集序言》里明说:“我更不喜欢徐志摩那样的诗,而他偏爱各处投稿,《语丝》一出版,他就马上来了,有人赞成他,登了出来,我就做了一篇杂感,和他开一通玩笑,使他不能来。”

有趣的是,与徐志摩《雪花的快乐》差不多同时,鲁迅于一九二五年一月十八日创作了散文诗《雪》,并发表在一月二十六日的《语丝》上。据曾任晚清军机大臣的那桐的日记,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三十日,北京下起大雪,“卯刻落雪至午刻止,天仍阴,入夜大雪至天明止”。此前的十二月十七日,只有早上飘了一丝“微雪”,不符合鲁迅笔下所谓“朔方的雪”。此后两个月间,北京均“晴和”,未再降雪。也就是说,鲁迅和徐志摩诗中所写的,均是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三十日那场雪。

电影《邪不压正》中北平大雪(来源:douban.com)

同月发表的这两首诗歌,有着根本性的差异。如果说徐志摩《雪花的快乐》是具象的、浪漫的、无所顾忌的,那么鲁迅的《雪》则是抽象的、冷峻的、意有所指的。虽则都是对于生命的思考,却透露着作者迥异的艺术特点和审美风格,从中可见二人此后“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内在根由。

查《鲁迅日记》一九二五年一月十六日记:“夜赴女师校同乐会。”除了自然气象意义上的大雪,这次同乐会也成为鲁迅创作《雪》的动因之一(李哲:《“雨雪之辩”与精神重生——鲁迅〈雪〉笺释》)。这天是周作人四十岁生日,周作人到女师大参加“同乐会”。而鲁迅同日亦赴“同乐会”,失和的兄弟二人极有可能在会场尴尬地见了一面。待一月十八日(农历小年),为周作人庆生的孙伏园等人又去鲁迅家中拜访。同日晚间,诸友散去,鲁迅便写下了“野草之八”——《雪》。

鲁迅与周作人(来源:cul.qq.com)

在对“雪”的凝视中,鲁迅保持一贯的横眉冷对的风格,拿“雪”与“雨”做对比。联系到周作人曾写过散文《苦雨》、把“苦雨”题为书斋名,自称“苦雨翁”,并被时人誉为“博识”,而这些恰恰都在《雪》中出现了,就不难理解鲁迅笔下雨雪之间的比照、较量,正是周作人与鲁迅人格差异的折射。雪冰冷、坚硬、孤独,却也灿烂。鲁迅不留情面地写道,“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笔笔诛心,掷地有声。

鲁迅的怒视不无道理,也包含着对混乱时局的忧思。这场大雪的第二天,重病缠身的孙中山北上,重申了《入京宣言》中宣称的“救国论”,而具体手段则是与“老敌人”段祺瑞合作——他乐观地把段祺瑞当作反对袁世凯称帝的爱国军人。以后见之明来看,这个策略注定会失败。两个多月后,孙中山逝世,段祺瑞召开善后会议,目的是争取包括军阀、政客、文人在内的各界支持,存续北洋军阀的统治寿命。此时的中国,军阀走马灯一般地轮流登场,任何一派都无法弥合派系之间的利益冲突,更无力统一全国。北京将落入谁手,中华又将何去何从,成为飘零时代里知识分子内心的困局。

3、“北漂”青年沈从文

寻找方向的,还有从湘西走来的沈从文。他化名休芸芸,在《晨报副刊》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我坐在这不可收拾的破烂命运之舟上,竟想不出法去做一次一年以上的固定生活。我成了一张小而无根的浮萍,风如何吹——风的去处,便是我的去处。”(沈从文:《一封未曾付邮的信》)

休芸芸(沈从文化名)《一封未曾付邮的信》(部分),载《晨报副刊》1924年12月24日(来源:cnbksy.com)

一九二三年,二十一岁的文学青年沈从文从湘西来到北京,希望能考取大学。不难想象,仅有小学文化程度的沈从文会在求学路上遭遇什么。他坚持创作,并把作品寄给当时的主流报刊,在穷困潦倒中等待着被发现。努力过后,沈从文报考清华、燕京大学等院校都失败了,好不容易被中法大学录取,却最终因为交不起每月二十八元的膳宿费而未能入读。沈从文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北漂”。

沈从文不得已给素未谋面的郁达夫写了一封求助信。这位文坛前辈甫一登场,就被认为用小说创造了一个“完全特殊的世界”,“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郭沫若:《论郁达夫》)。一九二四年冬,郁达夫冒着大雪,去沈从文的“窄而霉小斋”看他。寒冬腊月,沈从文还穿着单衣,见此情景,郁达夫抖了抖自己羊毛围巾上的雪片,给沈从文戴上。又请他吃饭,把结账找回的三元二毛钱留给沈从文。雪中送炭的温暖,让沉在深渊谷底的沈从文看到了希望。

郁达夫《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载《晨报副刊》1924年11月16日(来源:cnbksy.com)

正如沈从文没有想到郁达夫的“雪日造访”,令他同样意想不到的是,郁达夫在见面后,竟专为沈从文写了篇鸣不平的“檄文”。这篇《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亦刊登在《晨报副刊》上,一经发表就引起社会强烈反响,也彻底改变了沈从文的命运。

郁达夫随即介绍《晨报副刊》的编辑,为沈从文提供发表习作的机会。他还引荐沈从文与自己杭州府中学校的老同学徐志摩相识。一九二五年,徐志摩应陈博生、黄子美之邀,正式担任《晨报副刊》的主编,开辟新月社的又一阵地。沈从文这一时期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的文章多达五十余篇,尤其在第五十期(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上一连发表了《市集》《水车》《玫瑰九妹》等六篇作品。主编徐志摩特别在《市集》后写了一段欣赏语,表达对沈从文的推崇和赏识。

郁达夫与沈从文(来源:sohu.com)

沈从文走上了文坛,虽然起步时经历了穷苦潦倒,却在一九二四年那场雪之后,因郁达夫、徐志摩的鼎力相助成功“突围”。然而,在其后的一系列论争中,不论是鲁迅以“第三种人”为由将沈作排斥在“中国新文学大系”之外,还是三十年代众人批判他“不写阶级斗争”“缺乏爱憎分明的立场”,以及抗战时期与左翼作家关系恶化,沈从文几乎每一次都站在了对立方向,被列为批判对象。

沈从文围绕在徐志摩周围,却未曾加入新月社。一九三一年,徐志摩乘坐的飞机失事,灵柩暂厝于济南福缘庵。沈从文闻讯立即前往,为年仅三十六岁的徐志摩送行。随后几个月间,沈从文多次致信胡适,商量如何处理徐志摩的生前资料,后来又一再写文章缅怀这位“没有一个别的师友能够代替”(沈从文:《友情》)的天才诗人。此是后话。

一九二四年的大雪,映照了当时几位年轻人不同的文艺观和方向感。在《雪花的快乐》发表后的第三年,徐志摩写下同样著名的《我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显然与此前飞扬、潇洒的形象不同,似乎也有些“坚硬”和“孤独”。原本可以“先不问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徐志摩:《新月的态度》)的平静被打破,正预示着飘摇年代的风向瞬息变换,各种“主义”此消彼长。不过,激荡年代里的文人们,从“时代的破烂”里规复人生的尊严与方向,靠着从生命内核里供给的信仰、忍耐,抱团取暖,或者踽踽独行。

《新月的态度》(原载《现代评论》第1卷第6期)正文前所引英文诗句,分别为“上帝说,要有光,于是便有了光”——《圣经》;“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雪莱(来源:cnbks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