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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鼠疫》，还有哪些关于瘟疫的文学值得我们在此刻捧读思考？
池莉写于1997年武汉汉口的小说《霍乱之乱》，讲述的是作为传染病医生的“我”遇上了“早已绝迹”的霍乱的故事；迟子建的《白雪乌鸦》取材自1910年哈尔滨鼠疫的历史档案，重现了鼠疫突袭时的市井风俗景象；毕淑敏的《花冠病毒》基于2003年SARS时期的一线采访，写出了瘟疫蔓延时城市封锁、物资短缺、自杀事件四起的惨状，从研究病毒、应对病毒的角度呼吁人类需要更加谦逊地面对自然。马原写于1986年的《虚构》更是描摹了“我”潜入“麻风村”所遇见的画面，麻风病人被疾病摧毁的面容与身体，无疑令人感到不安。相较于《鼠疫》和《霍乱时期的爱情》，以上几位作家书写传染病的作品都有着更为显著的中国语境，比如《霍乱之乱》与《花冠病毒》都提及了对于传染病消息的严格管控，以及政治在公共卫生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
二月中下旬，新冠肺炎的疫情似乎有所好转，而拐点仍未到来，对于仍身处疫情漩涡的我们来说，此时书写现实也许太过仓促，反思灾难可能也太过超前，翻开过去的作品，说不定可以得到对瘟疫现实的或者未来的启示。
池莉《霍乱之乱》：科学启蒙愚昧
池莉写于1997年武汉汉口的小说《霍乱之乱》，讲述的是作为传染病医生的“我”遇上了“早已绝迹”的霍乱的故事。——霍乱“早已绝迹”，这是当年“我”和同学们在念医学院时被告知的，不光是霍乱，其他传染病如天花、鼠疫在课本上都是已经被战胜的疾病，传染病课本不属于考试重点，学生在课堂上学会的不是应对疾病的办法，而是老师对业已战胜疾患的自豪感。正因为人们相信传染病都已经被完全消灭了，传染科被看作是最不重要的科室，“我”作为流行病医生也暗自怀疑自己的职业的价值。
即使过往的医学训练将我们训练得如此“自信”，“我”作为医生对霍乱的处理也还算及时。“我”和同学第一时间就发现了霍乱病症，迅速联络了始终专心研究传染病的资深专家，也对发病地和疑似病人采取了周全的迅速的隔离行动，医院方、政府方也分别出动力量配合医生的工作，正因为有这样周密的配合，在14天之后，霍乱症状就消失了。
我们可以从《霍乱之乱》中读出的是，年轻医生以隔离方法有效控制传染病蔓延，表面上是医学救死扶伤的叙事，实质上是科学启蒙愚昧的故事。科学终将启蒙愚昧的信念奠定了小说的乐观基调，许多情节也是围绕科学与愚昧的冲突展开的：比如说，医学课本没有写清楚霍乱消失的原因和过程，只是“含混武断”地认为它消失了，主角之一指出这样的课本是“不科学的”“混账的”；患病的民工抗拒治疗、抗拒隔离，医生也费尽千辛万苦找到了他们，完成了科普教育。小说结尾更是强化了这一点，最终，在新一代医生的努力下，“不科学”的流行学课本课本终于变得“科学”“实事求是”了。
毕淑敏《花冠病毒》：病毒永生
与《霍乱之乱》书写真实存在的传染病不同，毕淑敏的《花冠病毒》围绕一种虚拟的病毒展开，虽然小说的灵感和材料与SARS有关。毕淑敏在书写病毒席卷燕市时，不仅写到了病毒对人类肌体的伤害，还着重描摹了病毒在社会层面与心理层面对人们的影响——因为病毒的侵害并不是“斩立决”式的，而是有条不紊、步步为营，足以影响到所有人的。她为读者绘制了一副暗淡的图景，在与病毒的长期拉锯战中，人们就算不被病毒杀死，也很可能会被孤独忧郁和颓废折磨至死。借此，小说呈现出瘟疫的严酷性：在这场灾难中，受到威胁、遭到破坏的不仅是个体生命，社会秩序、公众信任与人伦道德都有可能土崩瓦解，而这一切已经远远超出了医学所能救助的范畴。
《花冠病毒》
毕淑敏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2年
《霍乱之乱》讲的是要科学地认识到传染病的存在（而非政治性地喊口号，一厢情愿地自信病毒已经被消灭），以科学的方法对待它，与之相比，《花冠病毒》对科学拯救人类本身都存有质疑，小说中多次警醒着读者，病毒比人类的历史悠久太多，病毒对人类的威胁不会随着科技发展而减弱，人类想要战胜病毒是太过天真了，“病毒比人类要古老得多，它们是我们的祖先。”科学并不必然战胜病毒，相反地，人类是因为还不够了解病毒，正因为对这样无知，所以才如此大胆。
迟子建《白雪乌鸦》：死亡阴影下的生机
迟子建的《鼠疫》以1910年哈尔滨大鼠疫为基础资料，还原了鼠疫降临时傅家甸的市井风俗百态。这场鼠疫最早出现在俄国境内，随后经由满洲里，蔓延至哈尔滨，由流民捕猎旱獭引发。小说对这场历史上的鼠疫的描绘，如同风俗图卷一般逐渐展开：时间顺序是按照二十四节气编排的，从霜降、小雪一直写到清明；交叉着多个家庭故事线索，有男人、女人、孩子和老人的生活，充满算计与欲望的男女性事也从未消停，这也使得对瘟疫的书写充满了鲜活的民间气息。
