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体中文
2011年3月20日，作者在岩手縣大槌町災區採訪。
文| 劉華
一晃之間，日本“3·11”地震已經過去五年。
五年前的今天，下午地震後，我和同事一起驅車從東京前往災區採訪。此後半個月的所見所聞，令我終生難忘：一座座城鎮被海嘯夷為平地，海水所過之處，遍地是房屋廢墟、傢俱、生活用品、汽車殘骸、海底污泥……即使有幾座鋼筋混凝土結構樓房殘存，也多是門窗盡毀，樓上掛着海嘯沒頂時帶來的網箱甚至小船，空氣中充滿了複雜的腥氣。
在我們到達災區時，大海已經恢復了往日的安寧。和風旭日，站在岸邊，面前是湛藍的海水，平靜而美麗，雪白色的海鷗低空掠過，就如什麼都未曾發生;而只要轉過身，就是沉寂的廢墟，其下是眾多曾經鮮活的生命。短短一會兒，他們就被海水推過了生與死的間隔。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還要在廢墟下沉睡一兩個月，甚至更長時間，才能被發現。
倖存者們也要遭受更多的痛苦。由於缺乏援助，在災後幾天那場大雪過後，災民們只能躲在寒冷的避難所裡，依靠每天一兩個飯團和一瓶礦泉水度日，很多人缺乏禦寒衣被。有些老人和病人躲過了海嘯，卻死於此後幾天的勞累與饑寒。
在那幾天裡，我們第一次看到日本人利用從廢墟裡拆解出的木料在戶外生火取暖。一些日本主婦也是第一次學會挖灶埋鍋做飯，第一次在廢墟中的冰箱裡尋找食物。日本人通常是內斂和隱忍的。但在當時，也會有人在路口徘徊，敲打往來車輛的窗戶，僅僅是為了索要一瓶礦泉水。這種物資匱乏持續了很長時間。災後第10天，我們在大槌町採訪時，看到了下圖的場景：災民們在朦朧暮色中排隊，隊伍綿延幾百米，前方盡頭是自衛隊的送糧車。如平時一樣，人們依然安靜而有序，但所領取的僅僅是2個小麵包和2瓶茶飲料——這將是他們第2天的口糧。
作為當時那段日子的親歷者，一些記憶已經逐漸模糊，但仍有很多記憶格外清晰。幾年來，關於災區，想到最多的是那時遇到的人——在日本東北沿岸的災區，一座座城鎮被海嘯夷為平地。採訪時能夠遇到的人，都是天災的倖存者。逝者長逝，生者要面臨今後的生活，他們後來如何了？
今天，再次想起了他們：
木村老人（精肉店老闆）
“3.11”災後第4天，在女川町採訪時，遇到了70多歲的木村老人。當時他正徘徊在自家“木村精肉店”的廢墟上，打算找些調料或炊具，給同在避難所的災民做飯。我和他一起找了一會兒，卻只找到一口不銹鋼鍋。看到他很失望和傷心，我也有些難過，但他卻反過來寬慰我：“你多保重！我今後的日子也還會很長的！將來肯定會好起來！”然後便拎着那口鍋，慢慢地向遠處高坡上的避難所踱去。
直至今天，我還能想起他清瘦的面龐，以及他那單薄的身軀在廢墟上徘徊的樣子。下面這張照片，就是木村臨走時，緩緩回身的一瞥。五年了，不知他現在何處，是又重開了自己的小鋪，還是在家裡頤養天年？
“反核”四十餘年，最終的勝利者
這位叫阿部宗悅的老爺子，是我在宮城縣女川町的災民安置區所見。那是2011年9月，災後半年，在自家的臨時板房前，阿部立了一面旗子，上寫着“原発廃爐”（廢止核電站）。正是看到這面旗子後，我才與他攀談起來。
女川町是女川核電站所在地。阿部宗悅曾經是一名漁民。1968年，日本東北電力公司計劃在女川町興建核電站。在當時日本社會普遍的反核、反戰背景下，當時42歲的阿部成為當地反對核電站運動的主要成員。這場運動，他堅持了43年，直到“3.11”。
我與他聊天時，他說道，雖然自己的家毀於海嘯，但令他欣慰的是，此生堅持的事業終於被證明是正確的。海嘯中，女川核電站雖然有驚無險，並未釀成重大事故，但當地人們大都已經清楚，在未來還可能發生海嘯的情況下，這裡已經不適合再重啟核電站，女川町以後將是“無核”的土地。
離任回國後，我曾給阿部打電話，但卻無人接聽。終於有一天，我在網上看到了一條女川當地新聞：就在災後第二年的7月，也就是我見到他後不到一年，他就因病去世了。
下圖，是2011年9月，阿部老爺子與我，在臨時住宅家門口的合影。我有時想，對他而言，畢生的理想已經實現，離開時也許是沒有遺憾的吧。（“原発”即為“核電站”之意）
一位東京電力幹部
說起“3.11”，不能不提福島。那年3月，在核事故發生後，我和同事一起到東京電力公司位於福島市的指揮部採訪。在那裡，我印象最深的人是那位現場技術負責人，連日缺乏休息的疲憊面容、面對新聞記者發問時躲閃但又不得不回答的尷尬、對核電站本身狀況的焦慮……
作為東京電力的部門負責人，他不能正面承認核事故的嚴重性；但作為一名技術人員，他可能又不願意像在東京的那些高管們一樣滿嘴胡言——當時東電高層甚至不願意承認反應堆已經洩漏。最後，他用非常猶豫的口氣告訴我們：“3號堆應是已經洩漏。”“現在還談不上今後展望和善後，能避免進一步洩漏就已經很好了。”
