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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世界经济呈现“一好一稳”、“一现一高”态势，表面“繁荣靓丽”，实则“暗流涌动”。
一是发达经济体总体走“好”，经济增长普遍强于预期。在私人消费支出上涨、固定资产投资回升、企业盈利能力改善以及“特朗普新政”等多重利好因素驱动下，2017年以来美国经济保持较快增长，一、二、三季度GDP环比折年率分别达1.2%、3.1%、3.0%，连续两个季度达到3%的增速，消费、投资、进出口增长均好于市场预期。欧元区经济延续稳健增长势头，一、二、三季度GDP环比分别增长0.5%、0.6%、0.6%，9月失业率降至2009年1月以来最低，10月经济景气指数达2001年以来最高水平。在“安倍经济学”不断刺激下，日本经济已出现明显起色，一、二季度GDP环比分别增长0.4%、0.6%，通缩、失业、债务等情况均有所好转。
二是新兴经济体普遍企“稳”，内忧外困局面得到改善。在外部需求总体向好和内部改革持续推进共同作用下，2017年以来多数新兴经济体内生增长动力趋于增强，逐步摆脱持续多年的低迷状态。俄罗斯、巴西、南非经济显著回暖，二季度GDP同比分别增长2.5%、0.3%、1.1%，较一季度上升2个、0.65个、0.1个百分点，均超出市场预期。受废钞令和GST税改冲击，近来印度经济增长动能有所减弱，二季度GDP同比增长5.7%，较一季度回落0.4个百分点，但考虑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疲软和莫迪政府推进改革强劲势头，预计2018-2019财年印度经济将重回扩张轨道。
三是金融市场风险趋于显“现”，资产价格动荡或难以避免。虽然美联储已明确宣布渐进式缩表和持续加息相关计划，但在实体经济依旧脆弱的背景下，预计全球主要经济体调控政策将在巩固复苏和预防通胀中反复徘徊，预期分歧、利差扩大则会进一步加剧全球金融市场风险。全球股市不断走高，交易量却日益减少。10月美道琼斯工业指数、日经指数、英富时100指数、德DAX指数等纷纷触及纪录高位，而同期投资者交易量却出现了较大幅度下降，显示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已发生较大背离。全球流动性拐点或已到来，利率水平上行将成趋势。随着美联储、加央行、英央行不断加息，全球货币政策边际性趋紧态势明显，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流动性盛宴正接近尾声，持续低利率时代面临终结，11月初美国10年初国债收益率曾一度逼近4%的历史高位。
四是全球债务规模创历史新“高”，潜在违约隐患不容忽视。近年来，全球债务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负债率不断攀高，政府债、非金融企业债、无资产抵押家庭和个人债等都进入了快速上升通道。国际金融协会报告统计，过去十年全球债务规模增加50万亿美元以上，到目前已累计达226万亿美元，占世界GDP总值的324%，按总人口70亿人计算，全球平均每人负债达3.2万美元。在主要央行渐次退出宽松货币政策之际，债务水平的居高不下势必将触发各国去杠杆警报，使短期债务偿付压力加重，并冲击金融体系稳定性，进而降低经济增长的长期中枢水平。若爆发大规模的债务违约事件，不仅会造成全球性的投资消费萎缩，严重的甚至可能演变成国际金融危机。
总的看，虽然今年全球经济复苏超出市场预期，但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仍然突出，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在新一轮技术革命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且劳动生产率难有较快提升的大背景下，金融市场的“黑天鹅”隐患和全球债务的“灰犀牛”事件将成为拖累2018年全球经济增长的“两大风险源”。此外，还需高度关注“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思潮抬头、部分大宗商品价格重心下降、跨国资本大规模无序流动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威胁上升等四大问题对2018年世界经济稳定和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可能带来的极大不确定性。
2018年世界经济走势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从挑战角度看，一是爆发国内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挑战。全球金融资产价格的大幅上升并未带来实体经济基础的持续巩固，若主要经济体未能灵活把握好调控政策的方向和着力点，蕴含的泡沫破灭风险极有可能通过利率、汇率和大宗商品价格等渠道对我国金融市场造成冲击。研究发现，过去我国三大股市与美国纳斯达克的关联性达60%-70%，一旦美股出现大幅震荡，将引发国内资本市场“羊群效应”，当前“慢牛”格局可能出现逆转。与此同时，还需特别警惕“明斯基时刻”可能带来的剧烈调整，若不对“僵尸企业”滋生的债务违约风险、影子银行和担保委托等表外业务蕴含的流动性风险以及企业和居民高杠杆率内生的信用风险加以重点防范，可能酿造难以估量的经济损失。