《白雪乌鸦》
迟子建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年
一开始人们并没意识到鼠疫的杀伤力，直到死亡人数飚升至四百余人，紧张的氛围才骤然降临——店家纷纷歇业，熟人在街上见面也都彼此隔着远远的打招呼。随着疫情的发展，小说中市井街巷的热闹已经转向地狱般的凄惶，染病的人死了，送葬的场面比以往冷清许多，“染疫的人死了，悄无声息的，送葬的人零零星星，且都掩着鼻子，好像死者是块腐肉。跟着送葬队伍的，只有半空中盘旋的乌鸦。它们呀呀叫着，欢欣无比，不知道人间已成地狱。”恐怖画面愈来愈多，尸体开始出现在街头，有人是在街上走着走着就倒地身亡，有的人则是死在家中，后被人弃尸市井。
因为故事发生于100多年前，小说里提及民间应对鼠疫的方法，更有一层神秘主义色彩，小说写道，为了预防鼠疫，人们发明了许多方法——唯独不愿实行消毒法。有人迷信放血，有人信赖刮痧针灸，还有人不食五谷，端坐家中，中医用生锈铁钉煮水喝来“排毒”，更有神乎其神的“过阴”——会过阴的人就像短暂的神灵附体，可以传达神仙的旨意，道出来人的前世今生所犯下的罪孽，只要来人诚心悔过，便可以受到庇佑不染鼠疫。
日复一日，受死亡的威胁久了，傅家甸的人们似乎也麻木了，又敢恢复往日的习惯聚堆说话了，瘟疫和生死成了日常交谈的话题。他们品评谁家的寿衣好，棺木该埋多深——仿佛这其中也有着一些生活的趣味，连对于棺材的描写也讲究到棺材外的花纹与寓意：“最奇妙的，是棺材头的正面有一片花纹，组合成了一朵莲花，莲花周围又有弯曲的水纹，人人看了都说这棺材的主人，将来能升天。”
与《霍乱之乱》与《花冠病毒》相似，《鼠疫》也提出了抑制疫情的方法，体现为新的科学方法的引进，包括病区隔离、口罩普及以及封城政策等等，而这也与先前的放血、过阴等古怪的土方形成了对比。只是，小说在介绍这些新方法的同时，仍然保留了对民间生活的描绘，仿佛是在说明傅家甸人并不是被动地接受这些方法的，他们也将过去的生活经验代入了“科学的新方法”中。比如封城时人们的互相见面，他们还是保留了先前的交流方法，“男人们在家里太压抑了，碰到一堆儿，就要摘掉口罩，抽上一袋烟，隔着几丈远，开几句玩笑；女人相遇了，则嘀咕几声谁死了，谁又被隔离了等等。”这种在死亡威胁下的日常生活描写，用迟子建在后记中所说的话就是，“将那缕死亡阴影笼罩下的生机勾勒出来”。
马原《虚构》：缺损的面孔与完整的温情
马原的《虚构》讲述了汉人“我”为写小说，在国家指定的麻风村玛曲村度过七天的故事。“我”偷偷溜进这个病区，是“把脑袋掖在腰里”，仿佛一次探险，刚一进来，就看见了一群麻风病人的赤裸身体：有三个女人在阳光下沐浴，其中有一人身上趴着个男孩在吮奶头。而当他准备与女人们交流，发现这个胸前有男孩的女人的脸令他毛骨悚然，“鼻子已经烂没了，整个脸像被严重烧伤后落了疤。皮肤发亮，紧绷绷的。表情奇特，两个瞳孔外斜，像在看我又不像在看我。”在后来与这个女人的交往中，他再一次注意到她的面容，她没有鼻子的两个鼻孔，在对这样的一张脸说话的时候，“我”甚至忘记了恐惧，只觉得这两个小洞“滑稽到荒唐的程度”。对于被麻风病残害的面容的描写之后一再重复，麻风村人看起来十分相似，塌鼻梁，皮肤发亮，两眼距离过宽、还都有些斜视。他们的动作也令“我”感到好奇，他们都是不声不响地进进出出，就像哑剧演员，也像是幽灵。
“我”因为淋雨生病被麻风病女人收留，住进了她的屋子接受她的照料，某一个夜间，“我”在月光下看到了她的光腿，”她的一条光腿从襟袍伸出来，圆滚滚地泛着浅浅的光泽”，这让“我”这个男人感到激动。与《乌鸦白雪》中的性描写充满热烈的人间气味不同，这是一段温馨而怪异的描写：“盖在膝上的羽绒服掉到地上，我无意捡起，我凭直觉知道她紧靠着我的肩膀是赤裸的。”“我永远也忘不了她的温情。我知道这种激情的后果也许使我的余生留下阴影，但我绝不会为此懊悔”。
“我”经历的并不是瘟疫爆发的现场，只是经历了村庄封锁后的怪异的平静，“我”观察他们已经受过侵害的躯体与面孔、古怪而安静的行为，还有因为麻风病而单纯到只剩活着的生活。麻风病已经不仅是一种疾病或残疾，它划出“我”与“他们”的界限，麻风村的世界是“我”愕然发现的、完全不同于熟悉世界的彼岸世界，而最令人不安的是，“我”的观察也不仅仅是观察，最终竟然无法遏制情欲与其中的一位女性麻风病人发生了关系，这种联系使得小说模糊了“我”与“他们”、正常与古怪的边界，让人感受到随时可能袭来的危险，隐隐觉得不安，“我”是否会成为“他们”的一员，而这种不安将持续很久很久，用小说中的话说，“我当初不知道麻风病的潜伏期最长可达二十年以上。”