根據這次採訪，以及當天的其他採訪，我們寫出了稿子——《日本福島核電站事故處理可能長期化》。當時，日本政府和東電都試圖隱瞞核事故的真實情況，事故處理前景眾說紛紜，這條稿子是中國媒體第一次確認福島核事故將“長期化”。五年過去了，這條稿子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讓人欣慰。
當時的日本菅直人政府和東京電力公司試圖欺騙整個世界，而這名東電的幹部，卻保留了一名普通日本人的良心與勇氣。對於一名“體制內”的日本人來說，能在這麼重大問題上，對外說出與上司不同的觀點，這是極為困難的。5年過去了，我曾經若干次想起過他。他後來會如何？是仍然在東京電力工作，指揮核電站善後？還是已經離開了這家企業，另謀出路呢？
核污染區，那些回家的人
地震後半年，2011年9月，我和三位同事到福島核事故的污染區採訪，其中一處重要的地點是飯館村。這裡的核輻射程度已經達到“強制遷移”標準，因此全部民眾都要被迫搬遷。
理論上來說，這裡的村鎮應當是空空如也，但我們到達之後發現並非如此。這裡是福島著名的“飯館牛”產地，農畜業發達，百姓相當富裕。隨處看幾處民家，都是小樓、花棚，大片的田地……對他們而言，確實是“家業難舍”。有些老人知道這裡有輻射，但也知道輻射後果要過些年才能顯現。所以，他們寧願在輻射中住在自家，也不願意去住幾十公里外的避難所。還有的村民，組織了志願巡邏組，每天輪流驅車在村中往來，為大家看家護院。
這裡的輻射究竟是何種水準？我們帶了個人劑量儀。在路上隨手打開，就是3、4微西弗，而如果稍微往田地裡走走，6、7微西弗也很常見。在這種地方生活，相當於每天至少做一次X光檢查，而且還可能因吸入等原因遭受內輻射。那兩天的採訪中，個人劑量儀顯示輻射強度的“嘀、嘀”聲如影隨形，每逢污染較重的地方，它都會“嘀嘀嘀嘀”地快速蜂鳴，提醒人迅速離開。那段時間，這種核輻射測量儀器在日本各地脫銷。我們手中的裝備，是後方緊急支援的國產設備。順帶一提的是，後方非常周到地支援了防化服，甚至還在上面寫明了每個人的身高和尺碼，我第一次看到時非常感動。只不過，我們雖然把防化服帶到了福島，但卻始終沒穿——不穿，確實有危險；但穿上，就再沒法與當地的日本人交流，也就失去了此行的意義。
印象很深的是一對老夫婦，都已經70多歲了。他們把我們請到家裡做客，然後給我們拿出各種飲料。我們知道輻射區物流不暢，吃喝難得，所以紛紛推辭。而他們頓時臉色就暗淡下來，說道：“你們是不是也嫌棄這輻射區的東西？”我們趕忙又都接下來，與他們邊喝邊聊。也正是他們說：“如果真的因為輻射得病，也是二三十年之後，我們不去想那個時候的事情。”在採訪時，我還注意到，在這家院子裡，有幾個垃圾袋——即使是這種情況，這對老夫婦仍然在按照日本人的習慣，分類包裝垃圾。
下圖，是與同事仁兄在飯館村人家採訪。回國後，我有時也會想起飯館村，想起這些有家難回，又不得不回的人們。五年過去了，他們如今怎麼樣了？
災區“失聯”的中國研修生
在日本的災區，還有一群特殊的災民，那就是中國人。他們有中國的研修生，有嫁到日本東北的中國媳婦，還有娶了日本姑娘的中國小夥。
海嘯後，沿海城鎮大多與外界失去聯繫，這裡有不少前來工作的中國研修生。災後第三天，我和同事在宮城縣南三陸町一處避難所門口，看到幾位像中國人的姑娘。我們用中文問道：“你們是中國人嗎？”這幾位姑娘聽到後先是跳起來大笑，然後就開始相擁而泣。“我們是研修生，在日本工作了3年，原定明天回國，沒想到就差這麼幾天，卻遇到了海嘯！”一位來自盤錦的姑娘告訴我們。地震後三天，她們一直沒能和國內親友聯繫上，原本家人已經定好接機的時間，如今卻不知要急成什麼樣子。那天，我們給她們拍了照，用海事衛星發了圖片稿，這也是一種特殊的報平安。
2011年3月23日，作者在宮城縣南三陸町採訪美國海軍陸戰隊運送救災物資，美軍飛行員從背後沖出合影。
2011年3月23日，作者在宮城縣南三陸町，採訪日本陸上自衛隊第15旅團士兵。
大約一周後，我在另一處災區採訪時，手機接到一個電話，是其中一位姑娘的父親，他不知是怎麼找到了我的電話號碼，很激動地打來電話感謝，語無倫次而又充滿溫暖，說我們為她們報的平安，不知讓多少父母、老人免于徹夜的等待與焦慮。每年3·11時，我都會想起在南三陸町避難所前用中文打招呼時，這些年輕人的表情。
如今，她們已經回國5年了，如今應該在自己的城市安居樂業。今年的“3.11”，她們會想起當年場景麼？
五年說來漫長，其實只是彈指一揮間。這次地震海嘯、這次核事故，以及此後的日子，改變了我，也改變了很多人。在今天這個特殊的日子，寫下這些文字，以志紀念。願生者安好，逝者安寧。
2011年9月，作者回訪災區時留影。
作者簡介：
本文作者劉華，新華社前駐東京分社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