二是国内资本大规模外流的挑战。美欧日等发达国家收紧货币政策势必导致全球资本流向逆转，我国面临的短期资本流出压力骤然上升，今年前三季度资本和金融账户逆差371亿美元，其中有我国主动扩大对外投资的因素，也有外国投资者对中国经济信心下滑的原因，也是美联储加息、缩表和美元升值预期的市场反应。若中美利差出现趋势性收窄，我国恐面临更为严峻的短期资本流出压力，势必会加大2018年我国货币政策调控压力和实施难度，并通过利率水平抬升和资产价格膨胀等渠道制约实体经济良序发展。
三是产业升级面临“东西夹击”的挑战。一方面，东南亚、南亚等新兴市场国家借鉴我国改革开放成功经验，通过税收优惠、超国民待遇和综合成本优势，吸引承接大量国际产能转移，对我国中低端制造业形成了分流。另一方面，美欧等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完备的市场体系、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和优越的制度环境，大力实施“再工业化”战略以吸引高端制造业回流。对比两者，近年来我国传统制造业的综合性优势有所下降，若不能在短期内培育出基于全球价值链的核心竞争力，未来必将承受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从机遇角度看，一是获取国际优质资源的机遇。我国作为主要能源资源需求国，大宗商品国际市场价格增速回落，提供给了以较低代价获取石油等战略资源并降低国内实体经济生产成本的大好机会。从目前形势看，影响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的决定性因素还在于美欧等国地缘政治斗争需要，考虑到进一步施压俄罗斯以及美元加息升值等因素，预计2018年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的可能性较小，客观上为我国提高能源保障裕度并提升进口资源权益量提供了契机。
二是扩大海外投资布局的机遇。受限于持续高企的政府债务规模，近年来美欧等发达国家通过折价出售资产来筹集资金，其人力、资本、土地、设施等要素相对廉价，为我国企业实施兼并收购获取优秀品牌、先进技术和一流营销服务，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重塑新型比较优势继而实现质量赶超提供了难得机遇。发展中国家经济稳中向好，基础设施等行业投资前景看好，为我国企业发挥资金、技术、装备、规模和管理优势，带动相关行业出口并促进产能合作提供了新机会。
三是提升国际话语权的机遇。美欧等发达经济体对经济全球化的态度转向消极，势必会使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倚重上升，加上新兴市场国家对现行国际治理架构变革呼声高涨，客观上为我国输出互利共赢丝路精神、“和而不同”权力观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等“中国方案”提供了更广空间。同时，在传统全球化模式受阻的背景下，我国可以在APEC、G20等多边合作机制中积极作为，着力增强在全球性和区域性规则体系制定中的“中国声音”，并以此为基础渐进推动国际贸易投资规则重构。
统筹国际国内政策措施的考虑
从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出发，准确判断、精准施策、乘势而为、长短结合、趋利避害，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既要着力研判外部风险，也要防范外部风险与国内矛盾相互交织，短期问题与长期隐患相互叠加，抵御好各种可能的干扰和冲击，确保国家经济金融安全；也要积极进取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国际经贸规则制定，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带动我国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和创新链，不断壮大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主动营造有利于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发展的外部环境，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夯实基础。相关政策措施考虑如下：
一是以构建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为重点，全面提升对外贸易发展水平。顺应全球经济贸易投资新变化新特征和我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格局新要求，实施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跨境投资和对外贸易“双线融合”发展战略，全面释放贸易与贸易、贸易与投资间“互补互促”协同效应，以产品、技术、标准、服务“四大优势”输出为核心，全力集成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巩固延长红利优势，鼓励产业转出地与转入地共建产业园区，创新风险责任分担、权益利益共享合作机制。加快发展高附加值一般贸易产业，逐步减少对单纯来料加工的“路径依赖”。配合“一带一路”建设，细分行业实施分类指导，有序推进优势产业（如高铁、核电等）和富余优质产能（如钢铁、有色金属等）向境外转移，与国内产业转型升级相互联动响应，以资源要素优化配置为动力推动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加大中国自主研发、拥有核心技术品牌产品海外推介力度，提升中国产品的品牌附加值。