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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日報訊】真正引發亞洲價值觀爭論的並非是其經濟學意義上的解釋能力，而是東西方之間的政治衝突。當學者們在為東亞地區的經濟發展尋求文化解釋的同時，這一地區的學者和政治領袖面臨一個更大的問題，即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為東亞地區尋求文化和政治上的定位。經濟發展方面的成就給東亞地區帶來了自信。
但是，僅僅用儒家文化來解釋是不夠的，東亞的經濟起飛也得益於西方尤其是美國的投資、技術和市場開放，得益於一個正在形成的全球化的制度體系。在全球化過程中，東亞地區在經濟增長方面獲得了很大的好處，但是在文化和政治合法性方面卻面臨巨大的挑戰和壓力。全球化在東亞地區被廣泛理解為“西方化”或者是“美國化”。全球化所導致的不只是投資和貿易方面的變化，而且也是文化價值觀、社會組織和政治模式的巨大變化。西方的市場制度、個人主義的生活方式和自由民主主義的政治模式在全球擴散，被當作是具有普世價值的東西。東亞地區在學習西方的經濟制度方面保持相當開放的態度，但是在政治體制和文化價值觀方面則有諸多的保留甚至抵制。在亞洲的決策者看來，這個經濟開放和政治保守的特徵正是亞洲成功的關鍵。
亞洲領袖李光耀和韓國前總統金大中對“亞洲價值觀”持有全然不同的看法。
這是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關於“亞洲價值觀”爭論的由來。可以說，當代全球化給亞洲的政治秩序所帶來的威脅是亞洲價值觀提出的一個重要政治背景。不過，應當注意兩點。第一，宣導亞洲價值觀的人在政治理念和文化社會背景方面並不全然相同。新加坡的李光耀被視為是亞洲價值觀的積極提倡者。李光耀當然被視為是海外華人。但同樣是亞洲價值觀的積極宣導者的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蒂爾則信仰伊斯蘭教。第二，亞洲領袖對“亞洲價值觀”持有全然不同的看法。例如，李光耀和韓國前總統金大中就持相反的看法。前者積極提倡，後者否認亞洲價值觀的存在。當然，這背後的理由並不難理解。金大中一生反對獨裁，爭取民主，自然不能接受經常被誤解為反民主的亞洲價值觀。
儘管關於什麼是“亞洲價值觀”有待取得共識，但是大多數人都會同意，任何一個經濟、社會和政治模式都有著它的歷史文化根源，因而都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用西方文化來同化和取代東亞地區的文化會帶來嚴重的社會後果，包括家庭解體、社區衰落、犯罪率上升和社會衝突加劇，所以東亞地區需要捍衛自己的文化和對此文化的認同。
在很大程度上，亞洲價值觀的爭論是一場對東亞地區的歷史和文化的再發掘和解釋，使得更多的人們意識到基於儒家價值觀之上的亞洲價值觀是如何有助於本區域的經濟和政治發展。一般而言，亞洲價值觀強調家庭，尊重權威（家長、老師和政府），強調群體的經濟社會利益而不是個人的自由和權利，重視社會穩定，依靠達成共識而不是通過對抗解決問題，強調政府的責任和對社會進行干預的權力。
很明顯，直到今天，亞洲價值觀仍然是一個建構中的概念，它所依賴的歷史和文化本身是變動的，可以做多方面解釋的。雖然儒家思想被當作是建構亞洲價值觀的重要基石，但是有學者指出儒家文化在不同的社會階層之間以不同的方式存在著，不同時期對孔子和儒家思想的解釋也有差異，而且在中國大陸以外的儒家文化也有各自的特色，所以對儒家價值觀的解釋應該是開放和包容的。一個經常被討論的例子是歷史上的儒家精英對經商相當鄙視，這樣一種價值取向非常不利於培育企業家精神，可以說是一種非常保守的意識形態。但同時，普通華人家庭由於各種原因需要孩子經商，以獲得額外收入來源，和保守的儒家精英相反，這些從事商業活動的普通民眾往往敢於承擔風險，展現出勇於嘗試的創業精神，並且他們萬一失敗，還有家庭可以作為最後的依靠。所以對於普通民眾來說，家庭成了鼓勵冒險和創新的保障。顯然，任何關於儒家價值觀的討論不能只停留在儒家經典，還要關注儒家文化如何體現在日常生活之中。
不同時期對孔子和儒家思想的解釋也有差異，所以對儒家價值觀的解釋應該是開放和包容的。
東南亞地區的馬來西亞、新加坡還有印尼在20世紀90年代對亞洲價值觀表示出了相當大的興趣。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提倡亞洲價值觀是因為這兩個國家都是多元種族和宗教的社會，亞洲價值觀的概念可以包容馬來人的伊斯蘭教、華人的儒家文化和印度族的印度教，所以既可以在不同的宗教和種族之間創造一個共同的價值觀，也可形成一個新的意識形態用來抵禦西方的文化侵蝕。在其他地方，例如日本、印尼以及印度，亞洲價值觀的提法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回應。
亞洲價值觀從一開始提出就飽受批評，批評不僅來自於西方，也來自於本區域內的一些學者和政治領導人。批評者不僅質疑是否存在一套所謂的亞洲價值觀，更從政治的角度來理解亞洲價值觀後面的動機。亞洲價值觀往往被理解為一個反對自由民主、維護權威政治的手段。在提倡亞洲價值觀的背後是以一種落後的甚至不存在的意識形態來壓制具有普世價值的民主、人權和言論自由。面對種種指責，亞洲價值觀的宣導者常常發現他們處於一個艱難的被動辯護的境地，他們的努力甚至在區域內都得不到普遍的認可和強有力的支持。
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衝擊了亞洲的經濟，導致了蘇哈托政權的垮臺，對亞洲價值觀的宣導者也是一個沉重的打擊。西方的批評者認為，如果存在亞洲價值觀，而亞洲價值觀是東亞經濟奇跡的文化基礎的話，那麼它也應該為亞洲金融危機負責。亞洲價值觀或者亞洲傳統中的任人唯親、裙帶關係和腐敗根深蒂固，亞洲金融危機深刻地暴露了這些問題，使得為亞洲價值觀的辯護更加困難。此後的很長一段時間，關於亞洲價值觀的辯論趨於衰落。
＊本文摘自《中國崛起——重估亞洲價值觀》一書有刪節，經東方出版社授權發佈。本書已在全國各大書店及當當、京東、亞馬遜等網店全面上市。本文作者系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微信ID：IPP-REVIEW）學術委員會主席鄭永年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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