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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理查德·弗兰纳根（Richard Flanagan）的电话采访进行到30分钟时，我（指本文作者Michael Williams）问了他一个问题：什么能让他产生希望？电话的另一头沉默了，只能听见空洞、机械的空气嘶嘶声。在我与这位澳大利亚布克奖得主通话的过程中，停顿和沉默时有发生。这并不是因为他不善应答——那绝不是他的风格——而是因为弗兰纳根是一位倾向于深思熟虑、面面俱到的访谈对象。他的一字一句总是十分精准，经过仔细斟酌，言之有物，意义深刻。
明确来说，他的新作品《醒着做梦的现实之海》（
The Living Sea of Waking Dreams
）本身就能给人希望。书中有些内容黯淡无光，讲述一个正在消亡的世界，谈论失落和悲伤，陈说不被家人理解和被社会忽视的感觉。但其中也不乏幽默元素——此书对荒谬和黑色幽默观察入微。这部小说无疑是在澳大利亚自然界迅速凋亡、消失、退化的背景下写成的，尽管如此，其内核仍然充满希望。这就是它的玄妙之处。
弗兰纳根目前身处位于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首府霍巴特的家中。他说，身边唯一能跟“保持社交距离”扯上关系的，就是放在酒吧吧台尽头、完全被无视的洗手液瓶子了。他原本计划在多个城市举行的新书推介活动现已搁置，取而代之的是一场将放送给各地书迷的录音访谈。根据报告显示，图书市场在这次全球疫情中表现良好，弗兰纳根笑了，他为此感到很高兴：“书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卖得那么好，也许是因为它们的作者都没露面。”
他跟往常一样开朗健谈，让人如沐春风。访谈节奏悠闲从容，谈论的话题五花八门。他一如既往地谦逊有礼，对重大议题尤为热情，我们的交谈很愉快。但目前他所痴迷的重大议题都不可避免非常残酷。大体上来说，整个世界正在走向衰亡，而且步伐不断加快。可“希望”在他眼中很重要。“我不想让这本书带给人绝望。虽然它创作于一段令人绝望的时期，但我并不绝望。绝望是理性的，而希望是人性的——这也许就是生而为人最重要的本质。”
《醒着做梦的现实之海》
“抛开其他不谈，这个世界在我眼里很美。我时常感恩于身边发生的奇迹——感受微风拂面，感受季节交替，感恩朋友的陪伴——随着年龄增长，我越来越惊叹于这些寻常之事。它们在我眼中是美丽的，我在这种美中发现了某种形式的希望。”
这个观点——有关美和感恩，有关如何在面对正在消亡的世界时心怀美好——便是《醒着做梦的现实之海》的内核，书中对看似矛盾的内容做出了解释说明。这本书的主人公是一位名叫安娜的成功建筑师，年迈母亲弗朗丝每况愈下的身体状况打乱了她井井有条的生活。她与两个兄弟一起——焦虑、结巴、善良的汤米，残酷而能干、决断力强的特尔佐——尝试着弄清楚应该如何去关怀一个即将离世的亲人。弗朗丝病入膏肓，疲惫不堪，她已准备好与孩子们做最后的吻别，但消逝从来就并非易事。
对弗兰纳根而言，这本书的灵感来自多个方面。首先是家庭，接着是气候紧急状态（climate emergency）和澳大利亚的森林火灾，还有约翰·克莱尔的诗作和人生（本书的标题就摘自其诗歌作品《I Am》）。弗兰纳根希望创作一个有关中年女性被社会忽视的故事，同时他也注意到了当下新闻周期和社交媒体贪婪而孤立的欲求。这本书把所有这些内容都囊括在内，听着他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我们便能对他之所以把这本书比作某种“高声尖叫”有更深的理解。
