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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是中国历史上一本古老的奇书。全书仅31000字，却记载了40个方国、550座山、300条水道、100多个历史人物和400多种怪兽，地理、神话、宗教、民族、动物、植物、矿产，天南地北，包罗万象，被视为中国上古社会的百科全书。
山海经中所描绘的地理布局
该书以丰富的幻想和狂荡的夸张而被视为“古今语怪之祖”。可使人“上下于天”的“建木”、“可以不死”的三脸一臂之人、能够制造“不死药”的巫山人，凭借所造“飞车”在空中往来的国度……奇诡、怪诞、夸张的笔调，令人一度只能将其当作神话故事，但是，偏偏书中记载的很多内容，却又能得到考古发现的验证。
1986年7月至9月，上千件精美文物在四川广汉三星堆横空出世。人们惊奇地发现，三星堆出土的文物，竟然是如此的陌生：高2.62米的青铜大立人、宽1.38米的青铜面具、高达3.95米的青铜神树，凸出的“纵目”眼柱和蒲扇般的巨耳，让人惊叹于古蜀先民奇幻的想象力和独特的艺术表现。
三星堆文明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史书没有明确的记载，但人们却在上古奇书《山海经》中发现了踪迹。
三星堆青铜面具
三星堆有大量的太阳崇拜，与《山海经》的记载相吻合。《大荒东经》载：“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海外东经》载：“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据考证，成都金沙遗址应该是三星堆遗址的延续，这里出土的“太阳神鸟”金箔，也明显的代表了一种太阳崇拜。
《山海经》所描述的"都广之野"据说是天地的中心，传说“建木”是沟通天地人神的桥梁。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上，有枝叶、花卉、果实、飞禽、走兽、悬龙、神铃等，专家认为，这种神树的原型可能就是建木。三星堆中出现的直目人，在山海经中也有记载，《山海经·大荒北经》：“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
事实上，据专家们考证，《山海经》一书，最初应该就是古蜀先民的作品。在先秦时期，华夏民族各方国都整理出各自的地域文化代表典籍，如邹鲁有六艺，齐有五官技，楚有三坟、五典，“巴蜀之地也当有它自己的书，《山海经》就可能是巴蜀地域所流传的代表巴蜀文化的古籍”（蒙文通：《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见《巴蜀古史论述》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
《山海经·海内经》中有个都广之野，“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灵寿实华，草木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处。”蜀人左言，今天的四川方言中还有“鸡公”、“闹热”等词，鸡公就是公鸡，依此看来，都广之野便是广都之野，蒙文通认为应该就是成都平原。
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3000年前的太阳神鸟金箔
《山海经》是“代表巴蜀文化的古籍”，我们也可以从其对事物的言说方式、价值评判标准去验证。首先，其对上古帝王谱系的描述，迥异于北方中原文化典籍，对传说中人物的价值评判也标准各异。不同于中原地区儒家文化的“中庸”思想，《山海经》所载几大神话故事都响彻着一种顽强搏击的战斗呐喊。
在《左传》、《论语》等书中，羿是一个负面形象，而《山海经》则尽情颂扬其英雄豪气。“夸父逐日”述说体硕壮大的巨人夸父“与日逐走”，虽渴死而不息。“刑天断首”的不屈不挠，“精卫填海”的复仇精神及其“羽化”模式,“怒而触不周之山,折天柱,绝地维”,彻底摧毁既存世界的反叛者共工等,都洋溢着凌厉狂躁无比的批判精神。
可以说，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巴蜀文化精英辈出并且成就斐然，正有着其地域文化积淀和集体无意识的深沉根基。历代巴蜀作家成就显赫、艺术个性鲜明的原因，正在于其地域文化精神和地域人文性格模式最适应诗歌的艺术格局和话语方式。
《山海经》中“南、西、北、东”的方位“东、南、西、北”方位概念、以十万为亿的计数方式区别于中原以万万为亿的方法，特别是《山海经·山经》将巴蜀地区置于“天下之中”，以《中山经》集中记叙岷、崃、崌（蒙）等山系和江水流向，晋代郭璞在为之作注时就直接点明“都广之野”为“其城方三百里，盖天下之中也”，揭示出巴蜀先民虽处“西僻之国”却时常怀抱“戎狄之长”豪气的精神特征。
人类文化学理论认为，神话是人类在达到理性思维之前对世界的一种直觉思维和认识世界、解释世界的一种原始思维方式。例如曾被视为“天方夜谭”式神话的荷马史诗，在迈锡尼—克里特文明遗址，尤其是特洛伊古城遗址的发掘之后，才被证明其真实性而令人震惊。因此，神话和上古传说被人们公认为是人类童年时代“历史的影子”，《山海经》的行文虽然怪诞不经，但也有其厚重的历史价值。
参考文献：
邓经武《大盆地生命的记忆——巴蜀文化与文学》
萧易《〈山海经〉中的成都印象》
（来源：亚太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