支持企业参与国际行业标准制定，推动我国技术标准在不同国家推广应用。坚持鼓励创新、包容审慎原则，支持跨境电子商务、市场采购贸易、外贸综合服务等新型贸易业态健康发展，推动形成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产业集群。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逐步完善监管制度、服务体系和政策框架，营造稳定公平、法治化、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二是以完善优化开发开放布局、有序推进对外投资合作为重点，贯彻落实好“一带一路”重大倡议。抓住当前“一带一路”建设良机，聚焦重点方向、重点国别和重点领域，围绕“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扎实开展工作，持续讲好新时代“丝绸之路”新故事。其一，以现有合作机制为基础，在周边方向优选重点国别，快速引入市场力量，趁热打铁、精耕细作、厚植优势，实施一批具有影响力的产能合作项目，打造若干示范园区和示范基地。其二，突出重点区域和重点项目，大力推进中老铁路、雅万高铁、中泰铁路、匈塞铁路、中欧陆海快线等重大关键项目建设，打造成功样本，稳扎稳打抓落实、步步为营谋发展，带动我国装备、技术、标准“走出去”。其三，积极投资境外先进技术和重要资源，支持企业并购具有核心技术、关键专利、知名品牌的国外企业，推进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提高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加强与重点资源国的合作，以互利共赢为出发点，形成利益共同体。
三是以提高全球经济治理话语权和影响力为重点，着力打造“两大平台”。面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革，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协调，着力提高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感召力和塑造力，切实保障我国国家利益。一方面，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积极主动参与国际经济贸易金融新规则制定。近期，将中美、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以及RCEP扩容升级作为推进重点，同时推动相关方就亚太自贸区（FTAAP）谈判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尽快形成共识，并将其作为推动全球化进程的新载体和我国深度参与引领全球化发展方向的新平台。积极参与网络、极地、深海、天空等领域国际规则制定，积极推进打造“冰上丝绸之路”，向全球公共空间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另一方面，发挥好亚投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以我为主的新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作用，促进“一带一路”倡议与其他经济体政策深度对接。加快建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建立面向中亚国家，有效、长期、稳定的融资平台。以“一带一路”倡议为统领，以我国认同、具备能力优势且契合我国自身发展需要的领域为突破口，逐步增加投入、体现大国担当，引导国际秩序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与时俱进，向更加开放、均衡、包容、共享和与我有利的方向变革。
四是以重点领域风险防控为重点，积极应对外部经济金融不确定性冲击。必须高度重视国际金融市场“黑天鹅”隐患和全球债务扩张“灰犀牛”事件可能积累的重大风险，未雨绸缪加以防范。其一，强化对美欧日等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预研，深入评估当前非常规货币政策“退出”可能给我国跨境资本流动可能带来的冲击形势和规模，做好应对方案。央行货币政策要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将货币、资本、外汇、保险以及跨境交易统一纳入监管框架，更加强调统一监管、责任监管、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其二，切实防范资本市场风险和信贷违约风险，重点发挥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合理引导社会舆论和市场预期。当前，需加快提升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同时，统筹运用各种措施,抓好非现场监管，着力提升金融监管穿透力和威慑力。其三，稳步有序推进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适时适度扩大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及时释放压力和风险。
（来源：国宏高端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