这似乎已是对这本小说所关注内容的全面总结，但片刻后他又给出了一个同样引人入胜的、有关创作灵感的解答：“我的一个女儿曾经对我讲过她上班时的一个故事，那个故事触发我写了这本书。她在医院工作，有一次他们收治了一位老人，他已经是将死之人，奄奄一息。可他的家人相当富有，有权有势，他们不允许他就这么死了，他们认为老人将死是对他们的一种冒犯。我女儿不明白为什么，但他们显然相当不悦。”
这两种说法迫切而令人着迷，在书中得到了同等体现，但也都仅仅透露了书中魔幻而现实的世界的冰山一角。“这就是访谈的问题所在，”弗兰纳根笑了。“人们总默认作家在开始写作前会有特定的写作动机，如果后来作家的书得以出版，就说明这个动机是成功的。但真正成功的作品都是那些脱离了作者最初创作意图、发展出全新内容的书。成功的小说一般都有点缺乏条理、自相矛盾和神秘莫测。与作家的成就相比，没有什么比他（她）最初的志向更不重要的了。”
“与作家的成就相比，没有什么比他（她）最初的志向更次要的事情了。”图片来源：Sarah Lee/The Guardian
弗兰纳根善于深思、小心审慎的性格再一次在他的思考、谈话和写作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他在概述这本书的架构和它宏大的主题、回答有关表达方式的问题，以及分析是否与前作《鱼之书》（
Gould’s Book of Fish
）的架构有相似之处时，就像研究生与死的理念一样兴致盎然。
我们又谈到了如何平衡书中的魔幻和现实趋向，他忆起了《百年孤独》中莱茵纳神父喝了可可茶就能在空中漂浮的片段。“我想起了那杯可可茶，你几乎能通过描述尝到它的味道。马尔克斯利用细节描写，让你相信空中漂浮是真实发生的事。”当谈到一本书何时能让读者感到豁然开朗时，他强调了表达方式和语气的重要性：“只要找到了正确的表达方式，你就什么都有了。”他还解释了自己为什么会在书中创作这么一个家庭——这个家庭跟他自己庞大而亲密的家族大相径庭——原因是他想探索一个由于创伤而互相疏远的家庭。
他参考了自己母亲的早年生活来刻画书中人物弗朗丝，但这两位女性之间至少有一点截然不同：“直到看着母亲在我眼前死去，我才意识到，自己有一天也会死。那是我人生中见过的最触动人心和美好的一幕，虽然这听起来有点奇怪，但确实如此。她去世前，有很多人陪在她周围：她用一生奉献他人，在生命走到尽头时，她躺在小房间里，整个房间和外面的走廊里来了四五十个人。她是三天后去世的，享年95岁。当时人们一个一个走进来跟她告别，他们得贴得很近才能听到她的话，因为她的声音很轻，她已经所剩无几了，但她说的每一句话都既妥帖又美好。一个人说完，她又转向下一个人，然后再下一个。但她的临终遗言是‘感谢所有人的到来，我过得很愉快。’”弗兰纳根笑着讲述这一切，笑声中充满爱意和风度。
我放下电话后，在墨尔本与外界隔离的家中静坐了片刻。疫情和这里采取的防控措施对当下这个时间和视角产生了奇怪的扭曲效果。在这个失重的、走向灭亡的时刻，外面的世界感觉特别遥远，当下的形势——我们通过移动设备与外界维系着既相连又隔绝的状态——令人感到严峻。弗兰纳根不仅描写了生与死之间的距离，在描写正在从世界上消失的生灵的过程中，他也捕捉到了我们此时此刻的生活中一些最基本的东西。
这本小说是在去年夏天完成的，当时的澳洲大陆正被滚滚的森林大火和浓烟所笼罩，这是2020年来临前的第一个末日前兆。“我花了好几年时间才弄清楚应该如何描写自然界的崩溃，”弗兰纳根说。“我认识到，自然界的崩溃代表着整个世界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我们也很可能随之而去。我希望使用一种善意和温柔的笔触来写作，因为在我眼中，抛开其他不谈，这首先是人类的尊严遭到了攻击。这种笔触就是我之前在探索的东西。我在尝试寻找一种能表达悲伤和可能性的全新语言。”
（翻译：黄婧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